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集:《七志孝经》居前

王俭任南朝宋秘书丞时，即编有秘书监藏书目录——《元徽四部书目》；但他不满原书的四分法成规，力图突破官修目录上的限制，重又依据刘歆《七略》部次方法来著录当时图册，这就是《七志》一书。一般而言，王俭《七志》在学术界来看，乃是一意复古之书，所谓复古即一味仿效刘歆《七略》，如其新增《图谱志》以全“七”限，复纳史书于春秋类云云，便是明显例证。余嘉锡先生谓其“分部大抵祖述刘氏，亦步亦趋。书本九篇，而必裁之为七……务规橅形似而已。”^[1]但既然如此，王俭为何又有意与《七略》区别，在《七志·经典志》中置《孝经》于六艺之前，而异于刘歆之附《孝经》于六艺之后呢？如果再按照余嘉锡先生的解释，是因为“不明向歆序次之意”^[2]，则似乎又与其摹古之说相互抵牾。因此，我们有必要另寻新说；通检各家所论，王重民先生的解释或许很能说明问题。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维持大一统政局、强化皇权体制的文教作用日趋显著，汉室“马上得天下，马下治之”，更为此后历代王朝开国立业的基调。以儒家伦理巩固社会基层组织乃至整个政权系统，逐渐成为皇权权力结构成熟时期的重要思想。与此相应，自东汉始出现了“仁孝先后”的问题，仁与孝两个价值究竟孰先孰后，既关涉社会也牵连政治，因此直到晋代仍受人们的关注。“大体上每一问题忽然成为讨论的中心，必然与现实有关。”^[3]所以，仁孝问题的讨论“可能与当时所提倡的孝治天下有关”。不过在晋之前，“仁孝先后”乃至“忠孝先后”还容许有选择的自由，晋以后便不同了。由于汉末门阀制度的确立，家族联系极为密切，社会上遂对孝道有着严格的要求，并受到一般士大夫的热心鼓励，“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在晋以后得以形成。同时，现实的政治也加强了，并且也发展了这种观点”。我们知道，建立晋室的司马氏是河内的儒学大族，可是，“其夺取政权却与儒家的传统道德不符，在‘忠’的方面已无从谈起，只能提倡孝道以掩饰己身的行为，而孝道的提倡也正是所有的大族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所必需的”。从国、家两方面讲，儒家的“名教之本应该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义在晋初一方面统治者自己说不出口，另一方面他们正要扫除忠于魏室的人，在这里很自然的只有提倡孝道，以之掩护自身在儒学伦理上的缺点”。于是，“当时孝行在伦理上的地位可以笼盖一切，掩护了一切缺点乃至丑行”。

自晋之后，王朝更改既多，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途径一仍“大体上孝的实践远重于忠节”^[4]。王俭出身官宦之家，又博学通礼，在这方面自然亦不例外。《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云：“王俭字仲宝，琅邪临沂人也。……父僧绰，金紫光禄大夫。俭生而僧绰遇害，为叔父僧虔所养。数岁，袭爵豫（章）［宁］侯，拜受茅土，流涕呜咽。”又云“帝以俭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盅事，不可以为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人自陈，密以死请，故事不行”。且永明三年，“叔父僧虔亡，俭表解职，不许”：皆足见俭之孝行。因此，无论是从时代政治已造成的风气，还是从王俭本人的身体力行来讲，他都会把孝的价值看得极为重要，尤其当触及典籍著录情况时，对《孝经》一书自会格外注意与推重。《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纪曰：“永明元年，时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郑玄《孝经》。澄谓尚书令王俭曰：‘《孝经》，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俭回答说：“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皆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这就清楚表明了王俭对《孝经》的重视程度，也提示了《七志》置《孝经》于六艺之前的内在心理原因。考《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永明三年“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5]，则俭撰《七志》时更置《孝经》于六艺之前，实与其一贯之持论吻合而“言行一”^[6]。《经典释文》评论此举，谓“时有浇淳，随病投药”，王重民先生认为这是因为“政治目标有了变化，分类和排序就应该做出相适应的变化”，所以，他断论王俭“以《孝经》居首的分类法，正是他的封建政治思想在目录中的反映”^[7]。(www.xing528.com)

应该说，王先生的这一分析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综上分析不难看出，王俭《七志》的这一作法实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由于现实政治发生忠孝究竟孰为第一义的问题，“在开始时二者的轻重还没有决定，但因现实社会及政治的发展，孝逐渐超越了忠”。“后世往往不满于五朝士大夫那种对于王室兴亡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实在门阀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士大夫可以从家族方面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与王室的恩典无关，加上自晋以来所提倡的孝行足以掩护其行为，因此他们对于王朝兴废的漠视是必然的，而且是心安理得的。”^[8]周予同先生更指出，“南北朝重孝，不讲忠”^[9]，因此，王俭身为宋室皇亲而助萧道成建齐，重孝的观念或许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然而孝道的过分发展必然要妨碍到忠节”^[10]，王俭作为仕宦的“江湖中人”，虽对当时时局有所考虑和了解，且在著录典籍中一方面远追刘歆《七略》义例，另一方面又匠心独运地调置《孝经》于六艺之前，但他的这番寓意——以目录学的方式重申《孝经》的价值，恢复儒家伦理维系人心的作用——尽管用心极为良苦，却并不能避免三国以来王朝正统的走马迭替。曹魏代汉之后，中国历史一时陷入混乱，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变换的纷杂，正表明儒家道义已遭到丢弃，纲纪德礼无从遵奉，人心失措而迷惑无从。王俭苦心孤诣地凸显《孝经》的价值，置其于六艺之前，乃是有着上述此般伦理变迁背景的。或者俭本身之淳孝及相应的人生观都要求他以礼教济时救世，但这是一把双刃剑，维系人心进而维护政权的目的往往不由其主观愿望来决定。提倡孝正说明权力的紧张缺乏人情的温润式缓解，“忠孝”在当时仿佛真的难以两全，——只不过并非褒义色彩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