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于丙部之学，极为重视，在认识上承接晚清大儒对诸子学欣赏之意见，以为“诸子与群经比重”；实践上则肆力钻研，尤其是周秦诸子道论、政论，形成系列见知于学术界之成果。
《清人文集别录》卷一《霜红龛集》条曰：“（傅）山于学无所不通，书画医术，尤极精能。贯穿四部，旁涉二藏。清初诸老，多以经史植其基，鲜有能究心诸子者。山于经史之外，复沉潜于百家之书，校勘甚勤，而复多创获。（中略）其后乾嘉诸儒，若汪中、毕沅之理董诸子，庄述祖、阮元之考证金石，功力加密，而所得亦多。然循流溯原，要必推山为先路之导也。故其学规模至大，而沾溉于后来者亦至广，在清初儒林中，最为博雅矣。”[10]《清人笔记条辨》卷一《霜红龛笔记》条亦曰：“卷中又云：‘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按自明初以八股取士，士之伏案诵习者，不外《四书》《五经》之高头讲章。冀以此攫科名，登仕版。一行作吏，益无暇读书。其能博习经史自拔于流俗者，已寥寥可数。清初诸老，多以经史植其基，一挽末流空疏之弊。顾鲜有能究心诸子之学，深造而有得者。傅氏于经史之外，复探索于百家之书。校勘甚勤，弥多创获，治《墨经》尤仔细。故知诸子之学，为用甚广，本不亚于六经，不应妄分轩轾也。其后乾、嘉诸儒若汪中、毕沅之理董诸子，要必推傅氏为先路之导耳。”[11]两处所论，并无二致，足见先生看重诸子之学，亦遵照清儒涂辙前行也。职是故，先生《诸子与群经比重》篇明确提升子部之学，乃与经部相颉颃：
立言之书，愈早愈简，愈为可贵。昔人所云得唐以下书千卷，不逮汉以上书一卷者，谓此也。故周秦诸子与群经传记互相表里，诸子所言，有合乎经义者；诸子中引用群经处既多，而诸子之文亦有采入群经者。故究绎周秦立言之书，自不能循昔人经子畛域妄分轩轾也。《汉书》《艺文志》叙录诸子，乃云：“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当汉世专尊儒学、罢黜百家之时，能为此言，可谓有识！[12](www.xing528.com)
当然，认识之后，继之者则实践也，此处暂以周秦道论、政论为例，借见先生诸子学之研究。先生于周秦道论之研究，集中汇总于《周秦道论发微》一书。是书包括《叙录》《道论通说》《道论足征记》《老子疏证》《管子四篇疏证》《太史公论六家要指述义》，中心思想，即阐发其周秦诸子所谓“道”也者，均就“君人南面之术”立论，既非儒家弘毅进取的仁义之道，亦非道家消极寡欲的无为之道，而是帝王驾驭之术，掌权之方。此论一出，学界哗然，因学者心目中，早已视“道”为古代哲学名词、传统义理术语，今先生乃谓“道”者特“君人南面术”也已，本无涉乎玄思臆想，其惊人之程度如何，自然可知！不过，先生此论，绝非故作奇辞，其所运用之法，乃自周秦诸子群籍中遍索“道”字，逐一排比，综合贯联，从而恍悟斯理，即《叙录》所云“博考经、传、子、史，以及唐以前士大夫们的议论，择取其中足以印证古代人君南面术的一些材料”[13]，复结合《老子》《管子》《韩非子》《淮南子》所陈，证成此说。此种乾嘉实证法，材料详密，论据充分，故虽有不以为然者，而欲辩驳先生此说，亦非三言两语可尽。
先生既以诸子百家皆为务治，故于其道论之外，又将其法治政策鸠集成篇，编为《周秦诸子政论类要》，以与诸子“君人南面”之道相羽翼。此与《经典名言》同，惟彼重哲理感受，此则偏于政治实用，更可见诸子重实效讲谋略之治国方针。其《序》曰：“周秦诸子书中言富强之术者多矣，有以功业自白于世者，有以言论垂之久远者，皆坐言而可起行。宜其为后世政治家兢兢服膺而不欲斯须离之也”，又谓此编曰：“周秦诸子之言治道者，精义名言，多在是矣。以之下衡历代政治家之所施为，古今同揆，若合符契。其于考镜理乱兴衰之陈迹，或亦有取乎是也。”[14]今观此篇，诚然。《类要》上编为“周秦诸子政论之总精神”，中编为“周秦诸子论法”，下编为“周秦诸子论政”，若“抨击空谈”、“实行法治”、“创建制度”、“任用贤能”诸多条目，确于今日仍有亟急之鉴。可见先生推尊诸子，实有其可许之处，所谓经世济用寓意存诸内也。此于近现代学者诸子学研究中，亦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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