浙江经验：新时代乡村文化空间重构

我国大多数农村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化和传统民俗活动，这些自发的传统活动一般较受民众喜爱，但有待深入挖掘和开发；同时民众对政府主导的福利型文化建设并不完全满意，这成为我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亟待改变的现状之一。进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就是要发挥乡村社会中的传统文化力量，通过正确、积极的引导使传统文化生活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实现其时代价值。如何理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与村民传统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促进公共文化空间同传统乡村文化生活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目前进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而浙江文化礼堂建设实践经验或可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一）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背景及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然而，快速的城镇化、工业化在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乡村社会面临着被城市解构和同化的问题。城乡发展差距的逐步扩大，导致大量农村青年不断外流，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在目睹了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之后，不自觉地成为城市文化的传播者，消解乡村居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传统的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由此农民产生精神上无家可依，乡村文化建设出现“精神黑洞”等现象。如何走出乡村文化建设发展的困局，重构农民的精神文化家园，成了当前乡村振兴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为破解乡村文化建设难题，建设“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农村，2013年，浙江省正式启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活动。当年5月，浙江省委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提出以“文化礼堂、精神家园”为主题，以设施建设与内容建设相同步，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以点带面、形成特色，整合资源、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农村文化礼堂在提升农民素质、打造精神家园、繁荣农村文化、促进农村和谐中的重要作用为基本目的，以内容为先、资源整合、分类推进、彰显特色为原则，在全省行政村建立建成一大批有场所、有展示、有活动、有队伍、有机制，集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礼堂。^[9]该意见尝试将文化礼堂建设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载体，通过重构乡村文化生活的方式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开展。

文化礼堂建设，就是利用村中原有的“礼堂”空间意蕴，结合当下时代特质，构建出一种全新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模式。文化礼堂是一个集礼堂、讲堂、文体活动场所于一体的村级文化阵地综合体，将“有场所、有展示、有活动、有队伍、有机制”和“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集于一体的“五有三型”作为基本标准，具体建设要求为：能够满足农民群众举办文化节庆、文化仪式、文体活动以及村民议事集会等功能需求的有一定规模且配有舞台；面向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政策宣讲、科学与法律知识普及、生产技能与健身培训等；拥有完备的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广播室、“春泥计划”活动室、群众体育活动设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网点等文体活动场所。农村文化礼堂一般都建在人口相对集中、经济社会基础比较好、具有鲜明文化特色、农民休息聚集的地方。每一个文化礼堂都有一定的规模，目前建成的最小的文化礼堂有300平方米，大的则有1000平方米。文化礼堂的建筑风格、展示内容、活动样式、模式机制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一村一品牌，一村一模式，形成了差异化建设的特点。截至2020年末，浙江全省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4341座，其中五星级文化礼堂812座，500人以上行政村覆盖率超过74.5%。文化礼堂还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具体承接场所，承载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主要活动，其功能也正在不断扩展。^[10]

（二）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内容

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实践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与韩国村民会馆建设相似的“新建”特点，即通过建设新的公共文化空间的方式来为公共文化建设奠定基础；二是对文化活动的高度容纳和全面整合，即将日常文化活动、传统民俗活动、农民教育活动、先进文化宣传等文化活动均纳入文化礼堂的建设和运营中；三是在文化礼堂建设过程中，政府起到重要的指导、带动作用。

文化礼堂作为一种新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其“新”主要体现在“场景新”和“设施新”两个方面。“场景新”是指文化礼堂虽脱胎于传统的礼堂，但其现实功能已远非传统礼堂所能比拟。文化礼堂不仅是村民进行集会、开展集体活动、举办节庆仪式的地方，还是村民开展各类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这些功能是传统的礼堂所不具备的。如村民可以在文化礼堂中开展包含但不限于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现代文明的节庆礼仪、乡风文明、教育培训、文体娱乐等各项活动；春节祈福迎新、欢度国庆、重阳敬老、儿童开蒙、成人仪式等文化礼仪活动；民俗民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文化礼堂等活动；职业技能培训、校外实践学习、闲暇教育、现代生活教育等学习活动；让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赛事、健身指导进入文化礼堂等活动。“设施新”是指文化礼堂的建设并不仅仅是一个“礼堂场馆”的建设，而是在“礼堂”的基础上对各类文化设施进行的一套系统性的建设，即文化礼堂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在物理空间层面不仅表现为文化礼堂自身的建设，还包含了其他可为文化活动开展提供支持的各类设施的系统性建设。如在文化礼堂中通常设置“村史廊”“民风廊”“孝悌榜”“寿星榜”“贡献榜”等展览展示设施，通过展览墙（室、馆）等不同展陈形态展示村史村情、乡风民俗、崇德尚贤、美好家园、文化遗存、先贤故事、物产特产、重大事件活动等内容，宣传本村的精神文化传统。^[11]文化礼堂也根据所在村庄的具体情况开发成多种不同的形式，如有些村民主动拿出家中具有纪念意义的党史、革命史等文物、物品，建起“红色土楼”“红色驿站”；温岭沈岙村文化礼堂复建了古代文化书院、文化广场等设施，改善了村庄环境，为村中的公共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色彩。^[12](www.xing528.com)

相关文化设施的体系化建设，体现了文化礼堂对文化活动的高度容纳和全面整合的特点。活动空间的建设是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重中之重，文化礼堂建设的一大目标就是为村民的各种文化活动提供一个合适的场所，尽可能地满足村民对不同类型文化生活的需要。目前，文化礼堂已是村民开展日常性文艺活动、教育培训活动、红色文化学习活动、民风民俗建设活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活动、基层民主建设活动、先进文化宣传活动、民俗民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展示活动等多项活动的举办场所，成为本地开展文化生活与进行文化建设的主阵地。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充实了文化礼堂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功能和文化属性；让村民在参与文化礼堂的文化活动中较好地满足自身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加深村民对本地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环境的体悟；加强同其他村民的交流与互动，培养团结意识和共同意志，敦促村民共同进步；强化村民与基层政府及自治组织的联系，促使村民参与到村庄建设中，进一步提高村民自治水平。

而政府在文化礼堂建设中所起的推动性和制度建设层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相关政策保障方面。2013年5月，浙江省委办公厅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各地开始正式尝试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2014—2015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同志先后两次考察了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对其建设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为文化礼堂的建设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17年，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星级管理办法（试行）》，提出通过星级管理的方法进一步推进农村文化礼堂长效机制建设，提高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为文化礼堂的具体实施构建了评价体系。^[13]2018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出台《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实施纲要（2018—2022年）》，从宏观层面为浙江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拟定了具体的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为文化礼堂的建设指明了发展道路。2019年、2020年，浙江省委宣传部会同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体育局分别印发《推进社区教育进农村文化礼堂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浙江省体育进农村文化礼堂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为构建内涵丰富、功能齐全、服务能力不断增强的文化礼堂提供了指导性的方针意见。^[14][15]文化礼堂的建设在相关政策的指引下，朝着规范化、体系化的方向迈进。

（三）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经验

文化礼堂的新建特点、对文化活动全面整合的特点以及政府主导的特点给我国其他区域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首先是关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否需要新建的问题。国外的建设经验总体上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其中以法德两国的建设方案较为典型，他们的建设方案主要强调保护村中原始风貌，避免大拆大建对乡村环境产生破坏。这种方案的优势在于维持了村庄的原始样貌，维护了原生的文化环境，但这种方案对政府和村民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管理和运营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环境复杂多样，使这种困难在无形中被放大，因此，“保守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我国乡村建设实施的难度较大。我国当前农村地区因人口外流等原因导致村中闲置土地和闲置空间不断增加，在客观上为新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提供了有利条件。浙江文化礼堂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新建方式在我国农村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是新建方式下不可多得的一次宝贵尝试。

其次是文化活动的整合问题。政府主导建设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通常可以在规划、建设、运营的过程中获得财政、政策、行政等方面的诸多便利，为顺利开展农村文化礼堂的活动提供必要的官方支持；在接受来自政府及社会各界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时相对更加便利且高效，但也容易产生政府文化产品供给和村民具体需求相脱节的问题，积极整合村民自身现有的或具有特色的文化活动是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找到的解决方法。对村民原有的特色文化活动进行整合，拉近了文化建设与村民生活之间的距离，使得村民在文化礼堂进行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与现实生活的剥离感，促进了文化礼堂与村民之间的文化联系。

最后是政府主导的问题。政府主导的建设方案不仅可以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提供整体规划和指导，还可以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提供制度性保障。关于“政府应该管什么”和“政府应该管多少”，如何合理、适当地发挥政府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的作用等问题，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中，只在宏观层面起到指导性、统领性、方向性的作用，即更多地在整体规划、顶层设计等方面起作用；在具体实施中，则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基层党组织的活力，通过基层自治的方式实现文化礼堂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