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在刘歆的《七略》中，是附于《六艺略》之“春秋”类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史学方萌，尚未发达兴盛，史书还比较少，尚不足以别立。正如阮孝绪所云：“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11]我们翻检《汉书·艺文志》，当时史门凡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不惟不能与经、子、集（经94部2712卷，子189家4324卷，集106家1318卷）“三巨头”抗衡，即使与以后渐趋衰微而并入诸子的兵书、数术、方技三家相较，亦远远不及（兵书53家790卷、图43卷，数术191家2528卷，方技36家868卷）[12]。足见史书数量甚少，不得不暂时隶于“春秋”类下[13]。史书数量既少，史学也就难以独立成类，钱穆先生于此概括最为精彩：“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里，那时还没有史学。说得正确一些，那时并不是没有史学，乃是没有为史书编成另一个独立的部门。换言之，也可说那时学术界乃是没有一个史学的独立观念。所以太史公书只附在《六艺略》的‘春秋’下面，可见那时的史学还包括在经学之内，而不成另一独立的部门。”[14]
荀勖、李充书分四部后，史书方才得以独立，其原因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书的数量逐渐增多，再附之于“春秋”类的话，一来不符合时代的实际情况，二来也有尾大不掉的弊陋[15]。至于王俭《七志》和阮孝绪《七录》，向来均被目录学者视为古代私家目录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名著，有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一样被同标共举。值得注意的是，正值四部法式似已成为目录学界分类定规之际，《七志》与《七录》却表现出截然殊异的态度：前者隶史书于《春秋》类下，七个类目中没有了史部的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在提法上取消了史部的独立资格，实际著录时也贯彻了这一点；后者则复立史部，并系诸经典录之下第二的位置，同时又把史书划分成十二种，一举奠定了此后史部小类的大体框架。这就是《七志》与《七录》备受后世学者关心的原因，他们对史部的分类处理，甚至成了判断其目录学识解高下的一条小标准[16]。
对于《七志》，古今学者多病其一意复古，过分仿效刘歆《七略》，而置史学发展、史书盛多的实际情况于不顾，譬如稍后不久的阮孝绪，就已认为“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17]。不过，近代以来也有学者重新检讨王俭的作法，提出了与前人略有不同的看法。王重民先生就认为，史部书籍的处理，“充分反映了王俭的世界观”；“王俭的时代，历史书籍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但他取消荀勖以来所建立的史部，仍然根据《七略》把史部书籍附在《经典志》春秋类的后面，这样的作法，应该不是削弱而正是想提高史部书籍的地位”，“若不是为了思想上或政治上的问题，王俭是不会这样固执的。王俭的主要变革（包括把史部书籍仍附在《春秋》之后，因为对四分法来说也是变革），不应该仅从保守或复古去理解，因为那是表面的，其中的主要原因，还在王俭的阶级出身、政治立场，和他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所规定”[18]。张舜徽先生则据《文选》任彦升之《王文宪集序》“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认为“王氏所造书目本名《今书七志》，其但标《七志》者，省称也。《隋志》仍其旧题，而两《唐志》因之，为得其正矣”，“王氏造《七志》，而必冠以‘今书’二字者，盖其体例但录本朝人著述，而不上涉往代，故以今书标题”。因此，“自汉以后，史籍日繁，故郑默、荀勖撰定《中经》，即已别为部居，以相统摄，而《七志》独沿《七略》旧例，附众史于《春秋》，盖当代记事之书无多，故不烦别立门类”[19]。二位先生所论，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我个人认为，王俭《七志》所谓“今书”恐非独指“本朝人著述”，当统括自《七略》以迄当时的所有现存撰述。阮孝绪《七录》成书后于《七志》不过三十余年，那时《七志》尚未亡佚，阮孝绪本人就是见其书后，即以“斟酌王刘”评之，认为“犹从此志，实为繁芜”，倘若王俭《七志》止录“本朝人著述”，当不致有“繁芜”之讥（俭兼仕宋齐两朝的王统年数总计不过二十几年，如果摒弃汉魏两晋史书不录的话，则两朝史书决不会“倍于经典”）。何况俭之依傍《七略》，学者皆无所疑，而《七略》本身附于“春秋”之《世本》《战国策》等史籍，亦均非向歆当时之著述，王俭《七志》如果但录当代著述，就不能算一味遵循《七略》之示范了。所以，《七志》还史于经的原因，仍须进一步研究；至于王重民先生从政治方面立论，也有再加讨论的必要。
与王俭《七志》还史于经多有微词相较，阮孝绪《七录》复立史部则深受赞许。稽考当时的背景，汉魏两晋以至南北朝，史学之发展与史书之增多，确乎不容目录学家再漠视史籍在目录分类中的存在和壮大，学术上的布局改变势必要带来目录学分类上的改革。阮孝绪《七录》之所以重新独立史部，无疑是考虑当时史学与史籍实际而略加变通的作法，难怪后世学者对此变通之举笔赞不绝。我们只要对照《七录》与《隋书·经籍志》，便可发现其所著录史书实已不相上下（《七录》著录史书总计一千二十种、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隋书·经籍志》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惟因阮孝绪收书不尽亲见，而《隋书·经籍志》所载均为当时见存之书，故前者尽管数量上稍胜，但仍不可遽下断语说必多于后者）。这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概貌（史学之繁盛），又合理地著录了各种学术著述（史书之杂多），可见在变通方面，《七录》比《七志》更可取。同时，阮孝绪又对史籍进行了二次细分，立旧事部、职官部、杂传部、簿录部等十二种，透露出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消息，即史学已卓然自立并在内部滋生分化，表明史学学科渐趋成熟。以后《隋书·经籍志》以四部为准，确立史部正式题称与地位时，便基本上接受了《七录》所分之小类——除沿用其所定类名外，他如仪注、刑法、谱系等，均是对原有之仪典、法制、谱状诸部稍加改动而已。由此可见，《七录》实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第二部史录的范本，其书虽已不存，但仍凭借《隋书·经籍志》而影响目录学史达千余年。阮孝绪及其《七录》之功不可谓不大也。(www.xing528.com)
这里还有必要顺便提及，阮孝绪《七录》附兵书于子部之末，合称“子兵录”，这个“合”跟他对史书的“分”类似，同样是根据学术现实作出的创新。战国秦汉战争频仍，兵家作为诸子之一，可说是显赫一时，甚至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存亡，不得不特别加以重视。早在西汉刘向奉政府之命首次大规模校书之前，韩信、张良就已经专门整理过兵书，武帝时杨仆为配合征伐匈奴，也有《兵录》之奏献，可见其时兵家在一般人心目中的重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刘歆《七略》才将兵家独立处理，给予合理的地位。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阮孝绪所处的时代，兵家已经没有太大的典籍支撑系统，而儒家学说作为治国方略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意义，已远超纯粹依恃武力的霸道型兵家学说之上。我们从王俭认为《六艺略》不能表达儒家经典的尊圣，遂将其径改为《经典略》以“标榜经目”，而阮孝绪仍然遵从，代表了时人的价值认同这一做法上，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儒家地位的巩固和强化（王俭甚至嫌“兵”字“浅薄不经”，从而改《兵书略》为《军书略》，亦反映了士人心目中兵家地位的淡化和儒家修文价值观念的上升）。图书的著录情况也透显出这一学术动向，从数量看，《七录》兵部仅245卷，杂部2338卷，如果仍将兵书独列一部，则难免牵强。所以阮氏才不得不变通处理：“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故序子兵录为内篇第三。”[20]这就无疑是将兵家返送于诸子之中，还其本色。因此，我们不应该只注意《七录》独自析出史部这一贡献，还应该注意他将兵书附于子末的这一作法。作为与时代学术对应的目录学分类调整，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史部独立同样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然而学者们似乎对此并没有达到与彼相同的认识，这是不应该的。实际上，将史部独立之，的确是《七录》与《七志》的一个大不同，而阮孝绪在附兵于子这一变动上所透显出的匠心独运，也同样地不同于《七志》，很值得我们好好地去进行深入研究。
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和现实的情况，阮孝绪虽然将兵家附于子末，但是在名称上尚未能完全取消，因此称之为《子兵录》。这也反映了阮孝绪在此变动上的不彻底，还不能真正地将兵家视为寻常诸子而录之于“诸子”一名下。不过，我们亦毋须过分地苛求，他能够因时而宜地做出将兵书附于子末的变动，已经是很不错了；在这一点上，包括独立史部，阮孝绪可以说是比王俭要略胜一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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