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性”的探讨，尽管西方早已有之，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公共空间”才作为特定名词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检视西方现代文明、反思现代性危机成为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议题，在探讨自由政治中，与“公共性”相关的问题被重新关注。1950年，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马奇在《私人和公共空间》中首次将“公共空间”作为特定名词提出。1958年，西方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又名《人的境况》）中再次使用“公共空间”这一特定名词，同时她还论述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对其后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是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相关理论的发展期，“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分别被不同领域的学者纳入相应的研究范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进入大规模城市更新和快速郊区化时期，城市空间快速重构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城市中产阶层的郊区化居住趋势使城市空间急速扩张与分散化，城市人口大量外迁、不同阶层空间隔离等原因加剧了社会分化和城市中心区的衰败，城市危机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凸显，引起城市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与反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0年代初，在建成环境中，‘公共空间’的概念逐渐进入城市规划及设计学科领域”[3]。1960年美国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的文章《开放空间的社会功能》和1961年著名城市规划家简·雅各布斯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先后将“公共空间”的概念引入西方城市规划及设计学科领域。“公共空间”概念的出现标志着在建筑和城市领域中新的文化意识形成，即从现代主义推崇的功能至上原则转向重视城市空间在物质形态之上的人文和社会价值。
在社会政治学研究领域内，针对“公共领域”这一概念，1962年，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承继了汉娜·阿伦特有关“公共领域”的论述并进行了再研究，认为现代公共领域起源于17—18世纪由宫廷聚会演变而来的艺术沙龙以及街头咖啡馆，其形成标志着近代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的转变。他诠释的“公共领域”为：第一，有一个独立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居于个人之上又不受国家控制的“公共场域”，具有开放性，能自由参与或退出；第二，有“公共批判”，即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要理性对公共事务进行批判；第三，形成“公共共识”，即强调让具有批判精神的民众在独立的“公共空间”里达成对“公共规则”的共识，其思想得到社会和学界的普遍认可。(www.xing528.com)
美国社会学专家理查德·桑内特在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了西方18世纪和19世纪的日常公共文化生活，建构了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理查德·桑内特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公共文化空间”这一概念，但他在《公共人的衰落》中对18世纪大都会的公共生活有这样一段论述：“城市的娱乐消遣活动已经从一个社会精英的小圈子向社会各色人等扩散，因而就算是引车卖浆者流，也开始养成了一些社会交际的习惯，比如说在公园散步。”[4]对此后学者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西方公共空间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城市及社会研究视角展开，即将公共空间视为不同社会生活发生共存的平台，以城市公共空间相关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另一类是从政治哲学研究视角展开，即将公共空间视作政治社会生活的平台，以公共领域相关学者的研究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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