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公共文化问题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2005—2014年，知网数据库中以“公共文化”为关键词的文献共有654篇，其中以“公共文化空间”为关键词的文献共有81篇，成果增长速度较快，研究多集中于“文化生活”“公共空间”“空间表现”“公共图书馆”“乡村文化”等领域。同时，这一时期也涌现了许多相关著作，包括《公共空间与文化生活：冀中平原N村调查》[19]、《艺术·城市·公共空间：创作全过程》[20]、《公共性的消解与重建》[21]、《公共文化空间与城市博物馆旅游发展——以上海为例》[22]等。
这一时期，国家对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视与日俱增。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3]次年，国家首次明确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的目标。国家明确的公共文化建设导向，促使学者们基于“公共空间”“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研究日益深入，并开始将“公共文化空间”作为一个明确、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具体呈现出如下研究特点。
第一，公共文化空间的基本理论问题引起关注。究竟什么是“公共文化空间”？学者们首先从“公共文化”概念开始研究和阐释。2005—2006年，学者陈亮分析了“公共文化”的基本特性[24]、公共文化中的城市人文精神[25]、公共文化的现代价值[26]等。2008年，陈杏分析了公共文化的空间性，提出“所有的公共文化之所以被称之为公共文化服务，是因为它首先存在于公共文化空间当中，即它在文化空间上必须以一种公共方式存在”[27]。2010年，王玲对“公共文化空间”进行了明确的概念界定：公共文化空间是具有意义阐释与价值生产功能的文化空间在公共性内涵不断加强和体现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空间内容与形式，它不仅强调空间的文化性，而且突出空间的公共性。[28]由此，“公共文化空间”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随后“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被更广泛地使用，多见于农村问题和公共文化的相关研究，而在城市研究中仍多使用“城市公共空间”或“城市文化空间”。(www.xing528.com)
第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与重构研究成为热点。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要“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等任务。2007年，何兰萍在研究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中首次使用了“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一词，认为要“通过重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促进农村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29]。吴理财（2011）[30]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认同发生了急剧变迁，腾尼斯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社区正处于解体之中，如何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建成安定有序和文明祥和的社会共同体，“农村社区认同重构”是关键。这一时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空间建设与重构的意义和路径，认为公共文化空间对农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乡村文化建设首先要从培育、拓展乡村公共空间与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公共文化空间入手”[31]，最终实现新的乡村文化形态的重塑；“重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对于克服农村生活的离散性，加强农村内部团结和文化凝聚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尤其是农村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2]。
第三，公共文化空间实践方面的研究逐渐丰富。例如，关于农家书屋建设的相关研究，马永强（2008）[33]认为，农家书屋探索建设了一个政府、社会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型载体，延伸和丰富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形式和内涵，是一个新型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肖希明（2011）[34]分析了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认为图书馆具有平等性、公益性、开放性、人文性等文化特质。陈萍（2014）[35]则认为图书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提供智力支持、促进社会和谐和发展大众教育方面。刘涛（2013）[36]研究了宗教活动场所的社会价值，认为儒家的孔庙、佛教的寺庙和道教的宫观等可以被视为准“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定期或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来促进人们的自由交往，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共存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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