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而立集：通史追求，矜持可赞

谈到先生的这部书，它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趋炎附势之作，而是有着数十年的毕生执着追求，这当然是先生大部分著作比如《说文解字约注》《郑学丛著》等都具有的并且体现鲜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治学特征。对一个历史学家特别是从事吾国古代史研究的大家来说，在自己的治学过程中哪怕是力竭神衰的晚年，撰写一部合乎自己心目中规划的中国通史，大概是每一位有抱负有想法的学者都向往的一个梦。张先生就是如此，而且这个梦在他早年即已萌生，盘桓牵绕于他的胸中一辈子。1980年5月13日，先生所撰《自传》，其中叙及志愿与目的时，所忆所谈很可考见上述论点。为究先生心路，兹详录于下：

我之所以努力读书，遍及四部，穷老究气，不愿走太窄的路，是有我的志愿和目的的。从小读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便想慕其为人。稍长，读完了《史记》，更加佩服他，景仰他，认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整齐百家殊语”，用汉代语言文字，写成一百三十篇的大书，将汉武帝以前的自然变化和社会变化，全都总结出来了，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规模！值得好好学习。后来读了郑樵的《通志总序》，感到他的雄心壮志，可以直追司马。他想继《史记》之后，续述通史，他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宏愿，足以雄视千古。尽管他写作的《通志》，没有如原来计划的那样完美，但是发凡起例，前无古人。他和司马迁一样，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整理工作，将来自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历史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以剪裁熔铸，编述为有系统有条理的通史，为人们了解几千年的文化，提供了方便，节省了时间，这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对学术界的贡献，极其伟大，是我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从很早的时候起，便怀着编述通史的志愿，一直到1954年撰述《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时，便将“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别立专章，对通史所肩负的任务和体例，以及司马迁、郑樵的伟大成就，谈得很详尽。而归结到：“我们祖先早在二千年前，为通史的写作开辟了道路，创造了体例，现在仍有待于学问渊博、识断精审的学者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努力去做，以期能有合乎理想的通史出现。”这一心愿，却不是一九五四年才开始有的。^[1]

由上，可得出以下几点：一是先生从小读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便想慕其为人，治学旨趣，少时即已心向远大，欲事博通；二是后来读了郑樵的《通志总序》，认为其继《史记》之后，续述通史，他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宏愿，足以雄视千古，是又感佩樵续述通史之雄心壮志，可以直追司马。顾此“后来”，亦三十岁前之事，观先生《广校雠略》撰作于32岁时，固已心仪郑樵，叹美不绝矣^[2]。则续述通史之心，由此益为清晰；三是因司马迁与郑樵之影响，故先生从很早的时候起，便怀着编述通史的志愿，“这一心愿，却不是一九五四年才开始有的”。由一、二两点观之，信然不诬；四是然此不过怀着编述通史的志愿，至1954年撰述《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时，方乃明确志向，始为规划，将“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别立专章，对通史所肩负的任务和体例，以及司马迁、郑樵的伟大成就，谈得很详尽。可知先生此时已确然用心于通史之作，意有所动。1952年，先生尝写定有《通志总序平议》及《文史通义平议》（与《史通平议》合为《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其中阐此幽意处不时可见，周师国林先生论及此二书与《史通平议》时，尤细剖脉络，推论先生心路至为精当：(www.xing528.com)

在疏证过程中，张先生表达了实践自己史学见解的愿望。《史通平议》卷一中说：“今历代史乘，充积栋宇，前后相犯，芜杂难理。正患无硕学雄才，创殊例，成要删，甄综古今，通为一书耳。”卷五在辨析古今史籍大别为历史资料与成家著述二类时说：“而吾人迫切企待之《中华通史》，则成家著述也。”《通志总序平议》卷末更感叹：“仰视郑氏弘识孤怀，如在天际，今安得有其人哉！”《文史通义平议》中又感慨史才之难，“自郑樵以后，靡有嗣音。千载之间，无敢着意于此者。近世若章炳麟、梁启超，皆尝有志为之。今可见者惟存其例目而已。吾湘孙鼎忠、曾运乾，亦曾合撰《通史叙例》，粗具条目，书未属稿。以迄于今，仍为阙典。”很显然，张先生这时已在推广《校雠略》的基础上，推广郑樵会通之志，把继承《通志》之业引以为己任了。只不过因为这“必须刊落声华，沉潜书卷，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广揽披检之学，反诸己而有得，然后敢著纸笔”。暂时未公之于众而已。^[3]

复结合上论四点，则先生此期前后，当有撰作通史之明确志向矣，后之《中华人民通史》，直此期想法之具体而微者耳。《中华人民通史》序中说“在很早的时候，我便有意自创新体，试写一部《通史》”，“怀此有年，无暇握管”^[4]，这个“很早”是在三十岁左右，“有年”则四十余年矣，梦的开始与其治学生涯一并启动，梦的实现也与其治学生涯基本一起结束，说这个梦伴随着张先生生命历程之全部，殆不为过。值得欣慰的是，这个梦在先生的人生最后一站终于得以圆满，没有留下空缺的遗憾。是什么支撑先生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通史追求、留下此三册著作呢？显然是先生踵继司马迁、郑樵“成一家之言”之遗志^[5]，汲汲以求，坚持不懈，生命不止治学不息的刻苦、奋勇精神，这当然也还是先生许多著作（如“文革”十年《说文解字约注》之撰写）、许多研究工作（如民国时十年《二十四史》之校读）中都给人印象深刻、令人笃志勉进的精神。今后我们纪念、缅怀先生，此种精神之继承，不可或缺，洵为第一宝贵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