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解决弱化现象

（1）功能弱化。一方面，乡村人口“空心化”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功能弱化。城镇化的发展让青壮年一代有更多的机会外出打工，甚至落户城市。城乡生活的较大反差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再回到乡村长期生活，导致很多村庄仅有老人和儿童留守，造成乡村地区人口流失，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产生乡村“空心化”现象。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使许多乡村逐渐形成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的社会，文化需求与原有的乡村社会相比产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类人群的文化消费欲望不强烈，主要文化生活方式较为单调，典型文化活动有看电视、打牌等。文化消费需求低，导致民间艺人人才流失严重，文化活动难以展开，农民的文化娱乐方式甚至从公共领域退回到私人空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失去了其应有的效用，文化功能逐渐被其他功能侵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逐步萎缩弱化。另一方面，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式微。乡村是我国社会的基础，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乡村正在逐渐步入“后乡土社会”，无论是居民收入、生活条件、消费习惯，还是乡村治理模式、社会风俗、文化传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在“后乡土社会”，村民逐渐从传统的家族、宗族、阶层等集体中脱离出来，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自身能力、社会关系、市场机制等渠道获取资源并实现人生价值。因此，建立在社会互动基础上的乡村公共空间面临不少困境。例如，由于缺少保护，一些饱经风霜的祠堂、戏台、古院落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面貌。乡村文化公共空间的式微带来了农民对乡村文化的情感疏离，造成了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传承的断裂与消解、乡村精神秩序的坍塌。^[21]

（2）主体性弱化。一方面，主体性弱化表现为乡村人口的流失。村民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参与的主体，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乡差异显著，大量乡村人口，尤以青壮年为主，出于发展和谋生的目的前往城市工作，造成乡村人口数量减少，导致“空心村”现象的出现。以老年人、儿童为主的留守群体普遍知识水平、认知能力不高，对文化活动的参与意愿较低。乡村文化主体的流失，导致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无人参与，进而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动能的削弱。另一方面，主体性的弱化表现为，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过程中，乡村居民主体性地位不突出。政府主导下的资源供给仅仅是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外生动力，只有将其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并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22]但乡村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压力机制、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缺位。例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一项由政府主导的凝聚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但在其建设过程中常忽视乡村居民参与实践活动的主体地位，其需求反馈渠道不通畅，因而在政策的制定与推行过程中缺少了广大乡村居民的参与，导致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内容的针对性不强，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不高，活动内容对乡村居民吸引力偏弱，人民群众对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削弱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功能。此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存在受众面小的问题。在我国广大乡村，基层理论宣讲的受众多为老人、儿童等留守群体，同样需要进行知识普及、理论渗透和思想武装的乡村青壮年人群对文明实践活动的参与度相对较低。

（3）参与弱化。参与弱化首先表现为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参与弱化。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往往由乡村居民根据生产生活经验自发构建，是一种内生性的“自组织”公共空间，以宗祠、戏台、寺庙、教堂等公共场所，乃至谷场上、大树下、池塘边、房前屋后等天然场地为代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加速，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传统乡村社会“差序格局”逐渐松动与瓦解，表现为人情关系日益淡薄、邻里关系逐渐陌生、宗族关系日益淡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干群关系矛盾冲突多发等乡村社会现状。村庄内生的公共秩序构建能力逐渐丧失，村庄文化共同体难以维系，传统公共文化空间逐渐走向衰落。其次是文化惠民工程出现“弱参与”现象。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最终目的是使村民受益，提升老百姓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根据傅才武和王文德^[23]对我国21省（区、市）282个行政村的调查，当前乡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有较为强烈的需求，对国家和政府建设的文化惠民工程基本认可，但期望率高、满意率低，表现出一种“弱参与”（假性参与或象征参与）特征。一方面，村民对惠民工程的知晓率不高。一些社交性较强的惠民项目如表演类、娱乐类文化活动具有较高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但其他项目例如农家书屋、文化资源共享工程、科技下乡工程，村民的知晓率和参与率远低于前者，惠民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主动自愿参与惠民项目的比例不高，陪同他人参与、村组织有偿邀请参与等现象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虚假繁荣、政策空转的现象。(www.xing528.com)

（4）传统乡土文化认同弱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现代化步伐不断推进，乡土文化的认同感正在遭遇危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价值理念、共同体意识发生了变化，但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村民的文化认同普遍下降。一是村民价值观发生变化，在经济因素的裹挟下，村民们对乡土产生了情感的背离，对乡土文化产生了认同危机。不少村民积攒财富，努力逃离村庄、逃离乡土。二是乡村人际关系的日渐疏远。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开放环境下，相较于对现代性的热切追逐，乡村文化原有的价值理念显得苍白无力，村民关系日渐疏远，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弱化，一时难以培育文化共同体。^[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