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经济建设主导下的农村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日渐退隐。2000年，学者王列生发表《文化的贫困与文化的解困》一文，指出我国文化贫困现象突出，“人们的文化参与度低，主要原因是公共文化空间萎缩或者个人文化权利未能真正获得”[58]。这是我国文献中首次出现“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由此揭开了我国公共文化空间研究的序幕。2005年，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为农村发展建立了一个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多元化目标体系，涵盖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在内的全面建设，成为对乡村文化、精神文明研究的重要指引。[59]同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公共文化”概念首次出现于我国中央文件之中。上述政策对推动我国公共文化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的起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4—2005年，曹海林发表文章，从村落公共空间视角分析乡村社会秩序的生成与重构。他指出，村落公共空间可分为“行政嵌入型”与“村庄内生型”两种类型[60]，“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将引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61]，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是主要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62]。这些成果为后续开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朱春雷和杨永（2007）[63]以鄂、豫、皖三省农村文化发展为例，指出随着农民个体私性文化生活的丰富，公共文化生活空间逐渐萎缩，公共文化式微，应当转变理念、改革文化体制，重构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何兰萍（2007）[64]发表《关于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思考》一文，指出民间传统文化资源荒芜、文化队伍散落等因素，导致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衰落等问题，为应对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农民精神生活空虚，应当重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这两篇文章均以改革开放为背景，探讨经济大潮冲击下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价值意义及其重构路径，是这一时期公共文化空间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此外，还有徐勇、吴毅和孙龙等（2002）[65]研究红白喜事作为非正式的村落性公共空间在承载精神交流与人情互助往来方面的意义，王霄冰（2007）[66]探讨节日这一特殊公共文化空间的特征和社会价值，以及吴理财等（2007，2009）[67][68]对农村公共文化陷落与重构进行的系列研究，并提出了重构乡村文化的“嵌入论”“市场化”路径等。(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成果不多，除两篇外，其余都出现于2005年国家提出公共文化建设之后。此时，虽然“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已经提出，但未受到太多重视，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公共文化空间”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术语，研究中多使用农村公共生活空间、村落公共空间、文化空间等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已深切地关注到我国乡村社会的衰落、公共精神的丧失，以及文化贫困、伦理价值观念弱化等社会现象，开始分析这些社会现象与公共文化空间的内在关联，并积极探寻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路径，这成为以后我国学者研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基本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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