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节是中华传统节日之一，最早出现在唐代，唐德宗李适于贞元五年定农历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中和节以祈求昌盛、重农务本、警示忠直为主要的文化内涵，但自唐朝之后，中和节便有所衰落，至明清之时甚至被“春龙节”所替代。结合唐德宗时期的时代背景，在前人研究整理中和节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认为“中和节”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与《中庸》中的“中和”思想应有内在一致性，深入挖掘这一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对节日研究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前言
中和节于唐贞元五年即公元789年始立，其时大唐王朝已历经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辉煌，从“安史之乱”后开始由盛转衰。“安史之乱”致使唐玄宗仓皇出逃，长安、洛阳两都陷落，李唐王朝的宗亲、官员遭受屠戮、民不聊生。经此一役，之后唐肃宗李亨虽收复两京、平定了叛乱，但皇室威严、朝廷威信已经严重下降，且唐朝在地方设立的节度使对军队掌控力较高，一度出现地方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多年的战乱、骤降的国力等使得唐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与豪迈不复往昔。
“安史之乱”后，历经肃宗、代宗吸取玄宗的教训，励精图治，至德宗时期，唐朝的政治局面相对来说较为稳定、藩镇割据的情况也有所缓和，国力民力也有所恢复。基于此，唐德宗时期一度出现唐朝中兴的迹象。唐德宗李适承祖父、父亲，肃宗、代宗之基业，想要有所作为，重新实现大唐王朝的复兴。要实现大唐王朝的复兴首先要重新唤醒民众的精神，重振大唐雄风。唐德宗从依循历朝历代多有设节日的做法、中和节的具体设置以及节日目的等三方面颁布诏令，设立中和节。
在中和节的设立和实现过程中，时任宰辅李泌的作用不可忽视。李泌自幼聪颖，有神童的美誉，在唐玄宗开元十六年时便获得玄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后杨国忠嫉贤妒能，李泌愤而归隐。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李亨又请李泌协助自己平定叛乱。后遭李林甫排挤，李泌再度归隐。唐代宗即位后再度请李泌出山，及至唐德宗时李泌已是四朝元老，可谓德高望重。纵观李泌一生，经历了大唐王朝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由盛转衰的巨大转折，因此李泌宦海浮沉一世，也希望实现大唐王朝的复兴这一政治理想。德宗一经提出设立中和节想要先从精神上唤醒民众，李泌便给出了具体的方案。宋人曾慥在《类说》中引李繁的《邺侯家传》有记载：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会，而上巳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无公会矣。欲于二月创置一节，何日而可？”
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又近晦日，以晦为节，非佳名色。二月一日，正是桃李开时，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其日赐大臣方镇勋戚尺，谓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相问遗，谓之献生子。酝酒，谓之宜春酒。村闾祭句芒神，祈谷，百僚进农书，以示务本。”
上大悦，即令行之，并与上巳、重阳谓之三令节，中外皆赐钱，寻胜宴会。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唐德宗想要在农历二月创置新的节日，宰相李泌认为二月十五之后虽然是百花盛开之时，但却正值寒食期间又靠近晦日，而“晦日”并不是很好的节日名称。因此对于中和节的日期提议为“桃李开时”的农历二月一日。从“赐尺、献生子、酿宜春酒、祭句芒神、祈谷、进农书”等节俗可以概括出唐代中和节有记载可循的文化内涵主要有三方面：一曰节日庆赏；二曰重农务本；三曰警示忠直。
二、节日庆赏、官民同乐
节庆活动是在一定日期内，以特定主题活动方式，约定俗成、世代相传的一种社会活动。其根源产生于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活动。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节庆活动，不仅是对日常生活的延续，也是人们重要的情感寄托和精神信仰。中国作为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传统节日资源，其内容涵盖岁时民俗、生产祭祀、情感寄托、英雄崇拜、宗教信仰、经济贸易、文化交往等各个方面，而其节庆活动也丰富多样。
中和节首先是一个娱乐性的节日，官民宴饮庆祝必不可少。“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伤痛需要时间治愈，更需要美好的现实经历去冲散。在中和节这一日，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百姓都会宴于景胜之处，诗赋歌舞助兴。
三、裁度平量、警示忠直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尺子度量长短，尺子有着校正裁定的作用。因此，尺子也常常被用来提醒人们把握好做人做事的尺度。
“忠直”为忠诚正直之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都是为官做人的准则之一。《尚书·伊训》有云“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宋代司马光在《与吴相书》也说过“为今之要，在於辅佐之臣，朝夕启沃，唯以亲忠直，纳谏争，广聪明，去雍蔽为先务”。
中和节的节俗中有皇帝赐大臣戚里尺，谓之“裁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中和日谢恩赐尺状》提到中和节得赐“红牙银寸尺各一”。甚至在贞元八年科举考试中有以《中和节诏赐公卿尺》为题的情况，由此可见中和节赐尺以“裁度平量，警示忠直”这一文化内涵的重要性。在中和节时，不仅皇帝会赐尺给臣子，同时官员们相互之间也以刀尺相赠，以清正互勉。
四、以农为重、以民为本
农事在历代封建王朝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粮食是国家国力民力最重要的根本。《汉书》中郦食其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因此唐德宗想要实现大唐王朝的中兴，必须把“以农为重，以民为本”作为中和节重要的文化内涵之一。
《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六年二月戊辰朔百僚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群臣踢宴》七韵，是日百僚进《兆人本业》三卷，司农献黍束各一斗。”
农历二月一日中和节，在朝堂之上，百官进农书，并和皇帝前往东郊祭句芒、青神，皇帝也会亲自耕种于野，以示鼓励、以作表率；在民间，百姓自行祭祀句芒，互相赠送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的“献生子”，体现了中和节“以农为重”的文化内涵。
五、中和节与“中和”思想(www.xing528.com)
《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喜怒哀乐这些情感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内心是平静的，称之为“中”；如果情感的发生都能合乎一定的节度，则称之为“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万事万物运行的大道。如果能够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广之，达到圆满的境界，那么天地万物，都能各安其所，各遂其生了。之后，西汉时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也认为“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
唐代白居易在《中和节颂并序》中提到：中者揆三阳之中，和者酌二气之和。其中“三阳”为“青阳、红阳、白阳”分别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二气”则指“阴与阳”。意思即是：“中”就是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和”即是调和“阴阳”两面。那么此处的“中和”思想应是：谨记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调和事物的“阴阳”两个极端，以适中的方式行事。
中和节的“中和”思想自确立时契合中国人的心理文化结构，但是“中和”的思想并未贯彻始终。自唐宪宗时期下令取消中和节宴后，中和节的节俗虽仍在继续沿袭，但却开始衰弱。据庞元英的《文昌杂录》可知，中和节仍有一日假期，可见中和节虽不再强制执行，但节俗依旧被流传下来。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进单罗御服，百民服单罗公裳而已。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中和节节俗被遗传下来，但初衷早已改变，在当时沦为人们更换春装的标志。直至民国时期，在某些地区仍然视为节日，《无棣县志》记载“仲春之月朔日为‘中和节’，醵钱会饮，唐时百官为‘金钱会’”。真正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避免极端的行为发生，以“中和”的思想处事，以适中的方式行事，这才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唐德宗谨记大唐王朝昔日的辉煌盛世与急转直下，立足于唐王朝衰弱的当下，希望经过励精图治能够在未来实现唐王朝的再一次复兴。中和节的设立，一方面使臣民“会宴于胜、诗赋歌舞相随”享受节日庆赏；另一方面“警示忠直、重农务本”。中和节为国人找到了一个寄托，找到了一个合理释放、排解的所在。传承和发展中和节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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