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约注》：国学巨著，简约易读

《说文解字约注》，中州书画社1983年影印三巨册刊布，全书逾二百万字，耗费了张舜徽先生的半生时间、四十多年的功力，是他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书。这其中，凝聚了张先生极大的心血，也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它所展现出来的张先生坚持不辍，在艰难困苦中潜心治学的毅力与精神是相当惊人的。

《约注》的撰著特点，其实借用张先生《自序》中的三句话，已经概括了它主要的方面：“‘约’一名而含三义：自宋以来疏释许书之作，无虑数十百家，约取其义之精者而论定之，一也；汰陈言之琐碎，祛考证之繁冗，辞尚体要，语归简约，二也；文字孳乳相生，悉原于声，苟能达其根柢，则形虽万殊，而义归一本，今阐明字义，约之以双声之理，三也。”

首先，张先生对双声之理的重视，对声训法的全面实践、细致运用，在《约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指出，《说文》中解释文字的本义，已多循双声之理立训。因此，在充分吸收前人尤其是清儒（如钱大昕、王念孙）的声训法基础上，张先生“远师许、郑，近宗钱、王”，在整理《说文解字》时，悉循双声进行诠释，“发明双声相衍之理”，“区区寸心，颇谓尽力”（《约注》自序）。可以说，张先生对双声的重视和运用，是《约注》在训释方法上同其他注许之作相比最为鲜明的一个特点。如此强调循双声之理以明训诂，并世学人中殆无出张先生之右者。虽然“致详于双声相衍之迹”，“以此为守约之道”之余，张先生也同时运用了其他的训释手段，然而如果去掉双声法，那么可以肯定，断不会有此三册巨著。

其次，双声法之外，对于《约注》成书具有同样不可忽视重要作用的，便是张先生对《说文》全书体例的娴熟精通，以及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的一些字训规律。我们知道，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最大功绩，亦其书最精要的地方，“全在发凡起例，俾学者可从其中取得治学的方法”。对此，张先生亦极其重视，在通释《说文》的过程中逐一对许书通篇体例作出提取，并在疏证过程中巧妙运用的同时，专门形成总结性的文字，突出了《约注》在《说文》学研究上的理论程度。这些内容与双声训释法一样，一方面体现出他对《说文》高屋建瓴式的整体把握，并在自始至终的研究过程中为其奠定规范性准则，另一方面更为后人研究《说文》提供了许多理论上的指导，呈现给学界循此以入的途辙，是我们在研究《约注》的时候所亟宜吸取的学术资源。

再次，《约注》取材上极为浩博广泛，这一方面，在于前人治学的文集、笔记，实际上也是传统学术研究均须留意挖掘的资源宝库，另一方面则是“古器遗文之出土，在在可以补正旧义，则取材又加广于昔矣”。二者的结合，既是《约注》旁征博引、疏释详富的充分支持，也是《约注》论证严密、执约驭繁的有力保障，是《约注》在视野范围、疏证手段两方面突破旧作的坚实基础。特别是张先生揭示的前人文集笔记的价值，其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训诂资料，可以说是汉语训诂资料的宝库，为很多大家学者所强调。至于对古文字材料的重视，对古器遗文的运用，应该说张先生“与时俱进”地消融了考古学、文字学等学术界的最新发现和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他的时代气息。张先生研治《说文》正是不囿于文字学领域，旁搜博采，使得《约注》一书收集的资料在很多方面超过前人，类此的学识、知识背景，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从中获益的。按照这个角度去审读《约注》，今后仍有许多事情可做。(www.xing528.com)

最后，《约注》的撰著特点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张先生在研治《说文》的过程中，对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视和身体力行。表现在《约注》里，即是在对《说文》草木鸟兽之名等字的训释上，几乎都是他访诸田野，于实物目验后作出的坚实考论，这之中也包括对方言俗语的细心留意和引证，从而探索文字学上的古音遗存。如果说《约注》的其他三方面特点，是扎实的知识领域，特别具备功夫意义，那么张先生以实物目验、方言印证展示出来的，则是潜在的个人意识、主体特征，它更表明了一种学术的态度和引领方向。即此而论，这一特点实在远比其他三处鲜活、清新。

总之，联系张先生同时代的学者来看，我们认为，虽然有很多大家如陆宗达、周祖谟先生等对《说文》皆有极精湛之研究，然而能够贯通全书、循文疏证者，却罕见其人。在20世纪下半叶动荡纷扰的历史环境下，张先生以一己之力，用十年光阴，不为外界因素所动，坚忍不拔、持之以恒亲笔撰写成三巨册的《约注》，这是《说文》学史上的佳话，作为传统《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疏证体的及时精心总结，已经在《说文》学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何况《约注》是本世纪以来祖国大陆所出现的《说文》的第三部大部头注本（前两部是丁福保的《说文诂林》和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无论是从编纂体例及方法上看，还是从注释内容及质量上看，《约注》都属于上乘之作，说它是当代《说文》传说方面新的里程碑，似不为过誉。在出版之后，收到海内外朋友来信，受到不少奖饰和鼓励。域内域外的学术界反应，当可视为《约注》总体成就的一个肯定，它使学术界对《说文》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同时，《说文》学由宋代至清代发展到鼎盛阶段，由于金石学的兴盛、甲骨文的发现，进入20世纪之后，《说文》学受到了一些冲击，《说文》的价值、《说文》的作用是否仍然重要，有些人产生了怀疑。在这种历史时代背景下，张先生没有全然否定甲文，而是对其进行充分借助，当然也没有一味迷信，相反却屡屡强调《说文》即便在研治甲文等方面，亦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在《约注》中是随处可以看到这种肯定回答的。由此，便在相当程度上使得这部煌煌巨著于20世纪承传《说文》之学有扛鼎揭旗之功。

当然，《约注》诚非完璧无瑕，同所有学术著作一样，必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张先生的博士生弟子冯浩菲先生曾经指出：“张先生在《自序》（按：指《约注》自序）中强调他主要用双声相衍的方法作解，似乎与韵无涉。其实以声训法推求语源，训式一出，必然声韵调俱从，往往不可能只用声母而不用韵母。智者千虑一失，人所难免。”另外，就刚所见，张先生的汉代小学研究亦有个别字的训释存在前后期不尽一致的情况，还有受当时马克思主义史观影响的些许机械化倾向等，这些都是今人在进行深入研读时应当了解的。不管怎样，《约注》“称之为‘简约易读，精见迭出’、影响较大的《说文》研究成果，还是当之无愧的”（张标《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今天，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精心整理《张舜徽集》，再次将《约注》重新清晰排印，必将引起学术界尤其是《说文》学研究者更多的关注，《约注》在《说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的价值也会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识与肯定吧。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