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研究：深入阶段成果

2015年至今，我国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发展，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国家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公共文化空间”研究成果激增。截至2021年5月16日，知网数据库中，以“公共文化”为关键词的文献共1777篇，以“公共文化空间”为关键词的文献共336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前述两个阶段。在专著方面，也出现了《河北公共文化探索与实践》^[37]、《构建公共文化空间——问题探源与理论思考》^[38]等成果。

近年来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日益重视。2015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要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2016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要求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标志着我国公共文化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从多方呼吁到国家意志层面的跨越。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学界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呈现出了自觉、主动等特点，尝试对“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内涵、发展对策、重构路径等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在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上都有了极大突破，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公共文化空间基本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入。首先，对概念内涵的剖析。在概念方面，陈波等（2015）^[39]提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利用公共文化资源进行文化生活的公共场所，以及人们能够参与其中享受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活动。”傅才武等（2016）^[40]认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居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农村文化资源和文化主体活动的物理场域和场景架构，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春凤（2019）^[41]认为：“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由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和参与者组成的公共场域。”其次，对重构路径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利用“池塘群落型、设施助推型、信仰聚落型、活动召集型”四种模式再造农村公共文化空间。^[42]有学者则认为应着重于对乡村公共文化物理空间、活动空间和制度空间的重构。^[43]高春凤（2019）^[44]提出，应通过以原居村民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多样化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形式，以传统价值为核心的特色文化表达构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疏仁华（2019）^[45]认为，需要从现实空间、生活空间与制度空间三个方面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的空间结构。房亚明和刘远晶（2019）^[46]提出软治理中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机制。可见，对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路径研究日渐明晰。

第二，公共文化空间在以往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定量研究的探索。2016年，傅才武和侯雪言借助场景理论提出了公共文化空间维度说，指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由物理空间、活动空间、机制空间3个主维度和15个次维度组成，根据维度框架，可进行农村调研和专家赋值，最终形成地方文化数据库，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的定量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47]2017年，陈波和侯雪言以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率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观认识体系与居民文化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提出提高公共文化空间文化参与率的对策。^[48]同年，陈波和张洁娴在采集全国17个省46个社区数据的基础上，对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进行了定量研究，从物理场域建设、文化活动和服务建设以及参与者三个方面提出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基本框架，分析指出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建设的基本模式类别为设施整合型、文化礼堂型、虚拟空间型和生态群落型等。^[49](www.xing528.com)

第三，国外空间理论结合我国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实践较为突出。2015年至今，学界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日益深入，且更多地运用西方成熟理论。一是对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生产理论的借鉴。如方坤（2015）^[50]基于这一理论，研究认为空间兼具物质属性和文化属性，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要重视空间的文化属性。张培奇和胡惠林（2018）^[51]受该理论启发，分析指出乡村振兴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乡村文明空间进行重构的过程，要加强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以满足村民对现代美好生活的追求。疏仁华（2019）^[52]针对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强调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不仅需要国家文化权力的监督与控制，还内蕴着社会主体文化权利的实践。二是对美国芝加哥学派场景理论的借鉴。傅才武和侯雪言（2016）^[53]借鉴场景理论，提出了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维度与场景设计。陈波和侯雪言（2017）^[54]基于对场景理论主观认识体系的解释框架，分析了公共文化空间主观认识体系与居民文化参与率之间的关系。2019年，陈波基于场景理论尝试建立了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基础维度与评价标准。^[5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文化空间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整体来看仍存在一些不足。深入、系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研究不足，即便许多学者对“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内涵进行了诠释，但学界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理解认知仍未达成真正共识，学术论文中混淆使用“公共空间”“公共文化空间”“公共生活空间”“文化空间”等概念的问题严重；此外，部分研究领域缺失现象突出，主要表现为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应用，信息网络公共文化空间、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等新兴公共文化空间发展迅速，并在城市和乡村社会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但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极为匮乏，与其快速发展的态势和紧迫的现实需求明显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