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研究——解决良性运行机制缺失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日趋完善。有学者指出，为适应社会发展新变化，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经历了回归复兴、扬弃发展和深化完善三个阶段，构成了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发展的历史链条。2017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对农民文化权益的保障由政策性保障转向制度性立法，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有了法治化依据。然而，在国家乡村公共文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深入、相关制度化建设日趋完善的过程中，仍存在有效运行机制，尤其是良性运行机制缺失的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除相关法律法规还未完善，诸如涉及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公民参与、民主监督、市场与政府相应责任、文化供给过程，以及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风险预警等程序性制度安排，也并未完全纳入法治化规范之中。^[30]

以新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为例，包括国家主导建设的五大文化惠民工程在内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如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普遍存在良性运行机制缺失的问题。以乡镇文化站为例，作为国家推进乡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阵地，乡镇文化站承担着宣传政策法规、组织文娱活动、举办培训班展览、辅导与培养文艺骨干、促进乡村特色文化发展等职能。但是，完全依靠国家公共投入支持的乡镇文化站出现了“重建设轻管理、重设施轻内容、重供给轻服务”等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场地空置、建筑闲置、功能虚置等“空壳化”现象。此类乡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效率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良性运行机制缺失，进而导致乡村文化服务内部供需结构的“脱嵌”。格式化的管理机制和行政供给的分配机制，使乡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了一种“内向封闭型体制”，整体秩序有余而活力不足。乡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主要由国家主导建设，是符合现代性发展趋势的公共文化场所和公共文化活动，是一种外生性的“他组织”公共空间。因此，在管理与运行中尤其需要处理好国家统一供给与民间自发供给之间的张力，在管理机制、活动机制、服务机制等方面积极吸纳与引导民间文化力量的参与。如何定位好政府的角色，激发乡村的内生活力，使乡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能够扎根乡土，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https://www.xing528.com)

当前，政府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的角色错位问题较为突出。政府主导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在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中政府关于自身角色定位的问题还要引起重视。一方面，我国当前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大多是政府主导。政府在其中多以建设者、执行者姿态出现，容易导致政府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过程中只是单向度地向乡村输送文化，而较少考虑村民实际的文化需求，造成政府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与村民的需求不匹配，公共文化供需失衡，产生供需矛盾，引发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缺乏相应的机制和措施来引导和规范各方力量有序参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很多地方在市级层面有丰富的文明实践建设载体和资源，但是到了村镇一级资源就变得十分有限，活动承载力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市级层面“一头热”，基层个别地区各自为政、闭环运作的问题，资源整合程度有待提升，组织系统有待完善。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其决策、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等运行职能，全方位整合人力、物力和财力，努力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当地民众主体的实际情况，对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群体给予必要关注，综合考量村民的文化需求和乡村的文化发展需要，形成相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