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术，辄曰“道德学问”，此中国文化之特性所在。可以说，道德本身即是学问，某种意义上，是一生之学问，无止境之学问；另一方面，亦可说学问必以道德为先，无此前提，或无此准绳，学问终不值一道。故传统学者恒求道德学问于一身，二者交融。钱基博先生于此有焉。
钱基博先生之学问，容有心仪者专门研究之，此处从略；论其道德，其人格品质，愿申说一二。自大处论，钱基博先生与彼时学者同处时局动荡、国危民苦之时代，特别是日寇侵华时期，书生何以报国极有讲究。据傅道彬先生《钱基博先生小传》：
1944年长沙失守，日寇长入腹地，兵临城下，师范学院奉命西迁溆浦，而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当时驻守湘西的王耀武将军闻讯，驰书先生，劝其后撤，而先生不为所动，自谓“非寇退危解，不赴院召，亦使人知学府中人尚有人站得起也”，又云：“我留此岂能真有造于一方，不过藉此练胆练智以自验所学，无负余生而已矣。”足见先生之欲以身殉国，决非逞一时之意气，盖其素所蓄积者如是。其后湘西雪峰山之役，我军大捷，寇退危解，而此番之举，却是先生生命史上最见肝胆最具精神之一页。[1]
钱基博先生此事所见之精神，毋庸置疑，正传统士子身上孟子所谓之“大丈夫”风骨，此在国史历朝历代，从不乏人。当然并不是说此事此种方式即唯一可见学者情操者[2]，但其“藉此练胆练智以自验所学”，却正是道德学问修进之途。今日和平年代，纵无此舍生取义，而人生日常之逢遇得失，进退取舍，是非直曲，依然具有同等之价值。惟在我辈勇气如何，认识如何而已。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拿出钱基博先生上述之精神来。
我们还要学习钱基博先生谦和、谦虚的精神。据张舜徽先生记述道：
记得和钱子泉先生第一次通信的时候，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那时我刚三十岁，而他已五十多岁了。我在署名的上面自称“后学”，这是应该的。但先生在回信中却说：“后学
谦，非所克当，获厕友朋，为幸多矣。”我于是发现这位老学者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容易接近。(www.xing528.com)
又说：
同居武昌时，他的年龄快七十了。我每次走进他的书斋，见他总是伏案看书或钞书不倦。他看的书，多属历代文集。在交谈中，他曾对我说：“我搞的是集部之学。”这分明是谦虚之辞。其实他的学问，遍及四部，谁都服其渊博。但他虚怀若谷，从不以学问骄人，也不自以为满足。从早到晚，总是孜孜不倦看书、读书。[3]
其实钱基博先生学术上极为自信，特别是他的“集部之学”，用他本人的话说：“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这与其“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以及“子部钩稽，亦多匡发”[4]比较而言，尤其凸显出学者于一己之学之体悟心得、自主自信。像张舜徽先生，晚年《八十自叙》论其一生之学，历检四部著述，末亦曰：“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5]，与此正同。设若无所立足、无所成就、无所自获，恐亦难出此言。但这一切绝非自大自满的资本，仅是对自己的一个自我交代，却不是对别人的一种自以为是。在这一意义上，钱基博先生，包括张舜徽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便是谦和、谦虚的美德了。
另外，正如张舜徽先生指出的：“钱子泉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更是一般教师所望尘莫及的”[6]，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检讨的。今日之高校教师，传道固已不再言及，授业、解惑竟也无心无暇无力为之矣，这真是深可堪忧！学术之博通与专精，大小与高下，因时代之不同，禀赋之差异，难求一律，然而人师之讲求，则恐千百年来、千百年后永难推卸。就此而言，我们对钱基博先生的纪念、学习，并非一时的，而是长远的。钱穆先生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又说：“余在厦门集美无锡三师苏州中学三校，校内敬事者有钱子泉，校外敬事者有金松岑，皆前辈典型人也。”[7]是对钱基博先生的高度评价了，论其大端，便是学问上博学之，道德上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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