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评刘知几-国学而立集

钱穆先生对刘知几与《史通》，评价应该说是不高的，这不但表现在他将知几与《史通》和刘勰与《文心雕龙》的比附评论中，即使与郑樵、章学诚的纵向排列上来看，也是如此。

在谈到《文心雕龙》和《史通》时，钱穆先生说：“今天我们平心来看这两部书，由我的看法，《文心雕龙》之价值，实还远在《史通》之上。”^[1]钱先生之所以如此论说，主要是从刘知几、刘勰二人的学术方法上着眼。在他看来，刘勰为学留意本原，知学问之大全与会通，故而其学问要高于知几。《中国史学名著》中曰：

他（刘勰）讲文学，便讲到文学的本原。学问中为什么要有文学？文学对整个学术上应该有什么样的贡献？他能从大处会通处着眼。他是从经学讲到文学的，这就见他能见其本原、能见其大，大本大原他已把握住。

又曰：

他这部《文心雕龙》，还是值得我们看重，因他能注意到学问之大全，他能讨论到学术的本原，文学的最后境界应在哪里，这些用心，都是刘知几《史通》所缺乏的。拿今天的话来讲，刘知几仅是一个史学专家，他的知识、他的兴趣，完全在史学这一门里。而刘勰讲文学，他能对于学术之大全与其本原处、会通处，都照顾到。因此刘勰并不得仅算是一个文人，当然是一个文人，只不但专而又通了。(www.xing528.com)

而对于刘知几，钱先生则病其学问之偏、狭。钱先生指出，刘勰的治学方法，当是“受当时佛门影响”，而“当时和尚寺里许多大和尚所讲的一套，也都是义理之学，懂得讲本原”。至于刘知几，“在唐朝史馆里蹲了卅年，一生学问并未超出了历史”，况且“刘知几从幼年做学问就走到了偏路”。钱先生在论及《史通》外篇第一篇《疑古》、第二篇《惑经》时说：

刘知几仅通史学，不通经学，这是刘知几学术上之偏处、短处。《唐书·刘知几传》说刘知几十二岁时，他父亲叫他读《尚书》，他读不进。同他讲《左传》，他就开心。可见刘知几从年轻时就喜欢史学。……本身做学问本有所偏，只爱读史而不通经。固然我们可说他天性所近在史学，这是刘知几学问长处，我们不得不看重。然而他幼年从学就走了“偏锋”，并未对学问有个大体的了解，亦未对学问有多方面的探求，就他自己才气近的一方面，就在这方面尽量发展，虽然成了如《史通》这样一部书，然而他的著作究为他的学问所限，不是一部理想的完作。

钱先生这样评论刘知几，固然有中肯之处，然而仔细品判，却也不尽然。所谓创始者难为功，踵继者易增华，从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史学诚然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全方面检讨史学自身，回溯总结，却是刘知几《史通》才担当起来的使命。这一点，钱先生也是认同的，他说：“《史通》这部书，在中国学术著作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中国人做学问，似乎很少写像‘通论’一类性质的书，如文学通论、史学通论等。中国人做学问，只重实际工作，很少写通论概论，《史通》则可说是中国一部史学通论，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所以这书成为一部特出的书。”既如此，那么它所存在的一些缺点，抱以同情的理解，自可释怀。钱先生本人治学，融会贯通，不但《刘向歆父子年谱》体现出以史治经的方法，即《中国史学名著》每讲之中，都汲汲以会通教诲诸生；这是他本人的治学理念，故也由此推及他人，有意无意地作为一高下评判标准。他说“我今天又要来批评刘知几，诸位当心知其意，莫谓我也是好讥评，学刻薄”，即是强调人们要理解他的批评用心，不过给人造成的印象，恐怕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比如钱先生论梁任公，谓其有史才，但史学不足^[2]，想必也同样不是今天一般学者所可以赞同的。

况且，钱先生既以知几少时独嗜史学为不满，论其后之章学诚时，则谓：“他年轻时先生教他读训诂、考据书，他都不喜欢。待他读到史学，就喜欢。任何人做学问，都该要在自己性情上有自得，这就开了我们学问之门，不要在外面追摹时代风气。我想对章学诚的史学暂缓不讲，只就这一番话，便可做我们的教训。”这却似乎双重标准要求于刘、章，好像亦不大妥。相比之下，讲“郑樵的历史见识要比刘知几高明得多了，刘知几认为《汉书·艺文志》可以不要，而郑樵则极重此一志，又能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来”，尚且说得过去。另外，钱先生认为“史书的最大作用，要能发掘出他所写这一时代的史情与史意。史学家写史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要来批评历史、考史、论史也应该从这个地方去注意。而《史通》则尽在那里论史书、史法。《史记》怎么写的，《汉书》怎样写的，写得好和坏，尽在写史的方法上着眼”。“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的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苟无史学，他所论的史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史法之真实根源，并未涉及。”这一点，也是值得探讨的。贵州大学已故著名《史通》学专家张振珮先生尝指出：“张之洞《书目答问》将史评分为两类，一类论史法，如《史通》与《文史通义》；一类论史事，如《唐史论断》与《读通鉴论》，已觉史法、史事有异。近代梁启超大倡‘史界革命’，认为‘批评史书者，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以来，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载《文史通义》’。又说‘自有左氏、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并以《史通》《文史通义》为理论，以区别于事论（如《历代史论》《读通鉴论》）、杂论（如《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札记》）。可说是历经千余年，才明确了《史通》的性质。”^[3]这个阐析，却是极其通达的。钱穆先生对刘知几的批评，以此来进一步修正，庶几切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