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文字蒙求》两种版本前后变动刍议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当代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生前尝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所长、名誉所长。一生勤奋治学，学识渊博而贯通四部，乃近世而来少得之通人大师。《广文字蒙求》是先生上个世纪40年代撰写的著作，在70年代曾于华中师大内部刊行影印本，受流布范围与发行形式之限，传播不广；1988年又作为四十岁以前二十种书之一，收录于《旧学辑存》上册，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近读是书，偶然发见两本不尽全同，有内容之异，有文字之异，及比照两本通读之，所得益多，深以为前后变动处，极可见时代于学术之影响，于先生学术思想之研究，亦颇有资鉴。爰就此粗作述论，不当之处，幸方家同仁有以教之。

内部刊行影印本（以下简称内部本）卷首前言曰：“为了启发初学，使之对于我国古代文字发生、发展、变化的情况，和今后研究古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以及开始要阅读一些什么书籍，有个初步了解，便很简略浅明地写成一卷书；后又依据我平日所提出的以‘文字证史’的主张，运用新观点，按照人类进化的程序，写成从古代文字中探索劳动人民的历史，为另一卷。”末署时间为“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四日”^[1]，似乎此书撰写于70年代前后、先生六十岁左右，实则不然。《旧学辑存》叙目后记曰：“右目二十，皆舜徽四十岁以前之所撰述也。”^[2]这当然也包括《广文字蒙求》在内。而该本卷端尚有述文一篇，为内部本所无，所道尤为清楚。述中自叙“幼学之初，父亲即授以王氏《文字蒙求》”，二十岁后学识既广，“认为《文字蒙求》有待充实推广，俾能成为比较适用的古文字学入门之书”。又说：“频年任教各大学，兼授文、史两系课，尝以文字学设教，即在此书基础上，补列了许多文字，并谈到文字原流、六书义例、字书流别。又尝以为文字可以考史，举凡远古人类生活活动图影，悉保存在文字中。加以近岁涉览译本新书，对于有关人类起源、阶级分析学说，略有窥悟，用来就古文字证说远古史迹，颇有贯通之益，因就事物立题，作了浅明概略的叙述，藉以发凡起例，示初学以从入之途。合之前所论列，分三部分缮写，都为一书，名曰《广文字蒙求》，以授诸生共习之。”末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张舜徽记”，足证是书乃“四十岁以前之所撰述也”，是先生早年执教西北各高校时为诸生讲授文字学之底本。而内部本的印行，也是缘此需求的一个“教材”而已。因此，《旧学辑存》本（以下简称《辑存》本）为先生亲笔书写，应是此书原本，这样，当我们再看由助手誊写、内容有所变动的70年代内部本时，一些现象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理解了。

内部本的内容与《辑存》本全异的，在于卷上第三部分“开始研究古代文字需要阅读哪些书籍”，这部分为《辑存》本所无，包括“甲、研究古代文字的基本书籍”和“乙、研究古代文字的辅助书籍”，当是单独印行成册更有指导性的一种需要。当1990年，巴蜀书社出版“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时，其中先生的《说文解字导读》，实际上就是内部本卷上的全部内容。内部本后又附有《声论集要》，是先生“涉览三百年来儒先著述”，撮录昔贤所论双声之理精语成一卷，“间述己意附于其尾”。《辑存》本中，此卷与《广文字蒙求》各为一种。本文对此两处，不作探讨。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两本在具体文字上的变动。这些地方，或是一二数字的替换，或是连续数句的改写，或是大段文字的增补，两相比较，颇可见些许信息。以下但举其大处二，对此略作分析。

一、内部本第一部分“一、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字”，《辑存》本作“一、古代文字的创造，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

这一部分，不但在标题上全异，即内容亦大有改动。内部本在文始引用恩格斯所著《自然辩证法》“从猿到人”一章中“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后，又增补了三段文字，主要阐述“文字既然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虽没有阶级性，但不等于不受阶级的影响”。

我们认为，从标题的改动，以及三段文字的增补来讲，张先生明显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影响，较之先生前后绝大部分学者，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部分吸收，很大程度上是从一种社会思潮或者说社会学说的角度立足，采取其中可以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合理性内容。因此，张先生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同样，更不迷信马克思主义，既在学术研究中适当运用，又不以此为单一手段，在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的同时与其保持着一定距离，和同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著作有极大的不同。《辑存》本述中“近岁涉览译本新书，对于有关人类起源、阶级分析学说，略有窥悟，用来就古文字证说远古史迹，颇有贯通之益”，正是先生四十岁前博览群书，对“译本新书”“有关人类起源、阶级分析学说”学习的真实记录。这也是当时学术界知识分子引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譬如郭沫若、吕振羽诸先生早期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也主要是在社会史，所以蒋大椿先生在《吕振羽史学的始创性贡献》一文中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初阐发，形成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经过社会史论战，有了发展。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趋向定型和成熟。”^[3]

张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著作，有《广校雠略》和《积石丛稿》，另外如《广文字蒙求》这一类的写作，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仔细爬梳这些著作，我们发现，先生仅在《广文字蒙求》中，在涉及古文字证史时，显露出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其他因为都是传统小学、经学、校雠学研究，基本是典型的古典式治学风格。1950年，张先生“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4]，这是先生“涉览译本新书”之后，又一次近距离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华中师大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对于先生此次学习，有过回忆性描述：

（先生）每天早晨必定参加政治理论学习，除集体讨论外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记得他曾结合社会发展史学习，从汉字的形、音、义流变，引证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笔记字迹工整，一丝不苟，体现了严谨学者的学风。

1951年秋季，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随即全校师生投入土改和思想改造运动，他都积极参加，力求跟上时代步伐。由于他已经在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过一年，所以对于这些政治运动的理解与适应略胜于历史系一般年长教师。^[5]

章开沅先生所说的“他曾结合社会发展史学习，从汉字的形、音、义流变，引证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与我们上面分析先生引用马克思主义以古文字证史，正相互应。经过这次学习，可以肯定的是，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于张先生的影响，较之“涉览译本新书”时有所加强了。对此，周师国林先生也曾对我说，张先生在那一段时间的学习，态度确实比较认真，给人的感觉是，他似乎真的是要在原有旧学的基础上，努力尝试着接受新的思想。所以，我们认为，当先生在70年代印行《广文字蒙求》时，所出现的上述三段文字以及个别地方的变动，应是马克思主义在他头脑中产生的影响使然。不用说，从标题上看，“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字”较之原本“古代文字的创造，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明显凸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而三段增补内容对文字阶级性的论述，又是阶级学说的集中反映。另外如原本“当我们祖先渐渐进入比较文明的社会以后，人事日繁，为了交流经验，更需要很多的文字。文字的发生和发展，乃日益复杂……”内部本则改作“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以后，出现了大批脱离生产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文字的发生和发展，乃日益复杂……”亦同样是受此影响的改动。

二、内部本卷下“从古代文字中探索劳动人民的历史”，《辑存》本为第三部分内容，作“从古文字中探索远古史实”，此部分“一、我们也从‘从猿到人’谈起”，为内部本新增写，《辑存》本无。

“从古文字中探索远古史实”改作“从古代文字中探索劳动人民的历史”，同上述第一条一样，仍是凸出人民群众或者说劳动人民的地位，而新增一节“我们也从‘从猿到人’谈起”，虽然也带有轻微阶级斗争论的味道，然而更主要的，还是先生素倡“以古文字证史”的一个努力。先生从“人”字入手考证，认为：“‘猿人’通过劳动，改造了自己本身，使成为能够直立行走制造工具的‘人’，这对其它动物来说，是值得骄傲、值得高兴的一件大事！我们祖先为着纪念这件大事，在造‘人’字时，即于字形字音之中，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痕迹。”自字形观之，“《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这具体象人侧立形。人侧立，便只能见其一臂一胫，过细看，是很逼真的。金文、甲骨文中皆作此形”。再由字音考之，先生又寻究人字受义之根源，自其音读代表之意义入手：“试检《说文》第八篇有字云：‘，众立也。从三人。读若钦崟。’《唐韵》读‘鱼音切’。这是个会意字，实际上也就像三人并立之形。就字义说，众立为，那么独立便为人了。人和一样都得义于直立。人的音读，也和一样，应读鱼音切，声在疑纽。”“动物中能直立的叫做‘人’，这和山高耸的叫做‘崟’”，“昂头叫做‘俨’；山崖叫做‘隒’；叶茂叫做‘薿’；山高叫做‘嶷’；都得义于直立。双声语转，含义是相通的。”如此据字形、字音两方面加以考释，以古文字证史，确然别开生面，独具只眼。况且，先生论证“人的音读，也和一样，应读鱼音切，声在疑纽”，以今日笔者家乡山东（烟台）方言验之，确如“鱼音切”，这亦当是古音在今日方言中的遗留，足见先生此番论证，也还是有很坚实的学术性。

问题是，当先生在论证“人”字之形音义时，却又将矛头指向了古人所作的诂训：

《释名》所言（按：人，仁也，仁生物），虽十分充满了人性论观点的错误说法，也还是前有所承的。这在周末，孟轲便已说过：“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又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经过他周游列国，到处宣讲，这种理论，便成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保存在《礼记》中的《中庸》、《表记》诸篇以及《春秋繁露》这一类的书，都有“仁者人也”的说法，《春秋繁露》更直截了当地说：“仁之为言人也。”这简直把“人”和“仁”融合为一了。《释名》继承了这种理论和思想，是不足奇怪的。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对立存在，谈不上有什么“人类之爱”的“仁”。像那些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企图用以消除阶级斗争意识的一派胡说，我们必须给以彻底的批判。

此等类处，显然又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的笔调，无疑大大有损于其学术理路探讨的客观性。先生所云“希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劳动人民的历史，从古文字中抽出来，加以阐述，以便为史学服务”（按：这几句话亦是《辑存》本无），上述“人”的考释，当是一鲜明的例子。

又譬如该部分“十、奴隶们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辑存》本作“被统治者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而开首“几千年间，被统治者过着非人的生活”一句数字，乃于内部本扩写为两段，用来表述“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对立阶级即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开始受到严重的剥削和压迫”。至于“婢女稍有姿色，便于将要成人时，收入偏房，纳她为妾，全无人身自由。这种痛苦，是无法用笔墨来描写的”，内部本则径作“直到全国解放，打倒了地主阶级，无辜儿女，才得到彻底翻身”。其中的时代特征，就更毋庸赘言了。

以上仅就大处，暂示两例，除此之外尚有许多具体字句整合处，大多是因为表述的准确性，兹不详叙。末尾需要指出的是，张先生在其《广文字蒙求》中，从古代文字中探索劳动人民的历史，固然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存在些许教条色彩，然而整体上看，包括他所有的著作，这一缺点终非大端。刘筱红教授博士学位论文《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一书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张舜徽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他的学术为基础”：(www.xing528.com)

他治朴学，遵循清人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学术上的实事求是与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并不相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为前提，寻求历史真相，探索历史演进的规律，展望未来。在实事求是这一问题上，二者是一致的。从学理而言，与张舜徽的追求并不相悖。其次，张舜徽始终认为朴学考据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和方法，他的学术是以寻求大义为归。然而，旧学的义理（理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已经终结，它在价值理性层面上已不能为他提供指导，在寻求中先生遇到了马克思主义。^[6]

这话有一定道理，只是应指出，他并没有完全受教条主义左右，这个未令其中心动摇、有所偏移的内在本因，或当是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具有的扎实的旧学根柢。先生于《旧学辑存》叙目后记曰：“吾早岁肆力于学，以文字、声韵、训诂为初阶，而后及于经传子史与文辞之诵习。循序渐进，固有次第先后、未尝躐等也。”《八十自叙》也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随后不无自豪地以经、史、子、集为类，举列“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约略言之”，“至于薄物小书，不暇悉数也”。由于张舜徽治学伊始，并非以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特征，共和国之后又不在政治权力中心，为官方意识关注较少，故贯通四部的渊博学识，使他中有所主，“以为人生当适性自乐，安能降志辱身，与时俯仰。由是胸怀恬淡，不慕荣利。升沉宠辱，委之自然”^[7]。其平生学术研究，无不是在长达十年、数十年的积累基础上融会而得，绝无应时投好之作，附会影射之论。周师国林先生对此有精到阐述：

张先生期望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奉献于社会，并不是简单地影射比附，以牺牲学术品格为代价，去为一些政治概念做注脚。大家知道，他从致治的角度，对法家的评价很高，对儒家的评价较低。而在七十年代那场“评法批儒”运动中，他却没有随声附和，反倒和当时红得发紫的一位南国教授发生了正面交锋。这件事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他在政治与学术关系上的态度：关心国家命运而不计较个人荣利，思想与时俱进而不随波逐流。书生情怀，以文报国，原不在个人的升沉荣辱，这便保持了学术的严肃性，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真正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这是张先生以学术报效祖国的本义之所在。^[8]

因此，当“文革”期间，张先生“由于过去出版了几本书，被人目为冲击的重点对象，进行无情的大批小斗”，“却不忧不惧”，“深信疾风骤雨不会久长，中华文化不会中斩，终必有豪杰之士奋起拨乱反正的”^[9]。这种信念，与陈寅恪先生所持有相似处，是传统学者面对困厄时，通常表现出来的基于史学等人文涵养所特有的平静与冷静。其所产生的源头，自是中华文化的濡染与熏陶，是广义上儒学在士的身份上的集中体现。而这，如果没有博大精深的国学根柢，是很难做到的。但看同时期诸多学者的动摇偏移，我们对这一点便愈发坚信。

况且，“张舜徽始终认为朴学考据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和方法，他的学术是以寻求大义为归”，这一点的确没错；“然而，旧学的义理（理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已经终结，它在价值理性层面上已不能为他提供指导，在寻求中先生遇到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则认为非是。实际上，仔细研读张先生的全部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先生对于义理的寻求，主要也还是传统文化所赐，准确地说，如同钱穆先生践行通人之学而主要接近于孟子一派，张先生亦是提倡通人之学而却更接近于荀子一派。所以，钱先生尊崇朱子，由于其学的儒统鲜明性，在史家之外，尚给人以思想家印象；张先生亦推崇朱子，但由于他大量的学术研究和专著都是群书古籍整理方面，因此史家称号外，则被公认为文献学家。对此笔者已有撰文，不展开。

总之，透过《广文字蒙求》两种版本前后变动的考察，我们认为，张先生在生前学术研究中，是尝试过吸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借鉴学说的，加上时代的大环境，在他的思想中，应是留下了影响的，本文对两种版本文字内容上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其旧学功底深厚，其义理观、治学宗旨等方面多在贯通四部、对话古人的时候即已形成，所以幸运的是先生最终并未为外因所牵扰，而较多地以传统古典式学者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注释】

[1]张舜徽：《广文字蒙求附声论集要》华中师大历史文献所内部影印本。下引本书者，不再出注。

[2]张舜徽：《旧学辑存》（上），齐鲁书社1988年版。下引本书者，不再出注。

[3]蒋大椿：《吕振羽史学的始创性贡献》，见胡良甫、阮芳纪、戴开柱主编：《吕振羽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4]周国林：《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页。

[5]章开沅：《往事杂忆——纪念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七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第1页。

[6]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7]张君和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8]周国林：《张舜徽先生治学的求实精神与博大气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七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第25页。又见周国林主编：《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9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9]张君和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