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而立：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是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文字学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创始人，被誉为大陆1949年以后，可与钱穆先生相提并论的国学大师。从2003年开始，由周师国林先生主持整理的《张舜徽集》，历经七年时间，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统一装帧的崭新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并于2010年获得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可以说为学术界研读张先生著作，提供了最新的便利。与这套书同样令人欣喜的是，张先生1942年至1947年间所写的也是唯一现存的一部日记，2010年在周师国林先生、陈虎先生两位的努力下，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名为《张舜徽壮议轩日记》，这不啻在《张舜徽集》提供世人研读张先生学术著作的基础上，又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走入张先生青壮年时期学术生命的门扉，其记载内容的亲切可读以及学术史研究方面的珍贵记录，都令人流连其中，感悟良多！

据张先生自己所说，他在青年时期，勤写日记，每有读书所得，则随手记下，留下了学术探索的宝贵记录。可惜由于战乱，南北颠沛，这些学术日记大多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先生生前也曾为之叹息不止。上个世纪80年代，湖南省图书馆搜集到张先生战乱中丢失的日记数册，时段为1942年至1947年，张先生调阅后，十分高兴，亲自题签为“壮议轩日记残存”。日记分为两编：一为“居湘编”，一为“入陇编”，总字数约20万字。“居湘编”为张先生在国立师范学院、北平民国学院（该校抗战时由北平迁至湖南）时所记；“入陇编”则为抗战胜利后到兰州大学任中文系教授时所记。日记内容丰富，包括当时的读书、教学、研究、学术交往等多方面的记载，也偶有生活方面的记录。可以说，这是一部学术性的日记，在近现代学人的日记中，颇具特色。

受周师国林先生的嘱托，近年来编撰张先生学术年谱，特别是《日记》出版后，周师手付一本，交代详阅一遍，从中择取可入年谱者，故捧书后两月之内，暇时咸致力于此，可谓通读首尾、无所跳脱。拜读并择取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这部学术性日记的“学术性”之所在：一来张先生可谓无一日不读书，早起、晚睡的自始至终，恒以读书为伴；二来日记中屡屡呈现的张先生早年的学术观点，大多在其后来的学术研究中秉持不弃，贯穿其一生，这一点尤为令人歆羡！日记中很多篇章，是先生每日研究成果的总结，已具学术论文雏形，常为后出专著所引用。要知道，日记所记的这五年间，乃是张先生三十多岁的而立之年，年龄可谓不大，而学术观点却生发成熟若此，多为终生不惑之论，可见先生年轻时代学问用工勤奋为何。这对今人来讲，很具借鉴意义。

限于篇幅，对此“而立之年的不惑之论”，仅略举数例以见一斑，熟悉张先生学术思想的人，当不会感到陌生：

一、发越志趣、开拓胸襟的治学气象。张先生修己与育人、读书与撰作，始终以发越志趣、开拓胸襟相勉励、相教诲，这是张门弟子以及熟悉张先生的人皆印象极为深刻的。这种博大的治学气象，可以说源自诸多因素，既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濡染，也有古今前贤著述言论的魅力感召，因此，对于湖湘曾国藩、左宗棠，张先生钦佩并表彰之不遗余力，而对于历史上经学若许慎、郑玄，史学若司马迁、郑樵者，以及清代学术中的扬州学派，更是总结其学术，踵继其遗绪，弘扬其风范。这一点，在《日记》中已有鲜明呈现，集中体现于先生对后学的指导诱启上：“余谓今日指示后生，宜循大道康衢，而不可引入歧途小径。示人以宽，其患犹狭，示人以狭，敝不胜言矣！今日为人师者，大氐扬己之长，毁所不见，相兢以狭道牖人者也，风气之不开，此辈必尸其咎！”（1942年9月28日）“余尝以为，今日教士所亟，在乎立志，所谓志者，非教其徒为著书立说之人也。天地间学者不必多，而切实做事之人断不可少，故余近年讲学宗旨，以发越志趣为首，故教后生多诵史传，以明体达用为归，故教后生读书综大略，以期周于世务。吾自有吾家法，正不必要途人而强同。可叹者，在今日上庠中，求一有胸襟、有规模，足以桴鼓相应者，渺不可得。一齐众楚，吾虽声嘶力竭，所补甚微耳。今日人才之大患，在于浮荡而不凝定，国家受病之原，亦即在此。施教者倘不能救之以敦笃，恢之以弘毅，天下事岂犹有可为耶？！”（1946年12月9日）张先生的这一苦心孤诣、振臂高呼，当时在学生中产生了积极反响，同事中若骆鸿凯、钱基博、辛树帜诸前辈，亦皆深以为然，其中辛树帜当时为兰州大学校长，不仅谦怀参与听讲，还盛推张先生“议论宏通，足以转移风气，启发后生也”。对此，张先生在表示感慕之同时，应该说也是极为自信的，这一宗旨也便一直伴随其教书育人、读书治学的一生，成为张门学术精神的第一要义。(www.xing528.com)

二、持之以恒、数十年如一日的治学规划。张先生在日记中，屡屡强调博杂之辨，申明二者有异，学者不可不知。就他自己而言，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所读可谓浩繁，兴趣涉论所至亦在在有之，但是稍作梳理不难发现，而立之年的张先生，在博览群书的同时，其实也在守之以约的围绕着自己的治学规划，渐进不懈地做着积累与研究。且不说其《广校雠略》的出版，《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诂训传释例》《四库总目类叙讲疏》的撰就，《九雅》《尔雅邵疏订补》《尔雅纲目》《翼雅全书》《雅诂通释》的构拟，即便先生一生经学研究的两部大作《说文解字约注》与《郑学丛著》，此时都已开始萌动，而《郑学丛著》中的《郑雅》分明就是完成于此时：“余尝持论，以为考辨群经名物，必以郑氏为宗，而取贾、孔之说疏明之，浩然欲撰《郑雅》一书。《礼》注、《诗》笺综录略定，既已写为《三礼郑注义类》《诗笺义类》二种藏之箧，衍六七年矣，惟诸经佚注未及排比。频岁奔走四方，恒以郑氏佚书自随，思乘暇隙竟此全功，率以分心它业，不克专意于斯，坐视无成，良足叹息！日来颇思重理旧业，写定成帙，当以数月之力了之。戴东原尝言：知十而非真知，不如知一之为真知，此亦学者守约之道。余之病在无恒心，又在无毅力，自识字以迄今兹，百无一成，悉由此耳。今而后宜痛矫此失，尽心力以图之！”（1942年10月30日）“余尝发愿，欲纂《郑雅》，久而无成，近乃矢志为之，必先辑录郑氏佚注、义类，而后可分类排比也。”（1943年3月17日）从1942年10月30日的“颇思重理旧业，写定成帙”，到1943年3月17日的“近乃矢志为之”，张先生终于下定决心，集中时间精力完成之，而《日记》中也确实显示，从1943年3月17日开始，先生几乎每天都在《日记》中记录其辑录《郑雅》的进程，“专精静虑，屏绝他书”，常常是自朝达暮、自旦至晡，夜录至二更后，对于郑注以及《雅》例所悟亦渐渐加深，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辛苦努力，到1943年夏初暑假前，基本已撰为长编，等待写定。我们知道，《郑学丛著》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包括《郑雅》《郑学传述考》等多种，这距离《郑雅》的基本写定已过去了四十年，接近半个世纪的积累与增补，此中透露出何等的治学精神与启示啊！再比如先生对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在此间有所规划：“余年来有意采辑三百年间师儒论学之言撰为一书，颜曰《清儒通义》，久未能成。尝观近人考论三百年来学术原流之书，有梁任公、钱宾四二家。……钱氏书二十六年始印成，余涉览已两过，服其取材甚广，采择甚精，持论平实，能见其大，逾于时下著述远甚。然余以为，今日考论往代之学术，莫如撰通义，体制与学术殊，而涵蓄浩博广大过之。意欲立经世、立身、治学诸大纲，又各系之细目，一代学术即内之治学门中，由异以占其同，由分以求其通，庶几以简统繁，不虞失漏。余当定其义例，以从事焉。”（1942年9月27日）“余年来搜辑清儒论学之文，分令及门手录者，积百数十篇，今日付书肆，分装成三厚册，命之曰《清儒识大编》。此后尤当博求而周采之，以充斯篇帙也。自去秋发愿，欲撰《清儒通义》，自思才力不足以任此，姑先为长编，以俟异日写定可也。凡吾所录《清儒粹语》及此《识大编》，皆《通义》之底本。此外犹思纂《清儒著述叙录》，以甄录有清一代之书。苟能成此三种以当长编，庶几《通义》可涉笔矣。兹事体大，当黾俛图之也！”（1942年12月31日）可见，先生曾有意撰作的与梁、钱同名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起初便是《清儒通义》这一构想，而《清儒识大编》《清儒粹语》《清儒著述叙录》三种，皆是为《清儒通义》“以当长编，庶几《通义》可涉笔”，这又是何等的治学规模与思谋啊！虽然“兹事”确实“体大”，先生一生未能如愿撰就此书，但是分解而成的《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清儒学记》《清代扬州学记》等书，应当就是为此努力后形成的另一种形态的清代学术史系列，它们的整体组合，也可总体上展示先生对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与贡献。至于《清代扬州学记》对于清代扬州学派的划定与掘扬，以及众所熟知的“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1944年4月1日）这一名论，更在此时卓然形成而终生笃定，其学其识不能不令人叹服！

三、“文非学无本，学非文不宣”的治学理念。张先生对于诗词歌赋一类文学创作，是不甚措意的，我在拙著《张舜徽的汉代学术研究》中曾有评析，简单来说，他主张学者宜致力于经史诸子实学，反对倾心思于呻吟唱和，这一观点，也在先生而立之年便坚定不移了：“此间某君送其所为诗文来，求余鉴定，其气甚弱而辞甚庸，一言以蔽之，曰坐不读书耳。……今日学者，好高谈诗文，不惟不下苦功多读书，且并古人诗文，亦不勤加诵习，而好弄柔翰，以此自衒，吾遇其人亦多矣，窃深耻之！此间共事者，群相尚以诗文，而不知从事学术，暇尝闻其所自标识，亦无不曰李杜韩欧，夷考其实，亦未必果能窥诸家之奥窔，徒托名以自重而已。夫欲极乎李杜韩欧之境，则必先取乎诸家之所资以为文者而尽学之，庶几违道不远，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苟其心中惟此诸家是睎，而不致力乎学，则睎之愈切，去之愈远矣。昔亭林与友人书有曰：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文集四。此言非亭林不能道，世俗之士不解斯义，而好言诗文，可叹也！昔人言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生值今日，不惟不屑，且亦不暇，吾之志在是矣！”（1942年12月5日）对于后生好学请问者，同事中多愁善感、浸染诗词者，总以多读有用书、少读诗词相劝勉：“余力劝其少读诗词，多看有用书以自益。彼居吾楼下，昕夕闻其读诗不辍，其音至悲楚，吾欲戒止之久矣，今偶言及，不得不尽友朋之忠告也。吾所识友好中，能诗者无不苦思善愁，气不胜志，少年有用之身，半消磨于无病呻吟之地，每一屈指，辄为长叹！……且时至今日，学者所当从事者万端，尽心力以为之，犹恐不及，更何暇有事于雕虫篆刻耶？！此间共事者，大率以作诗相矜尚，此唱彼和，互相标榜，未见有伏案读有用书一部，以道德经济相考论者，至可闵也！”（1943年1月6日）需要指出的是，张先生对于文学有广义、狭义之辨，狭义的文学即通常意义上的诗词歌赋，广义的文学则为古人经纬天地的人文化成之学，因此当先生在西北师范学院首次为诸生授课时，“首为论及文学二字含义之广博，不限于诵诗作文，必以多读立言记事之书立其基，又为援证昔人成功事实以敦厉之，闻者悚然，皆大欢喜”（1946年11月14日）。而在兰州大学应诸生之请，登堂讲演历两小时，亦谆谆于“劝诸生推廓文学范畴，不必追逐时流，以从事于诗歌、小说及疲心力于考古，大意欲导之入于康衢，以收体用兼备之效”（1946年12月28日），即此而言，先生之苦心孤诣，实与其发越志趣、开拓胸襟的治学气象相表里，这种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在先生后来的著作里如《汉书艺文志通释》《清人文集别录》等，随处可见阐发，鲜明地体现出先生对于学与文的辩证认识。先生说：“余平生深守焦里堂之训，文非学无本，学非文不宣，致力二语，时虞不逮。惟余所悉心于文者，乃求有序、有物、有则，而非世俗之诗词歌赋也。早岁服膺亭林之说，二十后即不复作诗，其他则又土苴视之。吾之治学，自为家法，亦即善取不如善弃之意也。”（1946年11月16日）这无疑是先生本人治学家法的真实写照，而“文非学无本，学非文不宣”的治学理念，即便在今日来看，仍还是具有相当启迪意义的。

总之，《张舜徽壮议轩日记》这本学术性的日记，可谓张先生青壮年时期学术生命的生动呈现，极具法家精神与气魄的张先生认为“自来生丁危乱之世，而出其大气魄、大勇力，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者，无不有法家精神，如蜀之诸葛，唐之魏徵，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皆是也”（1946年10月28日）。纵观先生一生，又何尝不是“出其大气魄、大勇力”以一身任学术之重呢？！另外，《日记》中所记学人交往，如同余嘉锡、钱基博、杨树达、钟泰、辛树帜、吴其昌、冯国瑞等众多学者交游、问学，事迹有相当生动者，为他书所未载，这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慧眼只具，将张先生的这部分珍贵的日记影印出版，使这一墨宝化身千百，对于研究张先生的学术成长轨迹，进而对于研究近现代学术史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2011年，适值先生百年冥诞，《日记》的及时出版与整理，是对先生纪念、缅怀的一份景仰与心意，穿梭回七十年前的枪炮烟火、乱离奔走，我们细品先生笔力遒劲、一丝不苟中的治学气象、治学规划、治学理念，以及关于身心工夫、关于养生、关于湘学、关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走进的是张先生刚健的生命世界，走进的也是近现代那一代前辈学人艰苦卓绝的学问圣域！附读罢先生《日记》后当时草撰QQ空间日志一篇——

（刚谨按：此文撰于2011年正月，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