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而立集：关于史学的发展与成果

先生于乙部，偏向扩充史学之广义性，即反对乾嘉考据史学之专拘，主张太史公通史之规模与气象，因此奋起作为、卓有成效者，则转成文献学新学科之建设矣。关于先生秉承史公精神，撰作通史之弘愿，可参拙稿《张舜徽先生于太史公之表彰》^[4]，兹亦无论；此处仅就先生建设文献学新学科之思想，略作陈述。

1945年，先生首部著作《广校雠略》刊行长沙排印本。《广校雠略》，“顾名思义，是推广发扬宋代郑樵的《通志·校雠略》”^[5]，亦先生所叙“乃效郑氏《通志·校雠略》之体，稍加铨次，都为百篇，命曰《广校雠略》”^[6]。先生极推崇郑樵之会通，此书既广益之，非惟见先生尊仿其学，更可睹先生校雠学会通之义。

校雠学，古之文献学也。今之文献学，谓目录、版本、校勘三者，并文字、音韵、训诂，及辨伪、辑佚等诸门也。至于古时，则未尝若此细分；统以校雠之名，举凡上述各科，悉纳其中。故郑樵《通志·二十略》，校雠一略，备论学术经籍之事；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别裁，详剖辨章考镜之法：皆古之文献学也。今人虽曰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曰辨伪学、辑佚学，然而顾首觅靠、援手求聚，犹怡然于文献学之大家庭，未敢遽跃畔离也。斯亦可见今日之文献学，尚并全失会通之义。先生素倡会通之学，力斥狭隘之术，故晚年撰作《中国文献学》，极言广义之文献学。书之前言云：“文献学的范围，包罗本广。（中略）梁启超所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谈到‘清初史学之建设’时，便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这却把文献学看成了广义的史学，内容自然是很丰富的。”^[7]由此，是书以版本、校勘、目录为整理古代文献之基础知识，钞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乃前人整理文献之具体工作，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为前人整理文献之丰硕成果；若今后整理文献之重要工作，又当有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理地方志书、融贯诸子百家，而最终之主要目的与重大任务，编述通史也。可见先生所言之文献学，虽不能谓无所不包，要亦极广博矣。(www.xing528.com)

与先前及并时同类著述相比，《中国文献学》“不仅仅是文献学史的叙述，也不仅仅是文献基本知识的介绍，而重在论证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阐述历代校雠学家和清代考证家整理文献的业绩，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以及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8]。《中国文献学》“绪论”第一章“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书之开卷即开宗明义，强调广义之文献学。此并世文献学家所未尝道。究其实，自先生会通之学有以致之。陕西师范大学已故著名学者赵吉惠先生论曰：“从内涵的文化深义上讲，广义文献学也体现了‘通’字，也是对历史文献学的博通。”^[9]信矣。从《广校雠略》尊崇郑樵到晚年撰成《中国文献学》，从表彰太史公到晚年以一人之力撰作《中华人民通史》，先生之史学既可见会通之精神，又可察广义之规模，此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学者中，实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