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评刘知几 | 国学而立集

张舜徽先生于《史通》极其推重，谓其“造端宏伟，识议多精，虽不免小疵，固未足掩其大醇。故自唐以下，评弹之言迭起，终无有能夺其席者”^[4]。职是故，非但他启导及门读史，先之以此书，即己身亦“耽悦是书，治之三反”。《史通平议》（《史学三书平议》之一种，中华书局1983年）“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5]，对于刘知几，较诸钱穆先生的评价是要高的。其服赞之意，多借阐扬发抒，即刘氏起例发凡“于后世史学有启牖之功者”，“表而出之”。

《史通·六家》篇曰：“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张先生案曰：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尚书》家著录《周书》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又《萧何传》引《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颜《注》云：“《周书》者，本与《尚书》同类，盖孔子所删百篇之外。刘向所奏，有七十一篇。”据此，可知西京校书之时，固视《周书》与《尚书》并重。顾自汉以降，学者已苦《尚书》难读，更无人理此艰涩之编。《隋志》列之史部杂事类，学者益轻忽其书。知几独推尊及之，实有发潜阐幽之功。自宋以来，诵习者众，皆刘氏表章之力也。

按《周书》不显，亦“当与孔子删定《尚书》时摒弃本书有关，在西汉学重师承的时代，这《周书》也就藏‘入中秘，其后稍隐，学者不道’了（《文献通考·经籍考》）。以致于到南朝肖（刚谨按：“肖”当为“萧”）梁时，‘文字零落，人莫能识’（《南史·刘显传》）”^[6]。“相传它是孔子删《书》之余，因而旧时学者对它多不重视，将其视同别史杂说，研究整理它的人非常少。”^[7]《旧唐书·经籍志》但有“《周书》八卷，孔晁注”，目为“杂史，以纪异体杂纪”。《新唐书·艺文志》同。从知唐以前，治《周书》者固罕有其人。张先生指出后之学者潜研是书，子玄实发其先声也，的确独具慧眼。《史通》学研究中，学者们大都聚集于刘知几及其《史通》在传统史学自身建设的创始之功上，这么具体的细微处予以表彰，是不多见的。

当然，张先生对刘知几的表彰，主要也是在子玄评议旧史、探得谛义方面。这类的赞赏言辞不暇细举，今只以一例析证。《史通·列传》篇曰：“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时而异。”张先生按曰：

知几此四语，至为通核。殆可为全史发凡！大抵诸史列传，有专传，有合传，又有类传。专传、合传之法，相沿无改。而类传之例，因时损益。如马、班、范三史，同有《循吏》《儒林》《酷吏》诸传。范《书》又益以《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目。推之以下诸史，互有增减。如《梁书》之《止足传》，《新唐书》之《藩镇传》，《五代史记》之《伶官传》，《宋史》之《道学传》，《明史》之《土司传》，皆创立新题，为前此所未有。知几所云：“述者多方，有时而异”二语，足以尽之。

按大抵类传之例，因时损益，犹目录学之部类分合，与时增减：皆学术与其时代之交相互动也。推之正史类传，又如《晋书》之《孝友》传，“唐代特别重视宣扬封建的孝道，所以它在修《晋书》时，特设‘孝友’这个类传”。又如《宋书》，“类传中有《恩幸传》一目，记载那些出身寒门因得到皇帝信任而登高位的人。魏晋以来，讲究门第，高门大族，世居显要。刘宋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乃信任启用出身寒微的人，让他们掌握机要大权，《恩幸传》的设立，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特点”。又如《明史》之《阉党传》，“《明史》已有《宦官传》，为什么又立《阉党传》呢？这是由于明代宦官，多窃有权势，官僚士大夫想要有所作为，必须与宦官相勾结，方能逞其私志。如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在宦官以外，党羽甚重，为害甚烈。《阉党传》就是专叙宦官的党羽为反映明代这一历史特点而设立的”。又如《清史稿》，“新增的《交通志》，记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四项内容，反映了近代交通的情况。《邦交志》是记近代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的，为前史所未有”。

夫岂史传所独然，请再试论以正史之志：《史记》八书，《汉书》则十志，合《律书》与《历书》为《律历志》，《礼书》与《乐书》为《礼乐志》，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而《艺文》一目，尤足征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典籍猛增，文献积盛。又如《魏书》之《释老志》，“是魏收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特点而新增的一个志目，不仅前史所无，以后的史志中也没有这个名目。这是由于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在北魏进一步得到发展，两教之间，斗争也很尖锐。《释老志》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情况的”^[8]。凡此种种，均可证子玄“述者多方，有时而异”二语，宜乎张先生谓“知几此四语，至为通核。殆可为全史发凡”！(www.xing528.com)

最见张先生与钱穆先生歧异的，是在子玄怀疑旧典，为后世考信派导夫先路这一点。《史通·疑古》篇曰：“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张先生按曰：

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传，不能无增饰之言。五方殊语，不能无讹变之辞。是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贡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漂杵”，《云汉》之“靡有孑遗”，孟子亦纠其谬。其后《吕览》有《察传》之篇，史公有考信之说。至王充《论衡》出，多抨虚妄，论述益广。若《语增》《儒增》《艺增》《书虚》诸篇，言之甚备。然则疑古之风，孔门实发其端，汉儒已畅其说，其所由来旧矣。《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杨《注》云：“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虽不同，皆归于信也。”然则学贵善疑，古有名训。知几所论，容有失之偏激，而取证或不可据。固由考证之业，未臻精密，犹多未厌人意。然其识力之锐，发例之周，实为后世史家，辟一新径。降至有清，遂开崔述考信一派。读书求实之风，超越往代，而古史考证之业，乃成专门。论者不察其失，遽诋知几此篇为作俑之始。皆由囿于世俗佞古尊经之见，牢不可破，相与短之，岂通识哉？

又《史通·惑经》篇：“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张先生按曰：

以知几此言观之，知《史通·〈疑古〉〈惑经〉》之所由作，乃遥承王充《论衡》之绪，而续有发明。其后清儒崔述作《考信录》，复自言推广《史通》之意而作。详崔氏《考信录释例》。可知《疑古》《惑经》二篇，实上绍王充，而下开崔述，一脉相沿，不可掩也。徒以自唐逮清，以科举取士，代圣贤立言。论人者惮闻周公、孔子之非，说经者惧言《尚书》《春秋》之失。于此二篇，共相诟病。则亦拘墟之见，未可与语乎通方耳。

这个评价，实在是很公允的。张先生谓其“上绍王充，下开崔述”，这是从整个学术史发言；其实即传统史学本身论，知几之后，像郑樵、章学诚，也同样在破除陈说、创为新见等处体现出大胆的怀疑求是精神。如此说来，知几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自有其相当的意义。但是钱穆先生对此却甚不以为然，深切病之。《中国史学名著》论道：“刘知几对于古代的中国史怀疑，他说：‘倘若魏晋宋之帝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易是’，这样一讲，就对全部历史泛起了一种虚无的看法。那是一种极刻薄、极轻浮的虚无主义。人物无贤奸，历史无定准，特别是到了近代，我们讲历史的人，又特别喜欢疑古，‘疑古’成为近人治史一大运动。刘知几《史通》这部书，遂成为近代人之同调，近代人之先觉。中国古人早已如此讲了，岂不为近人一安慰、一鼓励。刘知几《惑经篇》说：‘春秋之义所未喻者七’，又说《春秋》有‘五虚美’，《春秋》并不这样好，只是后人虚美了它。又说：‘王充问孔，论语备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他很高兴王充《论衡》里的《问孔篇》对《论语》加以许多批评，而恨他没有批评到《春秋》，他是来补充王充而批评孔子《春秋》的。”

钱先生的这种看法，也并非第一个，此前皮锡瑞、但寿法、吕思勉^[9]等基本亦均持此议。既赞知几史才，然以经义绳之，又斥其乖谬，责其轻妄。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对此释曰：“《尚书》中《虞书》《夏书》，乃战国儒者所假造，已有论定。《尚书》中除商末数篇外，亦多可疑。……但刘知几能在一千三百年前，就表示怀疑，并论证其伪，予以批判，是难能可贵的。”“其实知几既不反儒，更不薄孔，这是我们现在研究刘知几史学思想必须掌握的钥匙。只是由于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治史，在对待《尚书》《春秋》时，就不能回避冒犯圣经。他提出怀疑、迷惑，是就史而论，客观上虽也含有破灭儒经圣光的作用；但在今天如据此就说它具有批儒的进步思想，不仅会陷入‘虚美’的泥坑，读《史通》也会扞格难解。”^[10]这番阐释，足以解后学之惑。当然，除了上述肯定、否定两家说外，学者们对于子玄《疑古》《惑经》之态度，尚有一派。如侯外庐、翦伯赞、仓修良、魏得良诸先生^[11]，承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论，力称子玄反儒家传统思想，具批判战斗之进步精神。这和张先生及梁启超、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程千帆、张振珮诸先生^[12]，自学术理路内部讨论，谓子玄独具识略，以史家严正之态度，视经为史，“为后世史家，辟一新径”的定位认识是不同的。现在回头看来，其失类似于钱穆先生等人。钱先生对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不甚措意，对于其遥继的古人刘知几等，自然不会有好感；而马克思主义派又强化拔高，乃更不足取。

要之，张先生《史通平议》，多自史学义例着眼，发掘子玄之精义妙言，足为知己。并且，亦一一指出其疏弊，堪称诤友。只是创始为难，论人则求全不易，学者究心于此，但贵平和立言。张先生于《浮词》篇论云：“大抵古今才识之士，逞其雄辩，有所论列。其精处，在能通贯群书，揭橥大例，实有突过前人者。其粗处，则在勇于判断，自信不疑，亦有贻误后学者。若王充、郑樵，皆坐此失，不第知几为然。论其摧陷廓清之功，又足掩穿凿附会之失。学者取其长而弃其短，可也。”此诚通人之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