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语孟类——国学而立集

自刘歆的《七略》开始，《论语》一直是附录于六艺，《孟子》则归于诸子儒家类；嗣后四部法演成定势，便各自分厝于经、子。及至陈振孙《郡斋读书志》，《孟子》方跻身于经，并与《论语》合曰“语孟类”。《孟子》在目录学中的这个变化以及“语孟类”的增设，也有它政治上的渊源背景，即学术界所谓的“孟子升格运动”。

“孟子升格运动”始于8世纪中，到13世纪中基本结束，历经近五个世纪。揭开其序幕的倡导者是唐末的韩愈，他最先把孟子名字升到孔子之后，与“古圣先王”相提并论，并首次提出儒家“道统”说。在《原道》中，韩愈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读荀子》中又云：“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可见，韩愈鲜明地提出了一个传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至孔子、孟子的道统，认为这是儒家之正源。在《送王秀才序》中，韩愈进而认为“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13]。

我们知道，唐朝是儒、道、佛三教并辉的时代，道教因李氏王室之扶持，其发展情形自不待言；而佛教由于自身高深精妙的义理体系，尤呈咄咄逼人之势。韩愈是坚定的儒家道统卫护者，为巩固和服务于大一统中央政权，拒正佛教炽盛所造成的某些消极影响与道教的畸形冲击，他当然要挺身疾呼尊儒以排佛、道。《与孟简尚书书》谓：“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可知韩愈以为孟子是有辟“异端邪说”的“卫道”之功的，这与他自觉担当复兴儒家大任而“辟佛”“拂道”的精神理念恰好相应和。因此，韩愈以孟子思想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为己任，以直比孔孟的勇气和胸襟冀图薪传儒家大道，并敢于自言“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其行道，其为书，其化今，其传后，必有在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自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14]值得注意的是，韩愈这种担负历史使命的决心，固然出于己意，然而其时之人亦实尝寄望于他^[15]；可见韩愈与佛、道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及他恢复、重振儒学的努力，是一桩人心所向的意义重大的伟业，故其“尊孟”受到身后儒士极大的赞扬和推崇^[16]，踵继以续而致力于“孟子升格运动”者层出不已。

北宋以降，力尊孟子的学人渐多，如范仲淹、欧阳修、孙复、石介、张载、二程等。不过，虽然这些人“对孟子升格运动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因为他们都是学人，没有实际权力，他们的努力只限于学理和舆论方面，而要把孟子升格运动推向实际，产生实际效果，还必须要有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人。历史提出了这个要求，也创造了这个人物，满足了这个要求，这个人就是王安石”^[17]。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认为“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冥；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他把孟子引为千古知己，写了很多的诗来赞扬孟子，如《孟子》一诗称：“沉魄浮魂不可拾，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18]王安石的“尊孟”为时人所一致公认，其政敌范纯仁就曾在这一点上谴责过他^[19]；此外，与其声息相通的“新学”中人也对《孟子》多有研究，如王安石连襟王令著有《孟子讲义》五卷，门人龚原撰有《孟子解》十卷。特别要指出的是，王安石不止思想上“尊孟”，更重要的是他是变法领袖人物，故而“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利，使孟子升格运动得到朝廷的支持，孟子升格运动在付诸实行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就的进展”^[20]。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实行变法，朝廷于二月首次将《孟子》列入科考科目，正式以《论语》《孟子》同科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熙宁七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廷，仍赐爵号”；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十月，从吏部尚书曾孝宽奏请，“封孟轲为邹国公”，孟子首次受到官方诏封，被皇帝赐以“公”的爵位；次年（1084）五月，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奏请，官方首次批准允许孟子配享孔庙，“以孟轲配食文宣王，封荀况、扬雄、韩愈为伯，并从祀”。“政和三年，诏封王安石舒王，配享……以兖国公颜回、邹国公孟轲、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政和五年（1115），政府方面正式承认兖州邹县所建之孟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皆拟定其封爵”^[21]。从上述这一系列的史实可以看出，“孟子升格运动”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高度，取得了极为卓著的成就。尔后于“孟子升格运动”之功尤巨的朱子尝谓“孟子配享，乃荆公请之”^[22]，因此，在韩愈揭示孟子精义要眇并高张“尊孟”大旗之后，王安石（包括其“新党”）亦被一些学者们誉为“实在堪称是孟子升格运动中之第一功臣”^[23]。而这——细味其潜衍之蕴义——我以为则是目录学中《孟子》一书由“子”入“经”绝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

南宋渡江“偏安”，“孟子升格运动”实际已入尾声；尽管王安石“新学”遭到了排斥，其“尊孟”取向却为执政者所全盘接受。此时理学愈加盛行，“尊孟”成了流行的学术倾向，“东南三贤”中的吕祖谦、张栻二人与陆象山“心学”等，均为传播宋代理学和扩大孟子影响发挥了一定作用。孝宗淳熙间（1174—1189），当时集大成之最富影响的理学家朱子，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大学》《中庸》篇合编为“四书”，倾致一生的精力钻研，撰作了《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又著有《四书或问》。朱子综合参照前人的注解，广征博引，将“四书”纳入理学的轨道，既重视文字诠释，也重视发展义理。在《孟子集注》中，朱子“征引前人和当代注解《孟子》者30余家，约320条，不仅阐发了其宇宙观、认识论、政治论、教育论等，而且对孟子的概念、范畴等作了颇为精当的阐释，更多地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孟子的思想体系，而不斤斤于字义、名物、制度的孤立繁琐考证，其文字洗练，辨析精微，是自汉代赵岐以来较好的注本之一”^[24]。因此，这本书不仅受后世学者极其重视，成为学人的必读书目，亦为执政者所推崇。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朝廷下诏褒赞朱子对孔孟儒家的颂扬，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25]，正式承认程朱“道统”上接孔孟。打这儿往下，《四书集注》被历代王朝钦定为正宗经典，科考以其注释为立论根据之重要内容，翻刻是书者不可胜数，对扩大孟子对后世的影响发生了重要作用。另外，经过了执政者如此一番的提倡、表彰，《孟子》作为“四书”之一，地位已超过“五经”，成为与《论语》齐等的儒家经典。所以，按时代顺序来讲，朱子是除韩愈、王安石之外“孟子升格运动”的第三人，其“综合前人和当代人之说，全面阐发了孟子的学说，将孟子在宋代的影响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6]；而于后世“尊孟”之影响，则较诸韩、王更有过之。

回顾来看，《孟子》一书自唐迄宋，从韩愈到朱子，四百余年内，逐渐地从诸子百家列身于儒经“四书”。因儒贤（韩愈、朱子）学理上的探抉申明，更主要的是由于皇权政治上的官方提举，《孟子》无论在学术界（“义理”层面）还是在世俗界（“礼教”层面），都获得了几与《论语》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孟子所标示的民生王政并未完全为隆抬他的执政者所实现，但他却承蒙了较多政治上的“优待”（在这一点上，荀子远不能与孟子匹比），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亦折射出古人对《孟子》一书奥蕴的感识体认。因此，差不多与朱子陈《孟子》大义的同时，著名目录学家陈振孙撰作《直斋书录解题》，正式从目录学上将《孟子》一书由“子部”升格入至“经部”，与《论语》合曰“语孟类”。陈氏是书无总序与大序，惟于增置之类目恒略加按语（“小序”），以告其由，而“语孟类”序中的寥寥数笔，便是给《孟子》一书由“子”入“经”的最扼明解释：“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扬以降所可同日而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其中之政治因素不言而喻。陈振孙的这几句话，岂不适可作为我们上述“孟子升格运动”的一个简要纲结吗？从今以后，《孟子》一书便一直被“尊置”在“经”部；也正是大抵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升格运动”至此才被学者们视为基本完成。

以上论王俭的《七志》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其实，政治于中国古代目录学之影响，不仅独见于私家目录，即如官簿亦可见其痕，且在某种程度上因政府的参与和组织而更甚于私家著述。兹以《七略》与《隋志》稍引析之。《七略》中，《六艺略》居首类，《诸子略》内，儒家又排第一位：这都体现了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要求。建元五年（前136），五经博士立，《诗》《书》《易》《礼》《春秋》为“法定”儒家经典，儒家成为官学，经学（儒学）则成为此后中国文化之“体”。“整个封建社会，儒家思想的内涵虽时有变化，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始终处于独尊的地位，因此儒家经典、儒家学术著作在古代目录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也始终没有动摇过。”^[27]所以，刘歆《七略》的上述动作，当是“独尊儒术”的一种手法。余嘉锡先生认为此“非其义也”^[28]，但未详论；我们认为，这应是不宜忽略的一点因素。至若《隋志》道佛二家的置目，则无疑是政治影响的直接结果了。查《隋志》道佛二家，道经凡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佛经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然则道经却置目于佛经之前，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是李唐力崇道教的体现。隋唐时期的道教，延接南北朝佛道相争余绪，继续向着官方化方向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老子崇拜成为道教主流。唐朝建国后，李氏皇室因与北方少数民族渊源较深，迫于门阀士族社会压力，遂标榜自称乃老子李氏后裔。贞观十一年（637）二月，唐太宗扬道抑佛，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自今已后……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29]唐太宗还命卢思道校定《老子》，并且刻石与“五经”同列，又指示玄奘将《老子》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国外。在此推动下，自唐初以来遂不断地有人为《老子》作注疏，著名者如孙思邈、魏徵、成玄英、李荣等，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唐代道教经学。因此，《隋志》道、佛先后决非撰者信手所为，具含着上述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主修《隋志》的魏徵，即曾替《老子》下过注疏，这正如纪昀对宋学抱成见而显露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唐尊道的政治制策影响到魏徵的思想认识亦必定会在《隋志》中有所反映。道先佛后的目录设置，便是最好的说明。所以，无论私家目录，抑或官簿，都可能会受政治影响，本文的上述部分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四川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1期，为当年硕士学位论文之一部分，初稿完成于2001年10月22日，愧蒙业师张新民先生呕心沥血亲笔逐句批改，小至字词标点，大到段落布局，至今思之念之不觉泫然而情动于中，特此叩谢！）

【注释】

[1]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144页。

[2]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144页。

[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3页。按：本段所引，多据唐先生之考核论证，详见其中《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一文，不另出注。

[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5页。

[5]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3、436、683、685页。

[6]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83、685页。

[7]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6页。

[8]俭撰《七志》之时间，王重民先生考证详确，今从其说。参见《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

[9]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页。

[1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页。

[11]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www.xing528.com)

[1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页。

[13]韩愈著，童第德选注：《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38、257页。

[14]严昌校点：《韩愈集》，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32、233、195页。

[15]任继愈先生主编之《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论有张籍于《上韩昌黎书》中希望“聪明、文章与孟轲相若”的韩愈能站出来“兴存圣人之道”，从而光大儒学，抵斥佛道。详其书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按：徐洪兴先生所著《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对李翱、皮日休于韩愈“尊孟”思想之继承与发扬，用笔甚详，见其书第97～99页。又可参考任继愈先生主编之《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杨泽波：《孟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8]王安石著，秦克、巩军标点：《王安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558页。

[19]陈邦瞻编《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0页），卷三十七《王安石变法》纪范纯仁言：“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则纯仁亦“尊孟”，惟因政见之异，执荆公之矛刺其之盾耳。

[20]杨泽波：《孟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21]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73、3618、2548、311、2551页。

[22]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94页。

[23]按：如徐洪兴先生《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杨泽波先生《孟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亦持此论。

[24]王其俊：《亚圣智慧——孟子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页。

[25]毕沅编著，“标点《续资治通鉴》小组”校点：《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630页。

[26]王其俊：《亚圣智慧——孟子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页。

[27]徐有富、徐昕：《文献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28]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29]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