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传承道统的新民师与我:言传身教改进道德学问

虽然有上述的两次选择，但再次坦率地说，当时的我读研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学历文凭，好为毕业后的自己“稻粱谋”，我想这也是那时到现在所有考研的人大部分的想法吧，因为当时的我真的还半点儿都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做学问”、“治学”一说，它和我认为的大学老师教书搞研究是绝非一事的，那时的我仍然怀揣自高中以来就萌发的少年志——从政，想做一个经世致用的“大官”，然而，一旦我入门列席新民师帐下，一切都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一直以来的从政念头开始遭受到了新生的迅猛滋长的蓬勃向上的做学问这一想法的挑战和排挤。

先说一下外在的改变。我是山东烟台（招远）人，自幼性格开朗，加之家乡高中读书时少年意气氛围及痴迷摇滚乐的影响，所以向来对自己豪爽的、不羁的表里颇为自得，大学四年不消说了，彼时尚未开化的我剃光头、戴墨镜、叼烟、带链子，穿花衬衫只系最下面一两个扣子“袒胸露乳”，正所谓郑智化《年轻时代》中唱的“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入新民师门之初，虽不像大学时那般外放了，但仍有大量“残余”。记得一次在老研究生木楼下吃过午饭，叼着根烟把吊带背心沿着肚皮卷啊卷一直卷到胸前，才从楼里出来走到路上，左边一看新民师好像是和张明师兄吧正从二十余米处外往这走来，立马儿把背心“垂帘”下来，把烟丢到了一边，看来自觉地感受到了不妥啊；先生走到了跟前，显然是看到刚才的一幕了，温和而平静地对身边的张明师兄说：“你看许刚这个样子，哪像个读书的研究生啊？”张明师兄旁立着玩笑我，我则作不好意思状。先生其实并未严肃或者不悦地批评我，但是这温和而平静的一语，却让我深知如此这般的模样是不妥的。关于衣服着装方面还有一次，具体情节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先生说我穿的上衣（好像是T恤）不合适，让我回宿舍换了。还有更难以启齿的一次打架，当时和同门一师兄住一宿舍，因为点儿小事居然动了手，当时先生把我叫去，同样的没有声色俱厉地呵斥，只是了解了一下情况，然后有些感伤地叹息道：“你们两个考到师大来，不是为了读书，是为了打架……”当时的我听了后，感受到了温和而平静却比拍案训责还深沉有力的一种教诲，尤为自己的冲动而感到愧疚！先生的谆谆教诲一向如此，貌似无波澜，其实润无声，而且先生阅人亦甚准确，他并没有当面对我说过，但张明师兄曾告诉过我，说先生点评过我八个字：外表粗野、内心质朴。我当时听了之后，顿时有折服之感，宛如石猴受到了道长的一语三尺，而其实，殊不知更令我心仪钦慕的尚不在此。

在哪儿呢？这便要说我内在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改变了。一言以蔽之，即是新民师用生命去做去践行去体悟的道德学问，对学生、对身边的人和事、对整个世界宇宙的态度，于我所产生的感化影响和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塑再铸。我们研究生学习开始后，中国近代史相关专题课程是由竺柏松先生为我们教授，当时新民师亲自把我们三个学生带到竺老师家中登访交接，嘱咐我们要好好地跟着竺老师学，拜托竺老师好好地传授我们，这真有点儿师父领进门的味道，而这其中寓含的对学生的护爱、对授课者的尊师重道，更使我永远回味！竺老师是在很多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不满和批评的一位率真学者，这却并不妨碍三年研究生学习生涯中我们在新民师的安排下经常看见并领略到的他们之间谈笑风生的不同意见的面上交流，这或许也是新民师学术思想、文化对话中经常提及的和而不同吧。

新民师对于学生的负责，还体现在逐字逐句批改学生作业、文章上。我在读研时写过一两篇蹩脚的习作，当时都呈送给先生教正，先生用红笔逐字逐句批改，包括标点符号、段落分合以及某一部分的前移后置、整体需要加强的地方等，这几篇习作和毕业时的硕士学位论文初稿、批改稿，我至今保留着，不仅是新民师对弟子点滴心血的宝贵凝结、珍贵纪念，更是教育我如何去指导我的学生，我现在批改学生习作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先生当年指导我的一种书面再现。当时记得和张明师兄等私下里开玩笑过，说先生批改后的文章都能发表出去，因为经过先生宏观、微观的雕琢后，基本上成了先生的文章了。这自是玩笑话，可是这里面所折射出的，却是每天置身于读书、治学中的先生对学生的栽培和化育。还有，我在硕士学位论文初稿后记中表达的对先生启蒙、指导、教诲、感化的诚心敬谢词句，先生一律用红笔删除划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先生眼睛不好，受其嘱示我们常有幸参与先生学术论文的核查、校对，先生则会在论文发表时于首页脚下注中标明“论文由某某君校对，致谢”之语，这样的隐没自己、突出学生，只能让我们将这师恩深深地默默地铭刻在心底心田了！

新民师不只对于学生我们这些嫡系弟子厚爱有加，就是任何身边的人员，他都予以一种儒者温雅的接待和温厚的处理。大约是2002年我研三的那个中秋节前吧，当时先生已基本办妥从师大到贵大的诸项手续和搬家事务，有天他回师大的家，我也陪侍在侧，先生将家中的一盒月饼交付予我，嘱咐我转交系里办公室常为他拿信和报纸刊物的一位女老师，说那位老师好像是个非正式工吧，很多人都瞧不起她，其实每个人都应受到同等的尊敬，让我代他向那位女老师转达谢意；我记得当时到了系里，因为不认识那位女老师，所以把月饼放在了楼道口，到办公室把那位女老师叫了出来，说明来意并亲手转交了先生的那盒月饼，那位女老师起初是有些愕然，后来听我说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微笑着向我表示感谢，若是我捕捉无误的话，我分明是感受到了那位女老师眼神、笑容的表情里，闪烁过一瞬内含的激动。这件事情是小的，那一大盒月饼大也大不到哪里去，然而这件事及上述这场景，却从那时起深深地刻在我脑海和心里！我自信也从来没有因为任何道德品性以外的因素不尊敬任何人，而先生的这次托付，更让我明确了我之所做及所做的其中道理，一直到今天，我在读博和留校工作期间，可以和宿舍楼里负责卫生的阿姨及校园里收购废品的大爷认识并见面打招呼，都会让我那样地自然而然、真诚愉悦，算是我对先生言行的一种近似吧。先生当时从师大搬家到贵大，我们弟子三人到他家为他把环绕数个房间书架上的书按原有位置打包编号，足足装了40多个盛台式电脑的大纸箱子，除了电冰箱、电视和师母的钢琴外，真是“张夫子搬家，尽是书”了。我们到街头找来贵阳街上的背篓民工三五人，跟他们说师大这边是7楼搬下来上车，贵大那边是4楼搬上楼，他们问有啥家具，我们说没啥，都是一大箱一大箱的书，他们说那好办。结果不曾想，这一大箱一大箱的书实在沉得要命，累得背篓民工们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个看上去也就20岁左右的瘦高小伙子，到了贵大再往4楼上搬的时候，已经面色苍白、神情虚弱了，他把一箱书勉强背到4楼门口，身子一歪靠在了墙上，基本上是站不住了；我们和领头的那个赶快让他休息下来，不要再搬了，那领头的说你看这确实太累了，没想到搬书还不如搬家具轻松，是不是可以再加点儿钱，我们都跟他说不要紧，你们放心，我们张老师看到这个情况绝对不会是只给你们原来那个价钱的。最后搬毕，先生取钱交付那领头的，没等那领头的开口，先生便说你们太辛苦了，除了原来说好的价钱外，每人再各自给50块钱的辛苦费，并跟那几人说记得向这领头的要。背篓民工们都向先生道谢，我们三个弟子在旁边会心相视微笑，所以到现在，我从来不跟路边或菜摊上的老人及其他人讨价还价，我并非富裕一代或二代，我只是觉得我可以用我这样的方式向他们的艰辛不易致敬。还听张明师兄说，先生有次外出吃饭，回家后发现人家多找了5块钱，随即让师母送回，我们当时听了都觉得此种小便宜不贪的自觉真是难得，其实现在明白这并非5元钱或者50、500、5000、50000的事，而是先生尝教导我们的儒家如刘宗周等的“慎独”，不在于是5分还是5万，而在于应不应该、可不可以做，一个人只有达到这样的伦理主体自觉自守自持，也就近似乎孔子所说的“汝心安否”吧。我去年和爱人、儿子一家三口在武汉群光广场吃饭，吃完后都以为对方结过账了，也没交流一下就回家了，第二天才发觉，心想这要是不回去把钱还上的话，当时负责我们那桌的女服务员估计就得自己赔上了，于是我们赶紧打电话过去说明，免得女服务员受罚，没想到那家店在接到电话时还没发现这问题。和新民师比起来，我自然不可比，但是当时处理事情的心安理得感受，应是可以相通的吧。(www.xing528.com)

在我的印象中，新民师总是温文尔雅儒者气象，不管春夏秋冬、课上课外，对人对事，总是那样的可触摸、可亲近，我一直认为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新民师，即学问就是他的生命，生活就是他的治学，浑然一体、纯然贯通，不像我们百分之九十多的学者所做所研究所从事的学问和自己的生命是时空、言行分离的或者说结合不紧密的。我唯独看到过的一次“悲愤”的先生，是有次和张明师兄在校园里陪先生走，不清楚当时是因为什么（听张明师兄说好像是和系里领导有关），先生悲愤难平，和我们在校园里一步一步地爬石阶，借古讽今，说起“文革”，说起吴宓，说起知识分子和政权力量，说明天要到弘福寺找他的和尚朋友谈心，我和张明师兄都紧张严肃地陪行在先生身边，不断地插话附和宽慰他；大约近一个小时的样子，先生基本心平气和，开始又恢复了他宽厚镜片下温厚的笑容，说没事的，你们不要担心我，我和张明师兄这才释然。我们在研究生毕业之前，恰巧经历了一次先生的“大气”。当时有人抄袭先生《文献》上的一篇学术论文，先生被卷入一场官司，那人来到师大携礼登门拜访先生，而对于抄袭之事似乎认识尚不深刻，盖未作真诚检讨，先生遂决定通过诉讼令其知过，最后判决赢了，先生主张自己的赔偿为“一元钱”；当时我们都建议先生多主张些，说哪怕要来资助贵州山区贫困孩子都可以呀，先生微笑着摇头，说主张一元钱表明我们是对的、赢了即可。这种“大气”及其思虑之着眼，今天的现实中想必是少之又少了。我们还见识过先生的一次“小气”。当时从师大把家搬到贵大那天，我们立马开箱把书拿出来按次序上架，师母龚妮丽老师好像想通过我们向先生多要一个书架，说张老师很“霸道”的，原来在师大那家里书架几乎都是他的，看现在可否再重新多分一个，我的印象当时先生说笑着回应，至于书架，似乎师母并未获得多少“突破性扩展”；其实师母一直都是先生的贤内助，先生目疾以来这些年她更是生活、学术上最大最辛苦的助手，受累甚多，容我等以后徐图忆述报答，是先生在书架上的这寸“架”必争，让我们看到了温厚的先生在现实家庭生活中可爱的一面。

我手头至今还保留着读研伊始购置的一个硬皮笔记本，在那上面，有当时新民师为刚入门的我们三个学生所开列的课程及书目。像目录学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书目答问》、郑鹤声《史部目录学》、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谈》、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等，国学要籍选读有儒家四书、道家老庄、佛家《金刚经》《心经》及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等，中国近代学术史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钱（穆）两家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祖武《清代学术思辨录》、李泽厚《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等，中国文化史有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的特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贞元六书》、贺麟《文化与人生》、钱穆《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导论》、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现代儒学论》、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柳诒徵《中国文化史》、陈登原《中国文化史》、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陈来《人文主义的视野》等，以及中国传统伦理学专题研究中要求我们背诵的张载《西铭》、王阳明《大学问》和《陆象山文集》等。这些匠心独具开示读书与治学门径的课程及书目，当时愚钝的我可以说没有多少感觉，其中要数中国文化史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这也是最能发挥先生博通四部、贯通中西、从儒释道到东西方学术旨趣和特长的一门课吧；当时我们年级其他专业像思政的曹红、中文的蒋小平和周茂丽等同学，都在我们鼓动下慕名而来旁听，其中的曹红和蒋小平还通过我的请求荣幸地获得了先生亲笔签名赠送的《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一书。那时我们还能幸运地到先生家中狭小的书房内上课，先生每次待学生来到，便将茶杯加注热水准备讲课，并招呼我们坐甚至倒茶，有时候一下午上完后还没下课，常常会碰到从贵大下班回来的和蔼的师母。我是从大学时便基本不记笔记的人，听先生的中国文化史，我因开始尝试练习用古文繁体，故所记更少而短，更多的时间是随着先生所讲授内容陷入体味遐思。记得当时有次先生还提问我，说还是要适当的记一下，不要出神，其实那样的“出神”实际上更是入神，现在我笔记本上和脑海里先生所讲授中国文化史的具体内容所记不多，然而我当时听课时从先生讲授中所感受到的那种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的、文化的情怀却永恒不忘，比如先生常常博征古今、比照中西时透露出的意味深长的目光，到今天包括我在电脑前敲打此处文字时，仍是那么亲切地带着深度、高度、厚度、温度地浮现在眼前并似注视着我们，这才是先生讲授中国文化史呈现出来的灵魂吧！

再如先生常着一件灰色的传统纽扣式唐装为我们讲授《论语》，服装看似外在，在先生身上，则透显出一股与其所传授义理相辅相成、里外合一的感染效果。当然，由于我笔记不勤，那时又没用录音笔记录，所以我们对于先生所讲授的内容比如中国文化史，虽然大家曾把笔记本交我这儿准备汇集整理成讲稿，但终究因为学识能力有限、毕业前又事多而未就，想来总是以为一大憾事！不过先生授课中的一些耳提面命谆谆教谕，不管是在笔记本上还是在脑海与内心深处理念中，却是此生铭刻不敢忘的。兹谨将先生为我等讲授《论语》及《中国文化史》些许内容附录于文后，亲炙先生点化者上下级师兄弟睹之，必又身临其境矣！（见后）

总之，新民师于我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式的，虽然自己底子太差至今也还没修成正果；贵大人文学院网页上介绍先生“教学名师”文曰：“依据自己长期的探究经验，张新民先生在教学实践中特别强调生命的学问与知识的学问并重的理念，认为读书治学不仅要积累大量丰富的知识，做学问的专家，以自己的知识服务和贡献于社会，同时也有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对社会人类有发自内心的真诚关怀，主动做社会文化风气转移改变的推动者与引导者。他的研究生许刚（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教授）说：在张先生门下读书，不仅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也获得了生命气质脱胎换骨般的受益。”我想我算是先生常对我们说“读书改变气质”这一教导的一个不争气的半成品吧。清晰地记得，常常在师大宿舍阳台上抽烟凭栏时，目光所及、心中所思，恒有闲云野鹤、清心寡欲之境，也会屡屡觉得现实世界的物质的名利都是浮云，故当时曾自命己身状态为“半悟”，书房曰“半悟斋”，因为一方面有此切实体悟，另一方面又往往转瞬即逝，所以笑称自己或为“半悟”状态，距新民师温和淡定超然的已悟道境界尚有霄壤之别。这一点我和新民师说过，先生听后莞尔一笑，当是有所勉励吧，而实际上这“半悟”状态，每每使我尤其痛苦的是治学与从政的矛盾徘徊。自少时树立的从政梦想，在自己24岁以后的三年时间里，突然逢遇到另一种理想的排挤，显然它是不会轻易偃旗息鼓的，因为多年来的念头和家乡亲友们的鼓动，早使得我那从政的梦想背负着很多功利的内容；然而现实是，“半悟”状态下的自己又情不自禁地被心中读书治学的理想所牵引。我也就此问题和新民师及同学诸友交流过，先生告曰：从政的选择与现实作用固然显明，而治学致力于文化的建设更具长远意义。先生之意很明白的了；同学诸友则绝大部分直言说我这性格不适合从政，不服的我还一再和他们辩解。晚上上床睡觉，辗转反侧，考虑的也是这个在研究生毕业前需要做出抉择的问题；坦白讲，最终毕业时我在新民师的鼓励引荐下报考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历史文献学博士，并由此而幸遇又一位人生导师周师国林先生，当时的念头老实说还是为从政而服务的，虽然这个念头在随后读博的三年里彻底想清、放弃，但追根溯源、回想读研以来的这六年，少时从政的念头最终让位于研究生三年期间萌发的前所根本未有的治学理想，新民师的影响乃是绝对的一个因素。如此短暂三年即可达致的影响，这么迅速深刻地改变自己，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过的经历吧？而我，幸运地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