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俭与阮孝绪的国学而立集结果

刘歆的《七略》中，道家是在诸子第二，神仙是《方技略》的最末一种，那时候还没有佛法传入中土。《汉书·艺文志》的著录跟《七略》一样。东汉末佛教传入之后，典籍亦渐出，荀勖作《中经新簿》的时候，已经记有十六卷佛经了（《广弘明集》卷三）。王俭撰《七志》时，佛籍的增多已不能置之不顾，于是他便将佛籍与道籍合在一起，编目于“七”限之外，先道而后佛；阮孝绪撰《七录》，则把佛、道二录纳入正式部类，在“七”限之内，先佛而后道。如果说王俭的《七志》增列道、佛二录，乃是适合当时文化典籍情况的举措，那么，阮孝绪在《七录》中正式著录《佛法录》《仙道录》，类似的解释就显得有些不足了。笔者认为，阮孝绪《七录》正式著录《佛法录》《仙道录》，以佛为先道为后，这不仅是当时文化图书现状的反映，而且是一种价值安排，同时也透显了佛、道二家各自的发展背景。

佛教自汉末传入以来，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印度僧人来华与华人西行取经，大量佛教典籍传入中土并被翻译，从而加速了佛教的传播与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魏晋清谈玄学的发展与炽盛中，更促进了佛教势力的增长。南北朝时期，借助执政者的大力支持和扶植，寺院则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而佛学也代替玄学成为占重要地位的宗教。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即是当时佛教繁盛状况的真实写照。南齐时，宗室竟陵王萧子良提倡佛教，“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21]。足见王俭在《七志》附著佛经，尽管与道经一起不在“七”数之限内，有名不符实之嫌，但仍反映了佛教盛行的现实。阮孝绪则更进一步，将《佛录》纳入正式分类，置于道教典籍之前，自序称：“王（俭）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22]个中原因，颇值得细究。

关于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最为精深，他认为“南朝佛教势力之推广，至梁武帝可谓至极”，“本朝佛教势力之扩张，至此已造极峰也”^[23]。佛教势力的空前发展，势必会在文化思想上有所反映，最突出的是，“到南北朝，佛教要求包容儒道而为三教之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24]。面对佛教的挑战，儒、道二家均有强烈的回应，展开了儒、释、道三家的论战。如宋末道士顾欢曾作《夷夏论》诬佛，遂引起佛、道两教的大争论。道教、佛教互相攻击，“在这一争斗中，道教徒被佛教徒战败了”^[25]。但三家的争论一直延续到梁代，最终仍是佛教获得了全胜，处于主要方面，“在南朝三教的论战中，除了范缜的《神灭论》外，佛教可谓所向披靡，佛教在三教中的理论地位，占了上风”^[26]。

由此可见，王俭虽然在他的《七志》中增录了佛、道二录，但其时佛教势力还未远胜道教，而到了阮孝绪的时代，佛教势力已经明显地在道教之上。梁武帝是贬斥儒、道而力捧佛教的，由于儒学有其传统的力量，因此“即使梁武帝看作邪道，也只能用调和手段，不能用佛教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道教却确实被排斥了”^[27]；“道教信徒为数较少，远不能与佛教徒相比。道教的社会影响在三教之中也是最弱的”^[28]。正是针对这一现实变化，阮孝绪才正式著录佛、道二录，同时又冠佛于道之前。《七录》所著录的佛教图书2410种，2595帙，5400卷，而道教部分仅为425种，459帙，1138卷，这即是两教实力高下悬殊的一个清楚说明。足证佛、道二录位置的互乙，乃是针对当时的学术实际而作出的权衡判取，即《七录》序所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所以，我们不能只简单地说这是阮孝绪注重当时实际的缘故，而更应该着力分析这细微的区别。可以说，正式著录佛、道二录固然比王俭要切实得当，而他作出如此的调整——佛、道二录的置换，也是完全合理的。

在佛教达到极盛年代的大背景下，佛教对阮孝绪的影响当然不是个体性的事件，更可见包括官方士大夫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体。以萧子显为例，他在《高逸传》后论中针对“顾欢论夷夏，优老而劣佛”之说，阐扬了自己的看法：“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萧子显还将佛学与儒家之教、阴阳之说、法、墨、纵横、杂、农、道诸家思想进行了比较，最后的总结是：“九流之设，用藉世教，刑名道置，乖心异旨，儒者不学，无伤为儒；佛理玄旷，实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圆圣。若夫神道应现之力，感会变化之奇，不可思议，难用言象。”大胆肯定佛教义理超越儒道各家之上。更有意思的是，萧子显还认为道、佛两教理归一致，“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后。广略为言，自生优劣。道本虚无，非由学至，绝圣弃智，已成有为。有为之无，终非道本。若使本末同无，曾何等级。佛则不然，具缚为种，转暗成明，梯愚入圣。途虽远而可践，业虽旷而有期。劝慕之道，物我无隔。而局情浅智，鲜能胜受”^[29]。他所谓佛高于道的观点，与阮孝绪的“其教有浅深”的看法如出一辙，只不过萧子显的表述更学理化，也更有信仰的意味^[30]。

还应当指出的是，阮孝绪将神仙与道家合为一录，称《仙道录》，这也是其前所未有的新发明。上面已经提到，刘歆的《七略》是将神仙一类列入方技的，道家归入诸子，阮孝绪则将神仙、道家合并为《仙道录》，这里面也是有他的根据。自从战国时齐国人邹衍篡改阴阳五行学说创立了“五德始终”学说，至战国末年，方士、巫师便采取了“五德始终”学说，使方术带上了学说的色彩，成立了神仙家，把仙术、神术和“五德始终”系统融为一体。秦时，秦始皇求长生不死之药，神仙家更兴盛了起来，《史记·封禅书》便说：“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31]但是，神仙家在《汉书·艺文志》里还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东汉时佛教开始传播并逐渐流行，这给了神仙家以一种创立宗教的启示。神仙家便依附于老子，又模仿佛教，把神仙术和《道德经》的神秘话语结合起来，创立了道教。这样，“以方士神仙术为特征的道教，经汉桓帝承认，成为了公开的合法的宗教”^[32]。由此可知，神仙一类与道家是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阮孝绪将仙、道并为《仙道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这个名称上的变化，亦同样地体现了学术源流的剖析，足可见阮孝绪的一番苦诣。

总之，王俭与阮孝绪是我国古代私家目录的开创者，他们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有着极为卓越的贡献。本文所述几点，以往的目录学界未尝给予十分重视，愿以此抛砖引玉，祈求更多方家指正。另外，《七志·经典志》之《孝经》居前，明显可见其所受政治影响，《七录》独立史部，则纯粹是学术兴潜新局面的促使，而阮孝绪“先佛后道”，尤可证异域文化入华在目录学上的渗透。这种目录学与时代政治、学术、文化的关系，可以与政治史、学术史、文化史结合起来研究。此已非本文所述，容俟他篇阐论之。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四川图书馆学报》，2006年第1期，为当年硕士学位论文之一部分，初稿于2001年10月22日，愧蒙业师张新民先生呕心沥血亲笔逐句批改，小至字词标点，大到段落布局，至今思之念之不觉泫然而情动于中，特此叩谢！）

【注释】

[1]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2]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3页。按：本段所引，多据唐先生之考核论证，详见其中《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一文，不另出注。

[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5页。

[5]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3、436、683、685页。

[6]俭撰《七志》之时间，王重民先生考证详确，今从其说。见《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

[7]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页。

[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页。

[9]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1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页。

[11]阮孝绪：《七录序》，见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1912年扬州刻本，第11页。

[12]括号中数目，乃据郑鹤声、郑鹤春先生所撰《中国文献学概要》统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7页）。(www.xing528.com)

[13]《春秋》为史之大原，章学诚论之最详，见《校雠通义·宗刘篇》与《文史通义·〈答客问〉〈申郑篇〉》。

[14]按：《中国史学名著》“《史记》（中）”一节亦曰：“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里，只有《六艺略》《诸子略》《辞赋略》，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附在《六艺略·春秋门》。可见当时学术分类，史学还是包括在经学中，并未独立成一门学问。”见其书第58、10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15]按：《七略》之后，即两汉以降，由司马迁《史记》导夫先路，班固《汉书》继起的史学，逐渐发皇壮阔（《史记》《汉书》本身即是以后通史与断代史之滥觞），迄至隋以前，甚至被誉为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一个“黄金”盛期。隋唐以后不少史书的著述体例，其产生或发展都可追溯至此一时期：以纪、传、表、志属文的正史方面，继《史记》《汉书》之后，就有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宋裴松之为其作注，遂又开注家新例）；以编年系事的古史方面，有荀悦的《汉纪》、袁宏的《后汉纪》、干宝的《晋纪》；异体杂记的杂史方面，有后汉赵晔的《吴越春秋》；纪人君言动起居注方面，有后汉明德马皇后的《明帝起居注》、晋汲冢之《穆天子传》；纪班序品秩的职官类方面，有汉末应劭的《汉官仪》；纪先圣人物的杂传方面，有魏文帝的《列异》、嵇康的《高士传》、南朝梁释慧皎的《高僧传》；记山川郡郭的地理类方面，有晋挚虞的《族姓昭穆记》、应劭的《氏族篇》、王僧孺与王俭诸家的《百家谱》、何承天的《姓苑》。可见，我国史学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已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说：“私家得撰写史书（包括撰写当代史），又还没有官修的限制，因之东晋南朝史学甚盛”（《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20页）。所以，作为史部独立草创阶段或者说过渡阶段的荀勖《中经新簿》，便开始按四部分类了，虽然史书是被排在第三位的“丙”部中，却已开创史籍脱离《春秋》而独立的先声，功甚巨焉。此后不久，李充在书分四部时又将史部调至第二位的“乙”部中，尽管尚未明称“史”部，但是后世“秘阁以为永制”，故而经、史、子、集四部的实际定格，仍不能不说实出于此。

[16]王欣夫先生讲道：“我们每把王俭《七志》和阮孝绪《七录》并称，似乎不分上下，其实王俭的《七志》是纯乎复古，《七录》才是斟酌于古今之间，又就书的多少来分部，着重实际，而不偏执前人之成说，应该在王俭之上。”详《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7]阮孝绪：《七录序》（上），见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1912年扬州刻本，第11页。

[18]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58、59页。

[19]张舜徽：《广校雠略》，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8、69页。又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7页。

[20]阮孝绪：《七录序》（上），见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1912年扬州刻本，第11页。

[21]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3页。

[22]阮孝绪：《七录序》（上），见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1912年扬州刻本，第12页。

[2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99页。

[24]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2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6页。

[26]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2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9页。

[28]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0页。

[29]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46、947页。

[30]《高逸传》后论末，萧子显自称：“史臣服膺释氏，深信冥缘，谓斯道之莫贵也。”态度极为明朗。见《南齐书》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72年版，页948。

[3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69页。

[32]杨宪邦：《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