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界定和内涵研究

显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已有众多学者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了明确界定。但学术是不断深化的动态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跃动的，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性特征，使得学术研究实则是一个理论不断形成、扬弃与发展的过程。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学术概念的变化、跃动是学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本书尝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再界定，并就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等概念进行相应界定和分析，以深入理解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内涵和特征，为后续研究，尤其是中国特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及模式研究奠定基础。

如何界定“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内涵？除了如前所述界定“公共文化空间”的基本原则和相关内容外，围绕“乡村”这一核心概念，还有一些问题必须重视：第一，要进一步明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以及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第二，要明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公共文化空间”自身的本质属性，除空间性、公共性、文化性、生产性之外还应增加乡土性；第三，乡村是“乡土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细胞，要重视其悠久的历史和农耕文明底色；第四，长期以来我国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的差异性特征显著；第五，要关注“数字乡村”“数字政府”等国家乡村数字化、智慧化战略下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

我们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定义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指在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主体——人（乡村居民）、客体——物质性空间（或虚拟空间），以及活动空间、机制空间共同构成的，集空间性、公共性、文化性、生产性、乡土性于一体的系统场域，具有意义阐释与价值生产的重要职能，是国家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两大基本原则。结合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需要，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应该具有如下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缩小城乡公共文化差距，推进城乡文化的和谐共荣；保护农耕文明，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要建设具有社区认同的中国特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乡风文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人际交往的主要空间和乡村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根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来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但是日常文化生活的“场域”，更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及精神价值的体现；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对象，也是公民基本公共文化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对中华民族来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中华文化之根脉所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是乡愁的来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仅可满足民众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还具有柔性管理、交往沟通、休闲娱乐，以及教育和心灵慰藉等作用，对于村民社交、休闲以及村民的文化养成、村庄舆论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有利于促进基层社区的整合，维系社会的稳定。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依据不同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方式，研究者可根据特定研究需要选择划分依据。例如根据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动力主体的差异，可将其划分为政府主导下形成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和民间自发形成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或划分为以日常文化生活为主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传统文化活动为主的公共文化空间，以政府文化福利为主的公共文化空间。对物理性公共文化空间，可以划分为：传统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如各种传统节日和民间祭祀活动、庙会、集市、茶馆饭庄、秧歌与社火表演、史诗说唱、民歌会现场等，以及村庄中的戏台、祠堂和汇集乡亲聊天的场坝、“大柳树下”、河（湖）边，以及婚丧嫁娶的场合等；新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如电影院、篮球场、乡镇农技站、医院、学校、歌舞表演剧场、文化室（站）、商店与超市、街道、社区与村委会所在地、（文化）广场、以报刊图书阅览为主的农家书屋等。有学者依据具体功能的区别，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分为以举行祖先崇拜、宗教祭祀等信仰性活动为主要功能的乡村公共空间——神俗性公共文化领域，以生产、休闲和娱乐等生活性活动为主要功能的乡村公共空间——日常性公共文化领域，以参与乡村公共文化事务的制定、评判和协商等决策性活动为主要功能的乡村公共空间——政治性公共文化领域。^[30]无论何种标准的分类，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分类研究、实施相应的建设措施都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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