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研究

韩国与中国同处东亚地区，地缘因素使得历史上中国与韩国的关系较为密切。从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发展历史上看，中国与韩国在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社会结构、政府同农村社会的关系等层面具有较高的相似性。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开展“新村运动”，成功实现了乡村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乡村社会振兴、城乡差距缩小等目标。韩国乡村建设充分利用了“村民会馆”这一公共文化空间来带动和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进程，有效促进了韩国乡村文化环境的改善和乡村居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成为韩国乡村文化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韩国“村民会馆”模式的成功经验，成为东亚国家通过新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方式带动乡村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为不少基础发展条件类似的国家提供了借鉴，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村民会馆的建设背景及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韩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工农业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增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据统计，韩国的农业人口比重从1950年的70%降至1971年的46%。^[4]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加剧，农村地区社会经济面临崩溃。为解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1970年4月，朴正熙政府提出在农村开展以“勤奋、自助、协作”为指导思想的自助运动——“新村运动”，即在政府的援助支持下，各村庄根据自身情况制订有针对性的改善计划，以实现农村发展。次年，韩国政府开始正式推动这一计划的推广与实施，“新村运动”正式开始。

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扩展阶段（1974—1976年）、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通过五个阶段的建设，韩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村民会馆制度正式确立。1971年，各地乡村纷纷开始兴建村民会馆，不久之后全国3.595万个村庄全部建立村民会馆。村民会馆的建成，推动了新村建设人才的培养，城市知识分子和精英纷纷到乡村推广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发展，促进了民间组织的建立和完善，对培育国民伦理道德、培育民众共同体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村民会馆的建设内容

村民会馆是韩国乡村公共文化事业建设中最重要的实践内容，是韩国“新村运动”中文化建设的典型。在“新村运动”开始前，韩国乡村社会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村民的文化活动较少，文化精神较为贫瘠，村庄文化建设聊胜于无，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精神意志层次、公共道德等方面的建设更是无从谈起，乡村整体文化环境建设严重滞后。村民会馆的兴起和发展，很快改变了这一现状。

第一，村民会馆的建设为韩国乡村的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了物理空间上的支持和保障，为开展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条件。村民会馆建成之后，村民便有了参与培训、开会议事、开展各类活动的公共场所，政府向农村社会提供各种农业技术培训和交流等公共文化产品也有了可依托的现实场景。村民会馆的建成极大促进了新村教育的推广。到20世纪90年代，村民会馆中开展的新村教育已成为村中较重要的公共文化活动之一，村民在会馆中接受新村教育，共同学习农业知识、交流讨论农村生活经验等，村民会馆成为韩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例如，在村民会馆中，农民会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进行交流，村民们分享经验，积极参与新村的建设规划，共同讨论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促进共同意志的形成。此外，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活动的开展，囊括了家政、伦理、礼仪、家庭关系、书法、外语、文艺等内容，对提升村民文化素质、丰富精神生活及构建和谐村社起到了重要作用。农忙期间，大部分村庄还会在村民会馆内开设公用厨房或货摊，妇女在会馆中进行交易，儿童在会馆中游戏，使会馆同时兼具了村中公共交易场所和公共娱乐场所的功能。可以说，村民会馆为开展各项文化活动提供了便利，进一步推动了韩国乡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www.xing528.com)

第二，为维持村民会馆顺利运营、保障村庄公共文化建设顺利推进，韩国还在管理人才培养和扩大民众参与层面做了不少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72年“新村运动”伊始，韩国政府便设立了中央研修院，旨在为“新村运动”培养符合实际需要的、拥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村运动指导员。村民会馆中也随即开展了对包括新村指导员、公务员等人员在内的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职务、不同社会背景的新村人才的教育，主要包括意识革新教育、经营革新教育、青少年教育、外国人教育、幼师培训教育以及市民教养教育等内容。同时，韩国政府提出在农村中培养“立志为家乡建设献身的中坚农民”的设想，在新村推选了一批骨干农民进入农业大学进行培训。^[5]20世纪70—80年代，韩国新村教育对象遍及农民骨干、新村指导员、农协组长、公务员、企业人员、大学生干部、工厂新村指导员、军队士官生、医生、侨胞等众多群体，对推进“新村运动”、促进乡村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村民会馆的建设经验

面对乡村公共文化生活没有依托空间的状况，韩国选择了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解决方式：新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去承接各项公共文化生活。这种解决方式看似常规，但需要面对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建设成本、运营成本、村民认同情况、实际功能实现情况等均需得到较为充分的考虑。韩国的尝试或许向我们证明了新建专门用于开展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公共文化空间的确是一条行得通的道路，在操作得当的前提下，可以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推动力。

作为韩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典型代表，村民会馆的兴建不仅为村民公共文化活动及新村教育活动提供了场所，还为韩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物理空间建设的角度看，村民会馆作为一个专门的、为容纳村民文化生活而兴建的公共文化空间，其突出特点在于其功能上的专业化及其背后的政府主导特色。此外，村民会馆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各类文化活动的高度整合性。由于村中原本并没有专门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各类文化活动在村民会馆中进行整合的做法似乎无须做太多考虑。但实际上，若对各类文化活动没有进行有效认识和整合，村民会馆对文化活动的整合便会变成简单的堆砌，不仅整体文化效益无法得到体现，文化活动自身的活力也会被削弱。韩国村民会馆对于公共文化生活整合的经验为我国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思路。

村民会馆建设的第三个突出特点是对农民教育活动的承接。农民教育是培养“新农民”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推动村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农民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农民参与度不高、培训设施供给不符合实际需求、具体培训方式与农民的接受能力之间存在差异等，都会阻碍农民教育的实际推进。针对这些问题，韩国的解决方案是将全部的农民教育活动均纳入村民会馆。村民会馆不是行政机关的驻地，因此农民在参与农民教育活动中不会产生“应付官差”的心理，同时村民会馆也可根据实际教育需求对具体设施进行布置和完善，这就有效避免了行政机关驻地功能设施与农民文化活动设施建设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