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而立集》：探寻中国特色的书院师道

书院是古代极富“中国特色”的一种教育机构与制度，其教育宗旨、理念、旨趣、形式、方法等均有值得今日大学所宜思味、汲取者。别的不说，比如书院的主持经营、教书育人中那若即若离、时隐时现的“师道”，就一直令后来者如我辈心仪向往之！

何谓“师道”呢？这首先涉及何谓“道”的问题。在古代社会儒家的传统学者中，从唐朝韩愈以来，就有一种所谓“道统”的意识与执着，当然这并不排除韩愈以前譬如说孔、曾、孟、荀身上也有类此风味，但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因为韩愈《原道》等文章首揭“道统”之义，以抗衡佛道二教，遂为后来宋儒所踵继、发扬、广大，而朱子更是将韩愈所谓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孟一脉相承之道标举为“道统”。正如韩愈《原道》所论，他所说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孟一脉相承之道非佛教、道教之道，而乃儒家之道，用大白话来说，我想大概可以将其定义为儒家学者历代所推崇、遵信并身体力行的仁义孝悌等学说与主张，“道统”也就是历代儒家学者所致力于儒家正统、正宗学说研究与恢弘的前仆后继，薪火相传，当然究竟谁在这历史长河中算得上是“道统”中的一员乃至嫡传，儒者自身也见仁见智，有不同意见，自承程朱一派上接孔孟道统的朱子等宋儒把他们的老前辈、当年披荆斩棘导夫先路的韩愈区别于此道统之外，即是最显著的说明。

“道统”的概念和使用似乎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我在给我院历史学本科学生上“儒家文化”专业选修课时，讲到唐宋之际的“道统”，花了较多时间，学生似乎仍对此恍恍惚惚、不置可否。这也难怪，从小未尝浸染于传统文化典籍与氛围中的“80后”、“90后”们，包括我这“70后”乃至往上的“60后”，对此“玄奥”的道统充满疑问与困惑也是正常的，虽然现在有学者疾呼需要人文学者或说传统文化研究者重拾“道统”意识，但显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立竿见影的。我于是将儒家“道统”简单释为对于儒家学说研究、弘扬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大约对于学生的理解、接受稍有益助。

如此，我们不妨再来看“师道”，它是为人师者之道，也可谓为人师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如果你认同了上述所说的儒家“道统”之道，那么我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为人师者的身上，同样也含有这儒家“道统”之道的意味，它或许不必如学者那般斤斤，但在一些学者兼人师的身上，始终是那么强烈、浓厚地呈现并感染着授业者、听讲者。这一“师道”，也和唐代的韩愈有关，其《师说》开篇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摆在第一位的“传道”，所传即可谓“师道”，这远非我们今天普通学校所说的“教书育人”中一般意义的道德教育，虽然道德教育自是这“师道”中极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更应该是包括立志、修心、养性、涵咏等在内的对于学术文化、国家人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宋儒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许最为近之吧！

明乎此，我们再来看中国古代书院教书育人中的“师道”，联系当下国内中小学特别是“师道”流失已久的高校，应该说是可以有所感触、有所体悟的。

宋儒朱子白鹿洞书院及其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的学规，所体现的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思想自不必说，就是晚清以降，传统社会末期一些士大夫所创办的书院，其中的“师道”意味亦可圈可点。比如世人仰望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其祖父陈宝箴在光绪六年（1880），奉命授河北道，创致用精舍，“河北风趋为一变”（陈三立语）。按：光绪八年（1882），宝箴擢浙江按察使，是其经营精舍时仅三年左右，“河北风趋为一变”恐未必如后来湘乡时务学堂之效果，然而宝箴却曾极为重视之，斯则不虚也。其去官前，即取所为《致用精舍记》、《致用精舍学规》、《说学》诸篇汇刊之，“以稔后之君子及诸生之造于学者”，正可见其心思之所倾注，而谓“河北山川轮郁，贤豪之所代钟，殆将有瑰玮卓荦之士，明体达用，出而经纬天地、弥纶万变者乎？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笃之，培之，扩之，充之，以俟君子”，又谓“此次精舍，实欲为国造数有体有用之才，非可仅以博文强识塞责”，诚期望于此业彼辈不浅也。这三篇文字今俱存于汪叔子、张求会先生编《陈宝箴集》（下）卷三十九，有识者毋忽焉！

今欲有所申论者，为《致用精舍学规》中之第四条，兹先全文迻录如下：

一、成德成材，本属一贯，后人歧而视之，遂致学术不古。肄业诸生，或文才可观，而于孝悌本原上不能尽职，虽有一切聪明才辨，适足以成为小人而已。孔子谓：“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庭闱多阙，则异日之致君可知。故《大学》谓：“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其有内行肫笃而于经世大务荒秽不治，但取浅近语录奉为师资，则亦不足以成大器。精舍之设，原欲合体用为一，为国家树千百孝子忠臣、贤相良将，所以望诸生者厚矣。山长于考察课程外，咨访诸生平日所以事亲事长之道，如内行不敦，斯宫墙有玷，即不得士礼相待。诸生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www.xing528.com)

这段文字，具论孝悌本原，宜加注意：首先，《致用精舍学规》凡十五条，论及诵习经史、旁览天算、存录日记、戒骄矜、免争心、师弟情义、谒圣拜师等诸多方面，然而专门阐论道德、申明孝悌，唯此特别一条，足见宝箴于其之看重。其次，“山长于考察课程外，咨访诸生平日所以事亲事长之道，如内行不敦，斯宫墙有玷，即不得士礼相待”，此一方面；另一方面亦当注意，宝箴并非唯孝悌而不及其他，其先曰“于孝弟本原上不能尽职，虽有一切聪明才辨，适足以成为小人而已”，后则曰“其有内行肫笃而于经世大务荒秽不治，但取浅近语录奉为师资，则亦不足以成大器”，足证其于道德、学问之“道”（孝道等伦理品行）与“学”（经史等学术才干）或说“德”与“才”并不偏废一端，而是合乎传统倡导的“道德学问，打成一片”，也就是宝箴所谓的“成德成材，本属一贯”。故曰：“精舍之设，原欲合体用为一，为国家树千百孝子忠臣、贤相良将，所以望诸生者厚矣。”“体用”亦即德、才，体之立而道生于身者为孝子忠臣，用之达而学济于世者为贤相良将，以此寄望于后生者，岂止是孤怀卓识于近代保守与进步、顽固与激进之上，就是对比今日之培养教育，吾辈又得无愧乎？！

宝箴在其与致用精舍诸生交勉之《说学》云：

诸君今日在此切磋，须深维国家之所以取士者何为，便当思我之所以自待者应居何等：当以君子自待乎，抑小人乎？当以忠臣孝子自待乎，抑罪臣悖子乎？当碌碌以苟富贵乎，抑兢兢以励名节乎？当稍求自别于庸众乎，抑蕲至于古之名儒名臣以无忝所生乎？如此细细推勘、刻刻提撕，自然志气奋发，一切流俗龌龊富贵利达之见，自然渐渐消沮。内重则外轻，将日进于高明而不能自已矣。

无论“忠臣孝子”，抑或“无忝所生”，此处“思我之所以自待者应居何等”，亦同样属于为学立志，故曰“如此细细推勘、刻刻提撕，自然志气奋发”。这是陈宝箴所屡屡提示后进以孝道伦理之真挚所在。一旦遇见才俊非议纲常，必平和晓谕，一旦获见名士敢言异说，则从容辨析。故纵观宝箴之所倡行，真可见其于孝道伦理价值谆谆教诲，循循善诱，诚欲竭心尽力维系传统道德，并以此造就人才、导引学子也。

这样的书院、这样的学规、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师道”，似乎现在距离我们已经有些时日了，并且还在越来越远，这是让人痛心的！当然也不能说一无所有，毕竟每个时代都会让人看到一些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绵延的身影和努力，业师张新民先生创办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苦心经营，在我看来，又强烈地看到并感受到令人振奋的“师道”。《中国文化书院学规》第七条：“欲成就伟大之事业，必先成就伟大之学业。成就伟大之学业不能不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以发明真理为职志；成就伟大之事业亦必担负起人类群体之责任，以服务社会为光荣。非特要蔚成学风，起一代人文，更要聚为良习，兴百年礼乐。此皆非取消而实为成全人之天才与个性也。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于学业于事业，均为至要至大之关键焉。”第八条：“成就学业既要吸收人类之智慧，亦必须具备广博之知识，不能不有专长，亦不能不兼备通识。视野必广阔，工夫必精熟。由浅近入高远，虽高远仍平实，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也。而沟通中西，融贯合一，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又注意兼采外来学说之精华，则尤为善治学者所应注意。运转时代，创辟未来，不能不具备学养，亦不能不复活文化尔！”这里面，跳跃着的不正是“师道”的使命、“传道”的精神吗？

我钟情“中国特色”的书院师道，我且充满温情与敬意地践行其中并注视、期待着它的授受与光大！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寻根》，2012年第1期，题为《书院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