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名著《清人文集别录》评析先生集部之学态度

先生于集部之认识，最可注意。在先生看来，集部之学不可徒以诗词文赋为专务，此种事消磨时日，无益于学问，必以实学填补之，始可与言夫学问。故而先生品论前人，恒以此为准绳，评骘高下。

我们以先生集部著作《清人文集别录》来分析。《别录》中，卷一《田间文集》条，先生评桐城钱澄之曰：“余观澄之之文，才气骏发，不可控抑。非特一扫明季之陋，即清初诸大家，亦鲜有能与抗衡者。由其学养深醇，气积势盛，有诸中形诸外，不期工而自工。即以文论，亦自不废大家。当时有此雄厚之气者，惟大兴王源，庶几近之。澄之不以文名，而文章之事，莫之或先。顾余以为其尤大过人者，不在文章而在学识也。”随后详举澄之治经说《诗》之法。此处，先生极力称赞钱氏文笔之才，然而以为“由其学养深醇”有以致之，更进一步认为“其尤大过人者，不在文章而在学识也”。因此感慨道：“观其平生专力致精，足践所言，治经之功，似非顾氏（宁人）所能逮。不知近人考论清初学术者，何以忽之。”^[15]言下之意，极为惋惜！《钝吟文稿》条，论常熟冯班曰：“王士祯服其博雅。而阎若璩《潜邱箚记》，取与黄宗羲、顾炎武、朱彝尊等，并目为一时圣人。所著《钝吟杂录》，论学品文，多发前人所未发。赵执信一见叹为至论，至具朝服下拜。尝谒其墓，书私淑门人刺焚于冢前，其为名流倾服至此。盖其学问文章，根柢深厚，不徒以吟咏见长也。”^[16]同样认为班之成就，以学问根柢深厚使然，“不徒以吟咏见长也”。

先生既以学问为文章高下之内在潜因，故校论诗词之家时，往往以此断言，而不由其文章如何。《别录》卷一《安雅堂文集》论莱阳宋琬曰：“始琬在京师，于严沆、施闰章、丁澎辈相唱和，有燕台七子之目。而王士祯《池北偶谈》尝取琬与施闰章并论。谓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盖琬雅工吟咏，有大名于清初，故论者常举闰章相况。至于学问识议，则琬固不逮闰章也。”^[17]卷二《曝书亭集》条论朱彝尊曰：“论者或谓当时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余则以为彝尊之所以大过人者，在其学问功力深厚，不仅非王、汪所能望，即毛氏抑犹逊其笃实。盖奇龄才胜其学，而彝尊学副其才，斯又两家之辨也。至于根柢庞固，文辞渊雅，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又远出并世诸儒之上。（中略）今观是集卷四十二至五十五题跋之作，辨订群书，考证碑版，虽得失互见，而大体多精。要非博涉多通，而识断通核者，不能为。世徒推其文藻之美，固不足以尽之也。”^[18]琬虽有文名，先生犹以为其学不足，彝尊学问笃实，故于其文名之外，力抉其学之博雅，可见先生评人品文必以其学衡量之。

先生于文采有实学者，亟称其学，于实学有文采者，亦不没其长，要以实学与否臧否其人。《别录》卷三《绩学堂文钞》条，论宣城梅文鼎曰：“自古治学之士，功力相齐，而成就绝异，则视其识之高下何如耳。文鼎所以能成其绝学，而卓然有所发明，亦以其识力之迥越庸常也。顾文鼎虽以历算名家，而门庭弥广，学问至博。（中略）举凡杂道小端，莫不循流溯源，得其本柢。宜乎方苞始与遇于京师，而服其博览群书也。至其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不求工于文，而文自工。施闰章与之交最密。闰章称其为文振笔风发，而为诗清真静远，盖定评也。余读文鼎《祭闰章文》，情真意挚，文采斐然，非有真性情而深于文者不能为。徒以历算为绝学，世争推之，而诗文众艺，遂为所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谓诗文为文鼎余事，非所擅长，亦物不两大之理。岂知言哉。”^[19]梅氏精于历算绝学，以此擅誉当代，《提要》对其文未施美赞，先生则以为不也。可见先生于实学之人，维护若何。

以上仅示数例，已可睹先生集部之学之态度。读者细览《别录》，此等语在在可拾。况且，先生不止以此榷论清人，纵上论两汉，亦无逃乎斯。如《汉书艺文志通释》“诗赋略”中《贾谊赋》条按曰：“贾生根柢儒学，年少高才，乃卓然命世英杰。观其论政诸文，议论甚伟，一时无可与比者。词赋为忧愤感事而作，特其余事耳。”《司马相如赋》条按曰：“司马相如为汉代小学名家，有《凡将篇》，见《六艺略》小学家；又长于论事，有《荆轲论》，见《诸子略》杂家。词赋之美，特其余事耳。”《刘向赋》条按曰：“向在西汉，博学而尤长于儒。故当成帝河平中受诏校众秘书，自校经传、诸子、诗赋。其余兵书、数术、方技三者，虽各委专才，亦由向总其成。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非有渊博之学，弘通之识，曷可办此。（中略）如此鸿儒，本不赖词赋以传也。”《司马迁赋》条按曰：“司马迁乃旷代奇才，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殊语，包罗万事，撰为一书。二千年间，迄无其匹。《汉志》既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于《六艺略》春秋家矣。千古史裁，莫之与京。后世载笔之士，得其一体，皆足述成专书，名垂来叶。虽其一生亦尝作赋，特徇时尚偶尔为之，固以小技视之矣。”《孙卿赋》条按曰：“荀卿周末大儒，辞赋特其余事耳。”此类批注屡屡可见，均表明先生不甚看重辞赋之“余事”，而注重其人经史之实学。特别如《陆贾赋》条按曰：“陆贾有《楚汉春秋》，见《六艺略》春秋家；又有书二十三篇，见《诸子略》儒家。是固深于儒学之士也。故汉初天下甫定，即时时于高帝前说称《诗》《书》。始遭辱骂，终见礼重。……至于赋之有无，不足为轻重也。《汉志》著录之赋三篇，竟不传于后。”^[20]一“竟”字相当有韵味，其不以为然之语气跃然纸上。

因此，当先生一九八一年八月五日撰《自强不息　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时，明确告诫后学“有所取必有所弃，不要因其他爱好分散治学精力”，并以己身与诗词绝缘述曰：“我在少年时期，读了古人的诗词以后，也喜欢轻弄笔墨，作诗填词。到二十一岁站上教书岗位以后，每周除讲课外，还要批改学生文卷，自己尽量挤出时间努力读书，没有闲工夫去强记故实，推敲字句，在诗词方面花气力。感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自是扬雄的经验之谈；而刘知几‘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的‘宏愿’，却是我们的绝好榜样。于是下定决心，与诗词绝缘。四五十年间，从不作诗填词。也就夺回了许多精力时间，专用于做学问的方面去，成效是很大的。（中略）我又本着顾炎武‘诗不必人人皆作’的名言，指导学生也不必动辄作诗，使他们不把有用的岁月，抛到吟风咏月中去。对己对人，都很有益。我自己从排除过去作诗填词的干扰以后，集中精力做学问，无论是读大部头书或研究专题，一天有一天的计划，一月有一月的进程，努力不懈，自可以如期完成任务。到了晚年，更加体味到在治学过程中集中精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有些不关紧要、可有可无的爱好加以屏除，对于做学问，是会有很大好处的。”^[21]这段话，可谓最完整体现先生于集部之学的认识了。

文末，我们试作一总结。首先，先生于经学、史学、子学之认识，应该说乃是时代潮流，系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流行后不得不然之事。因儒学权威不复从前，所谓经学亦只能作为学术研究之一科耳。史学则在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后愈见隆升，范围益广，晚清“国粹派”鼓吹的“国学”不甚炽盛之时，以文献学统筹其名，全面进行传统学术之研究，不能不说是一新的契机。至于子学与经学比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思想）史，更是今天情理中义。然而，经学或说儒家经典不再尊贵如昔，绝不意味经学或儒家经典全无其义理之价值，先生谓其“引归身受”即是把握元典之理性思维。而史学在当下日趋琐细、微观情况下，如何开拓规模、成其博通，亦是颇可思索之问题。如何既不盲目迷信经学，又恢复其内在大道之醇正，既注重具体专题史学，更放眼其古今熔铸之会通，既留意各具风格之子学，却不片面夸大相应之构成，是吾人当下颇值得关照的事情。先生之意见，或可鉴焉。

其次，先生于集部之学之认识，须辩证对待。这包括以下几点：一、先生不重辞赋式集部之学，此毋庸怀疑。在先生看来，作诗填词无关经史实学宏旨，苟无实学以副，多无益于身心；二、集部之学必赖实学以成高明，苟有实学，文章之事亦水到渠成，故先生于实学之人称其文采，并非绝对否定。这一观点，自可成一家之言，试观今日文学之作罕逢朱自清、钱钟书辈，便知弄文舞墨、谋思篇章，亦非不学之人所可与焉。惟文章之事，与夫治学又有不同，未可绳以同矩，太白“诗仙”实天纵之才，韩子退之亦文坛大宗，若因韩子有圣学之贤，必谓其高于白，似亦终觉不类。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先生道游前一年，亲撰《八十自叙》，述其一生著作曰：“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特就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约略言之。至于薄物小书，不暇细数也。”^[22]明确可见，先生之学贯通四部矣！今先生已成古人，而其四部著作俱在，从中感悟先生于四部各自之认识，踵继而后追之，然则国学之兴发，其在吾辈乎？！

（刚谨按：此文收录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编《张舜徽学术研究》第一辑，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冯浩菲：《张舜徽先生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诸领域的研究和贡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

[2]李晓明：《张舜徽先生汉学研究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

[3]张舜徽：《爱晚庐随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6页。

[4]许刚：《张舜徽先生于太史公之表彰》，《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5年第2期，第50～54页。

[5]周国林：《张舜徽先生学术成就述略》，参见周国林主编：《历史文献研究》（总第十九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6]张舜徽：《广校雠略》，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页。(www.xing528.com)

[7]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前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8]周国林：《张舜徽先生学术成就述略》，参见周国林主编：《历史文献研究》（总第十九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9]周国林、刘韶军主编：《历史文献学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版，第46页。

[10]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1]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

[12]张舜徽：《爱晚庐随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13]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页。

[14]张舜徽：《旧学辑存》，齐鲁书社1988年版。

[15]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16]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7]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18]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

[19]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20]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351、354、355、357、361页。

[21]张君和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9、630页。

[22]张君和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