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中国学者的新观点

“公共文化空间”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术语和专有名词，最早于2000年出现在我国学术研究中，由学者王列生在《文化的贫困与文化的解困》一文中提出。他认为，在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文化贫困问题突出，主要体现为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参与低于其他参与的平均值、公共文化空间萎缩或者个人文化权利未能真正获得等。王列生提出并使用了“公共文化空间”这一名词，但他并未进行明确的解释和定义。通过文献分析，整理出国内学者们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界定如下。

王玲（2010）^[8]认为，公共文化空间是具有意义阐释与价值生产功能的文化空间，在公共性内涵不断加强和体现的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空间内容与形式，它不仅强调空间的文化性，而且突出空间的公共性。这是国内最早对公共文化空间概念进行的明确界定。刘涛（2013）^[9]认为，公共文化空间是一种有利于实现文化发展、文化繁荣的人文社会环境，它以固定的（实体或虚拟）场所为基础，以承认文化多样性为前提，以实现社会平等、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通过定期或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来促进人们的自由交往，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共存和融合。黄静（2014）^[10]认为，公共文化空间应该以社会成员的交往为核心，具有表达、建构、诠释的文化实践意义及个性。倪萍（2014）^[11]认为，公共文化空间具有文化的展示、传播和交流等功能，具有意义阐释与价值生产的能力，强调空间的公共性、公益性、文化性和开放性。方坤（2015）^[12]认为，公共文化空间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物理空间，而是具有文化产品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等多项功能的有机循环整体。谢锡文和郭佳琦（2016）^[13]认为，公共文化空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社区——人们聚集到同一个公共空间内，通过共同关注或从事的文化活动形成互动，建立认知与情感方面的联系，从而编织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张伟（2016）^[14]认为，公共文化空间作为面向社会大众的空间载体，不仅是主体交往互动与文化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承载着意义阐释与价值生产的重要职能。郑迦文（2017）^[15]认为，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政策的文化空间参与，不仅包含具体的公共空间，还包含公共文化以及公共精神的相关内容，应将空间维度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王云芳和黎橙橙（2017）^[16]认为，公共文化空间可以被看作是包含着人、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三个构成要素，体现了一定的时空结构与文化关系，集中展示某种文化传统及文化模式的场域。

20世纪80年代末，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理论的著作被译介到英文学术界^[17]，并逐渐被引入中国，一些学者开始借助“公共领域”这一概念阐释中国问题，因此我国早期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界定通常侧重于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从这一角度阐发的公共文化空间是与“私人”相对的，强调空间的开放性，公众的可进入性、可参与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交流活动。这些学者将“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文化空间”进行了融合研究，不仅强调“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性”，而且突出了其“文化性”的内涵。(www.xing528.com)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于“公共文化空间”的界定已较为清晰，指向明确。但这些界定也存在明显不足：第一，多数界定对公共文化空间的主体——人的关注不够，仅有少数学者从主客体视角界定公共文化空间；第二，对数字化、互联网带来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形态的关注不够；第三，从场域视角切入，关注公共文化空间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关注公共文化空间系统运行的研究不多。大部分学者的界定是直接基于“空间”谈“公共”与“文化”，强调了“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性”与“文化性”，但对“公共文化空间”应具有的最基础的“空间”含义重视不够，仅有极少数学者对“公共文化空间”中的“空间”内涵与属性给予了关注和研究。2016年，傅才武提出公共文化空间具有文化性和空间性的双重属性，他借鉴了列斐伏尔的三重空间概念，结合我国农村地区文化建设实际情况，给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设定了三个维度，分别是物理空间、活动空间和机制空间，其观点受到不少后续研究者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