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同时也出现“大拆大建”、破坏空间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城市公共空间”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知网数据库中，1978—2004年以“公共空间”为关键词的文献共有345篇，主要集中于对“城市公共空间”“城市空间”“城市设计”的研究；以“公共文化空间”为关键词的文献仅有1篇。这期间的相关著作有1部——《城市公共空间的系统化建设》[10]。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偏重于经济建设、城市改造，到20世纪90年代末，文化建设严重滞后、文化贫困现象日渐显露。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1]。随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关研究引起学界重视，部分学者开始从“公共空间”视角来研究城乡的公共文化建设。尽管他们使用的术语是“公共空间”，但其研究对象与我们所探讨的“公共文化空间”已高度契合，在这些论述中已含有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理解和阐释，可将其视为“公共文化空间”研究的源头。我国公共文化空间研究起步阶段的特点可总结如下。
第一，公共空间研究开始起步，以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为主。1983年，中国学者杨秉德首次使用“公共空间”作为特定名词来研究住宅建筑设计。[12]1986年，“公共空间”被引入城市规划领域。朱纯华指出：“中国城市别具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是一连串商店、文娱设施由连续步行道和小型广场、庭院结合成的空间。”[13]随后，有学者对公共空间的构成要素及特征进行研究，认为公共空间的建设要以人为主体，包括人、活动和场所三个因素，高质量的城市公共空间应具备社会性、文化性、生态性等十个特征。[14]这一时期，学界对公共空间的探索多从城市规划角度出发，与我国城市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密切相关。
第二，“三农”问题的提出引发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相关研究。市场经济引领下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了乡村的衰落和萧条，“三农”问题不断凸显。2002年，党中央开始调整国家政策，将“三农”问题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引发了学界对农村社会的多维度研究。有学者尝试借助公共空间理论探讨我国农村社会问题。吴毅（2002）[15]重点研究了村落“非正式公共空间”，指出大集体的政治性社区解体以后，红白喜事作为非正式的村落公共空间在承载精神交流与人情互助往来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最早有关村落公共空间的研究。曹海林（2005）[16]指出：“村落非正式公共空间对于乡村秩序重构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学者以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为背景，提出公共空间可以为村民自治建设与村庄发展提供更好的解决路径。[17]这些学者在研究中所提到的红白喜事、寺庙、祠堂、集市、村民集会等村落公共空间正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www.xing528.com)
第三，“公共文化空间”一词首次出现于国内研究中。2000年，我国学者王列生首次使用“公共文化空间”一词。他认为，发展中的中国文化贫困问题突出，主要体现为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参与低于其他参与的平均值，公共文化空间萎缩或者个人文化权利未能真正获得[18]，因而要开展城市和农村的文化脱贫。但遗憾的是，他未对“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进行诠释。“公共文化空间”的提法未受到重视，没有成为一个学术术语，后续研究者仍沿用“公共空间”的概念。不过，这一时期，学界不再仅限于关注客观存在的空间实体，而开始研究“公共空间”中所蕴含的人文特性与文化内涵，因而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公共文化空间”研究的理论源头。
第四，西方的空间思想、空间理论开始传入国内，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是空间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他的研究开启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影响了如萨特、阿尔都塞、福柯、吉登斯、哈维等学者对空间的研究。这一时期，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等思想相继传入中国。1999年，学林出版社首次翻译并出版了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撰写于1962年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受西方学术理论的启发，我国学者开始在公共领域、公共性、公共文化等学术研究中引入空间理论、空间思想，并将其应用于我国城乡有关“公共”问题的研究中。可以说，国家的现实需要与西方的学术影响推动了我国公共空间的研究进程，继西方学界之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开始出现“空间转向”的趋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