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史中的宋学精神与汉学工夫：钱穆与张舜徽的比较

清代学术史方面，是钱穆、张舜徽先生一块可见彼此异彩纷呈的重要研究领域。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与梁启超同名著作相提并论，这在学术界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张舜徽先生也本来拟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以想象，果真成书，必将与梁、钱两家相辉映；惜夫最终未成，而是以文集别录、笔记条辨及学记等著作方式展现出来。即便如此，钱、张二人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仍可通过现存著作作一比较研究，并借此对两人的治学特点有更好的了解。

从外在直接看来，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类似传统的学案体，而张舜徽先生《清儒学记》则为改进的学记体，二者各有其特点，这既有时代背景因素在内，亦有两人治学风格之不同使然。不过，著述体例上的一字之差，或仅为其外在一区别，而仔细比较两家著作框架及其章节布局、人物评价，则可以更进一步地考察钱、张二人在清代学术史上的研究风格与治学理念。简言之，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注重清儒宋学精神，张著《清儒学记》则欣赏清儒汉学工夫。

为使读者更好地明了此一不同，兹先将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张著《清儒学记》的基本情况成一表格，以便下文具体展开。

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张著《清儒学记》一览表

续表

根据表格统计，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涉及清代学者51人，张著《清儒学记》则达63人，有一定出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出入”中，有两家共同涉及而评价却显不同的学者，有钱著单列、张著无或者张著单列、钱著无的学者，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附论学者，而前两种情况尤可见钱、张两家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的自家风格。限于篇幅，以下仅以二人对顾炎武、黄宗羲之评价，稍作阐析，不当之处，乞请方家同仁有以教之。

顾炎武与黄宗羲是明末清初学术史上的两位大儒，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张著《清儒学记》自然于此两人不得轻易放过，尽管两家对顾、黄皆给予了极高评价，然而细致比照之下，还是可以得出一点印象，那就是：钱穆先生看重黄宗羲高于顾炎武，张舜徽先生则推崇顾炎武胜于黄宗羲。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先生将黄宗羲排在第二章予以论述，除去第一章引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论述学者中的“第一章”，第二章为王夫之，第三章为顾炎武。《清儒学记》中，张舜徽先生则将顾炎武学记列为第一，黄宗羲列入浙东学记第六。这一次序之不同，实质上折射出两家于顾、黄不同的评价，一方面是顾、黄本人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为顾、黄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先看钱穆先生对黄宗羲的评价。钱先生对黄宗羲评价极高，谓“其意实欲冶文苑、儒林、道学于一炉，重复古者儒之大全。其愿力之宏，气魄之大，良可叹敬”^[1]。学术界向来将顾炎武视作清学之开山人物，钱先生明显不同意这一意见，认为黄宗羲自身之学术思想及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均应在顾炎武之上，清代学术新局面、新风尚皆与黄宗羲有关。这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一再不厌其烦地予以详辨：

梨洲讲学，初不脱理学家传统之见。自负为蕺山正传，以排异端、阐正学为己任。至其晚年而论学宗旨大变，备见于其所为《明儒学案序》。然此特就其争门面、争字句处看则然耳，其实梨洲平日讲学精神，早已创辟新局面，非复明人讲心性理气、讲诚意慎独之旧规。苟略其场面，求其底里，则梨洲固不失为新时代学风一先驱也。

梨洲自负得理学正统之传，而其为学之务博综与尚实证，则固毕生以之，不俟乎晚年之改悟。故论新时代学风之开先，梨洲之影响，实在此不在彼也。

梨洲亦自言之曰：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其前一语，所以开时代之新趋，后一语则仍归宿于传统之旧贯，是为梨洲论学之两面。

梨洲所谓儒之大全，将以经史植其体，事功白其用，实践以淑之身，文章以扬之世。其意趣之闳大，规模之恢伟，固足以掩顾、颜而上之矣。

梨洲论学，虽若犹承明人之传统，而梨洲之为学，则实创清代之新局矣。^[2]

故此，当论述顾炎武一章时，亦汲汲于此问题之辨析，首先自顾氏学术思想本身仔细分析，指出“亭林人格不见知于身后，乃以博学多闻见推”，“非亭林所乐闻也”：

三百年来，亭林终不免以多闻博学见推，是果为亭林之辱欤！亭林地下有知，客死之魂，不知又将于何归依？今谓亭林乃清学开山，亦仅指其多闻博学，而忘其“行己有耻”之教者，岂不更可痛之甚耶！

盖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为《日知录》，又分三部：曰经术，治道，博闻。后儒乃打归一路，专守其“经学即理学”之议，以经术为明道。余力所汇，则及博闻。至于研治道，讲救世，则时异世易，继响无人，而终于消沉焉。若论亭林本意，则显然以讲治道救世为主。故后之学亭林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闻，则半之中又失其半焉。且所失者胥其所重，所取胥其所轻。取舍之间，亦有运会，非尽人力。而近人率推亭林为汉学开山，其语要非亭林所乐闻也。^[3]

其次，又自学术史渊源上考察，以推明清儒考证学之来历：

清儒之言考证推本顾、阎者，乃以本朝自为限断，亦不谓其事由两人特造，更无来历也。（自注：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谓：“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梨洲、亭林二君实启之。”黄、顾并举，亦较单推亭林为允。）

亭林治经学，所谓明流变，求证佐，以开后世之涂辙者，明人已导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经之论，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帜者，亦非亭林独创。^[4]

因此，钱先生一方面谓“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论，虽意切救时，而析义未精，言之失当，诚有如方氏之所讥者”^[5]，赞同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中对顾炎武的评论，另一方面则反问：“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6]显然是表达了对梁启超学术观点的全面否定。这一否定性意见，是与其早前《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中的看法一致的^[7]。总之一句话，不管是顾炎武自身学术思想，还是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钱先生都发出了不同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往学者的声音，抒发了他对清代学术史特别是清初这一段相关人物、学术演变的个人见解，值得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后来者们瞩目。

再看张舜徽先生的研究。《清儒学记》中，张先生将黄宗羲列入浙东学记第六，认为“黄宗羲在清初，自是浙东学派的大师”，“从黄宗羲到章学诚，或亲承音旨，或闻风兴起，一脉相因，渊源有自”^[8]，故叙述《浙东学记》，首黄宗羲。对于黄氏学术思想，张先生的个人解读似乎不多，主要参考了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梨州经史之学”一节的研究心得，这在《清人文集别录》卷一论黄宗羲处至为明显，《清儒学记》中亦是文言文转换为语体文的同样内容^[9]；不过，有意思的是，几乎同样的叙述黄宗羲学术大要，张先生却在概括式评价中并未给出与钱穆先生一般的高度，只说“他在当时，实是一位在学术上有能力进行矫偏救弊、创立新局面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有规模气象、有才略胆识的大学者”，“学术多途，极其淹博”^[10]，这与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给出的“新时代学风一先驱”、“新时代学风之开先”等评价显然是有程度上的不同。跟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相一致，张先生将清代学术史“创立新局面”的这一功绩赋予了顾炎武。

无疑，张先生是极为推崇顾炎武的，评价显然高于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意见。他虽然也指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根据全祖望所提“经学即理学”的话理解为“以经学代理学”之错误^[11]，但同梁启超总的看法一样，他把顾炎武视作“继往开来的人物”^[12]，认为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学者，“在当时并不算少，而顾炎武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13]。张先生指出，“仔细校量一下乾嘉学者们的治学态度、方法、范围、成绩等多方面来看问题，可以肯定他们所走的路，实际上不是顾氏的道路；或者有意步趋，而相差还远”，“所以我平日论及清代学术，认为乾嘉学者并不能衍顾氏之传，道理便在这里”^[14]。这一点，与钱穆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张先生笔锋一转，“不过后人从顾氏著述中所发表的论学见解，得到启发，因而推动乾嘉学术工作的开展，这影响却至为深远”，就小学、经学、史学、“理学”均举例强调，认为“由此可见，乾嘉学者们虽未能继承顾氏学术的全部，但直接受他的影响，确已不少”^[15]，充分说明了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继往开来”。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张先生与钱穆先生的分歧又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钱、张两家对于顾炎武与黄宗羲的评价有如此微妙的差异呢？谁的意见更合乎清代学术史之真相呢？为了求得答案，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张之洞《书目答问》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中的顾炎武、黄宗羲。（见下表）

张之洞《书目答问》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中的顾炎武、黄宗羲

《书目答问》一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唯一一部可与之相比肩的目录学名著，这倒不在其篇幅厚重，而在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其著录分类以及不时出现的按语中传递出的学术信息。透过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当可以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清人于顾炎武、黄宗羲学术思想之认识。由上表可见，顾、黄在7个栏目中，有4栏是全相同的（史学家，经学、史学兼理学家，金石学家，经济家），有1栏是有差别的（经学家），另各有1栏为对方所无的。后两种情况，实值得我们注意。同样列入经学家，顾炎武为“汉学专门”，黄宗羲则为“汉宋兼采”，显然，顾炎武更接近于清代学术主流的口味，因为“汉学专门”后注曰：“诸家皆笃守汉人家法，实事求是，义据通深者”^[16]，这不正是清代所谓汉学的主要特征吗？再看与顾炎武一起列入“汉学专门”的，有阎若璩、惠栋、纪昀、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阮元、江藩等150人，清代学术史主流人物基本囊括殆尽；反观与黄宗羲一起位列“汉宋兼采”的，仅黄宗炎、王夫之、万斯大、万斯同、王懋竑、江永、全祖望、黄式三等49人，虽然“诸家皆博综众说，确有心得者”^[17]，但远不及“汉学专门”人数之众、名望之大。这是否可以说明顾炎武的学术思想与清代汉学的某种紧密程度呢？（尽管相关学者被列入或未被列入之定位未必尽是）而在各有1栏为对方所无的内容上，顾炎武为“小学家”，尤其揭示出与“由小学入经学”的清代学者之间的重要关系。

又，《书目答问》的刊行，已在光绪二年（1876），实际上将顾炎武视作清学之开山，早在其前即有清代学者抒发此论，如先生于张之洞近百年的汪中（1744—1794），及稍后的阮元（1764—1849）^[18]。因此，对于顾炎武与黄宗羲各自学术思想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梁启超与张舜徽先生这种大部分学者公认的观点，恐怕合理性要更大一些，更易为“清代学者们”接受吧。

其实，钱穆先生《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即尝指出：“今综观有清一代学术，则顾氏‘经学即理学’一语，不可不谓为其主要之标的”，虽然并不赞赏“彼辈欲于穷经考古之中，发明一切义理，其愚而无成，可弗待言”^[19]这一学术路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明确乾嘉考证学“诚可谓得亭林宗传”，“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诬也”^[20]，然而为之百般曲折辨析者，此何故耶？这恐怕与其个人治学旨趣（弘扬宋学精神）以及清学观点（汉学渊源于宋学）有关。

结合钱先生书中自道及相关学者研究，我们知道，由于他心慕传统的经世之学，故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大难关头，竭力表彰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呕心沥血写下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曰：“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21]正谓此也。强烈的民族意识自然会使他在撰述中有所流露，书中特严夷夏之防，竭力弘扬宋学，表彰晚明遗老的民族气节和操行，其意就在这里。杨树达先生即有“‘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22]之评价。“在钱穆看来，要将学术变为于中国文化建设有用之学，且能启发民众，拯救国难，发挥作用，因此，在书中钱穆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学精神，表彰晚明遗老的民族气节。”^[23]所以，弘扬学贵经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宋学精神，成为贯穿全书的主旨所在。这种联系时务、书生报国的研究志向殊为可贵，与钱先生一生治学特征是相吻合的。

不过，除却时难这一直接因素之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写以及其中独钟宋学的治学旨趣，尚有另外两大因素不容忽视，一个是其少时自师友家学方面受到的熏染，亦即“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的情绪内在，及父亲“略如书院制”的宋学教育理念，这在《八十忆双　亲师友杂忆》中交待得很明白，故《自序》中于乾隆御制、满清“狡险”给予近八成篇幅阐论，远过于末尾一段言日寇之难；另一个是其前梁启超同名著作的影响。梁著以清代汉学为宋学之反动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多着眼于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处。钱穆先生不同意梁著这一观点，故任教北大史学系第一年即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选修课，阐述自己对清代学术史的见解，第一章《引论》即就此专门申说。这两大因素，在我看来，尤应当视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得以撰述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而日寇时难，则其撰述过程中恰恰出现的外在直接的一种夷夏之防因素耳。(www.xing528.com)

并且，也正是因这两大因素，钱先生情不自禁地、不由自主地对清学中的宋学精神（相关学者、学术思想、潜在发展）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关注、不遗余力的揭示，因此，面对顾炎武与黄宗羲之类的问题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偏爱”也就情有可原了。相比之下，张舜徽先生则“偏爱”与己身治学旨趣相近的汉学工夫，对相关学者的汉学成就尤为瞩目。同样是论述顾炎武，在钱穆先生看来，“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的《音学五书》不免“迂而难行”之诮，“此则尤评骘亭林学术者之所当知也”^[24]，至其具体内容则置而不论；张舜徽先生则于《顾亭林学记》“分论——顾氏在学术上各方面的成就”中，依照张之洞《书目答问》“由小学入经学”这一治学次第首先叙述顾氏“小学”成就，指出“他在研究古韵的过程中，不墨守前人成说，居然在宋人郑庠所分古韵六部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这便激起了后来学者们深入钻研的兴趣，替三百年来音韵学家开了一条路。这一研究工作的能够深入展开，顾氏确起了承先启后的巨大作用”^[25]，《清儒学记》中也将此作为“五、顾氏在音韵学上的成就”分述，其看重程度与论述分析显然是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未展现的。在前述《书目答问》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中顾炎武、黄宗羲各有1栏为对方所无的内容上，顾炎武为“小学家”，如果说尤其揭示出其与“由小学入经学”的清代学者之间的重要关系，那么，在对待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及其评价时钱、张二人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其实质正是两人各自治学旨趣的一种透露。钱穆先生在论“亭林与梨洲两人之异同”时有一比较语曰：“梨洲致力于义理，而亭林转向于考据”^[26]，此话固亦可视作钱先生独钟黄宗羲之一线索，而以此对照钱、张二人治学旨趣与风格，说钱穆先生亲近宋学精神（义理），张舜徽先生笃好汉学工夫（考据），总的气质上大约是不错的吧！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齐鲁学刊》，2011年第4期）

【注释】

[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33页。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31、32、33、36页。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5、160、161页。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0、156页。

[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2页。

[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页。

[7]按：《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论及顾炎武“后人因群目以为汉学开山”时，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引文后按语中，举列黄宗羲经史历算之学曰：“此等处其影响后学，岂在亭林之下？而后之汉学家不复数说及之者，正以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语，截断众流，有合于后来汉学家之脾胃；而梨洲则以经史证性命，多言义理，不尽于考证一途，故不为汉学家所推也。然因此遂谓汉学开山，皆顾氏一人之力，则终不免为失真之论耳。”参见《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0页。

[8]张舜徽：《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9]参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5页。

[10]张舜徽：《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145页。

[11]张先生论述“顾氏在思想界的建树”时强调：“这里必须指出：他所提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只是说明古人所谓理学，是从经学里面提炼出来的。非长期钻研经学，自然够不上谈理学。而绝不是直截用经学代替理学，语意十分明显。后来全祖望所撰《亭林先生神道表》，称引其语，直作‘经学即理学’，和顾氏原意大有距离。这是由于误解了顾氏的话，好像顾氏平日只强调经学而不必讲理学似的。……近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根据全祖望所提‘经学即理学’的话，理解为‘以经学代理学’，那就错了。”参见《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又见《顾亭林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个别字句与语气稍异。

[12]张舜徽：《顾亭林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13]张舜徽：《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14]张舜徽：《顾亭林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页。按：《清人笔记条辨》卷一论顾炎武时亦曰：“乾、嘉诸儒治学之规，固得诸亭林启迪之益为多，然校其所至，则去亭林犹远。扬搉而言，不同之故，盖有三焉：……专意精研，转成无用，一也。……取径既狭，所就便小，二也。……画地自囿，徒形弇陋，三也。”参见《清人笔记条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5]张舜徽：《顾亭林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16]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徐鹏导读：《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17]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徐鹏导读：《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汪中尝拟为《国朝六儒颂》，其人则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也。其言曰：‘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其所推挹盖甚当，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张舜徽先生《清人笔记条辨》卷一论顾炎武时亦云：“自汪中为《六儒颂》，以亭林冠首，且曰：‘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其推尊可谓至矣！后之论者，群奉亭林为清代朴学开山之祖。”（《清人笔记条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又《顾亭林学记》论顾炎武学术趋向时曰：　“阮元所作《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便反映了乾嘉学者们的见解。跋中有云：……这似乎已经替他自己编《皇清经解》时列顾氏《杜解补正》于全书之首，找到了理论根据。无怪乾嘉学者们讲经学的、讲音韵学的、讲舆地沿革的、讲金石考古的，都承认顾氏为不祧之宗了。”参见《顾亭林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19]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1页。

[2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8、160页。

[2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页。

[22]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　积微翁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23]陆玉芹：《未学斋中香不散：钱穆和他的弟子》，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2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7页。

[25]张舜徽：《顾亭林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2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