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嫡长子制：仍然存在吗？

方今中国，日新月异，诚可谓百年、千年而未有之大变局，何去何从，我们似乎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但倘若整理总结一下我们固有的数千年传统文化，真正地结合自身历史文化的精神、气质，我想还是可以为中国特色道路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借鉴的。这里面，“中国特色”的孝文化，我认为当是特色中的特色，不容忽略。

孝，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将其界定为“善事父母”，真是简要精辟、无以复加，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子女对父母要好。怎么个好法呢？中国孝文化里面有物质赡养、精神色养的区别，前者是衣食住行的基本赡养，后者是情感、态度的外在呈现，这里的“色”也就是说要有好脸色、好语气，而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冷冰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另外，从尽孝的范围和对象来看，先要“老吾老”，在此基础上再“以及人之老”，小孝为家，大孝为国，等等，凡是孝道伦理涉及的方方面面，由此而形成的关于孝道伦理的学说、思想之体系、框架，即是我们所泛称的中国孝文化。

那么，中国孝文化的“中国特色”有哪些方面的体现呢？这些“中国特色”今天还仍然保存着吗？不好一概而论。我们谨在此为大家呈现几条：

一、“中国特色”的嫡长子制。从西周开始，王位世袭嫡长子制逐渐正式化，无论天子、诸侯，以至于卿大夫、士，都奉行父死子继的原则，即舍弟而传子，舍庶而立嫡，这一意识形态其实便是孝道观念在宗法制度上的表现，也可说，传子立嫡、尊父敬兄是孝道的宗法形态。在宗法的制约下，西周宗庙之祭是非常严格的：不是所有的儿子都享有祭祀先祖的资格，他们只有贡纳祭品的义务，没有庙祭先祖的权利，换句话说，对先祖行孝而庙祭，必须是宗族中的宗子（孝子），即嫡长子才有资格。当然，宗子亦承担保护和帮助宗族成员的责任，这与宗族成员支持和听命宗子的义务是相对应的。这一宗法形态，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的历代王朝，也渗透了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王室如此，民间底层亦如此，实际上可以说一直维系到今天，特别是在农村。比如在我的家乡山东烟台的农村，这种长子、次子的祭祀关系，仍然有所保留：父亲在世，过年时族谱由父亲张挂，兄弟们团聚于父亲家中，本家同族的族人除夕晚上挨家磕头拜年，都到父亲屋里的正厅来磕头行礼；父亲去世，族谱则由长子主持，大家拜年便到长子家里的正厅来磕头行礼。但是，如果兄弟不和，不相往来，弟弟有时也会单独挂起族谱，以表示自己单独立户，这便会让大家磕头拜年时比较难办，因为按照通常的做法，是要到长子家，但现在次子也挂起族谱，要不要去呢？在农村中，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仍是西周以来宗法制度的一种保留和演变。

二、“中国特色”的不孝之罪。按理说，孝道伦理只是一种家庭亲情，属于道德范畴，与法律关系不是太紧密，然而事实上由于中国孝文化的高度发达、影响无孔不入，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它远不止是道德伦理这么简单，从法律的角度，不孝之罪是极其严重的罪名，乃至可以处死。《管子》中载管仲辅佐齐桓公，政令有“适子（嫡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三者无一焉，可诛也；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管子·大匡》）。这是不孝之罪可以处死的较早记载了，孝道在《管子》中几乎已经达到了法律的高度，以此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赏罚，这种高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折射出我国先秦时期孝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先秦孝文化的集成之作、儒家的《孝经》，更将不孝之罪作为一节，在“五刑章第十一”中专门阐述，强调“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秦朝时，其《法律答问》中已明确规定：“免老（年老免除服役的老年人）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意思是对不孝的子弟，不必经过三次原宥的手续，就可以直接捕捉。这里的“谒杀”，显然是先秦《管子》“不孝之罪，必诛之”等伦理观念与法令精神的保留和继承。众所熟知的赵高谋害公子扶苏，乃是秦始皇死后，赵高等伪造诏书所为，其中指责扶苏的罪状有“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上书直言诽谤”，还有一条便是“为人子不孝”，虽说属于诬陷，逼其自杀，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孝之罪在当时的深重程度，足可与死刑相提并论。秦汉之后，法律将不孝之罪都列为重罪加以处罚，北齐开始有重罪十条，隋朝正式定名为十恶，此后到清朝，不孝之罪一直都作为十恶的重罪之一。“十恶不赦”，这是古代对于这十条重罪的绝不宽恕，也成了我们形容人与事罪孽深重的常用词汇，不孝之罪便在其中，且基本是排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上，可见这一道德伦理与法律之交织是如何的紧密。至于魏晋南北朝、宋朝官员因披不孝之罪而被攻击、被参劾、被罢官的，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大学者胡寅等，更是不胜枚举，他们面临的社会舆论、道德要求较之今日之官员是艰难苛刻许多的，这也充分说明了不孝之罪在传统社会的“杀伤力”。

三、“中国特色”的避讳文化。《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尊者如帝王，贤者如孔子，亲者则是父母长辈，与孝文化有关，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关系最为密切。简单来说，就是凡父祖长辈之名某某，儿女晚辈都必须在言行、作文时避开这些字乃至含有这些字的事物。如魏晋之时，见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打听别人的家讳，以免犯忌，可见魏晋之时对家讳的重视程度。《世说新语》中记载晋朝桓玄，一次用酒招待朋友，朋友叫仆人去“温酒”再行酌饮，谁知桓玄听后突然大哭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叫桓温，这个朋友不小心犯了他的家讳，故而伤心。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古时俯拾皆是，而且不乏大量变异的、走形的所谓避讳。比如唐朝“诗鬼”李贺，就因为其父亲名叫晋肃，“进”与“晋”音同，居然有人攻击他说不可参加进士考试，韩愈因此愤而作《讳辨》，质问道：“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不是不能作人了吗？”今天恐怕没有谁会因为听到与父母名字相同的字就痛哭流涕的，但这避讳文化却还有遗留，比如说中国人直到现在也不会直呼父母、长辈名字，全以叔、姨、哥、姐等亲属式称呼代替，或者在名字后面加上叔、姨、哥、姐，某某叔，某某哥，对老师，对同事中的年长者，也都称某老师、某师傅，在我的家乡，后代起名字也曾要求不宜与本家、亲戚中长者的名字同字或同音，这都是“中国特色”避讳文化的延续。(www.xing528.com)

四、“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古今中外，对于用人，大概不外乎德、才二者要求耳，只是因时因人而有所偏重。在中国古代，则因孝文化的影响，乃专门设选举、任用孝子的职位，谓之“孝廉”，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西汉高后时，设有孝悌，第一次作为一种官职以代表朝廷倾向，提倡并促使百姓向孝、行孝，孝廉则始自西汉武帝，当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举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武帝还曾经因为各郡国举荐不力，甚至要求每年必须完成“指标”，作为地方考核内容，可见其重视程度如何。其中，孝廉中的孝子，到后来也有变异、走形的例子，出现一些欺世盗名、刻意行孝、夸张乃至极端的情况。不过，孝廉在移风易俗、地方教化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大效用的，其调解、化解家庭亲情矛盾的方法、举措，值得今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我们梳理与总结。

五、“中国特色”的礼法制度。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儒、法两家皆可谓影响深远，而其相应的礼治、法治也一直伴随着两千余年的中国，比较矛盾的是受儒家孝文化影响，一直有孝道、国法之先后与大小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孝子复仇与国家法令之间的角力。从孝道伦理、孝道教化等角度着眼，历朝执政者都无疑是高度地强调孝行为先，然而中国孝文化中又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教训，这使得血亲复仇在两千余年的中国一朝又一朝、一幕又一幕地上演，问题是这样的复仇造成互相斗杀，显然严重地影响社会治安，为法令所不能漠视。这该如何是好呢？极为典型的如东汉赵娥，其父为豪强李寿杀害，她的三个弟弟都立志为父报仇，但却相继死于瘟疫，素有报仇之心的赵娥毅然担负起为父报仇的任务，当别人劝解她时，她说：“父仇不报，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今虽三个弟弟早死，门户无人顶立，但我还在，难道依靠别人去报仇？”最终杀死李寿，为父报仇，并坦然自首。事后乡人都跑来为赵娥的烈义行为慷慨感叹，虽然一度入狱，但终因大赦获释，受到普遍肯定。晋朝的王谈也是在杀死杀父仇敌之后自首，后来竟两度被地方官表彰，并被举孝廉。当然，也还有报仇而被官方处罚、处死的，但是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对于报杀父之仇者，是得到社会、政府的较多认同的，政府并非完全不干预，只是在处理这类事时，很大程度上照顾到了社会的习俗，那就是因杀父之仇而报仇杀人的，是“杀人偿命”这一铁律的另当别论。近代史上的施剑翘为父报仇刺杀军阀孙传芳，经长达10个月的三级审理，判处有期徒刑7年，在舆论纷致同情、社会各界和国民党要人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出面救援下，度过了11个月的囚牢生活后获特赦出狱，这算得上是古时孝法冲突、屈法全孝的现代演绎了。

总之，在中国文化中，孝文化堪称最具“中国特色”的特质文化了，上述五个方面只是就其显著者约略而言，再如笔者家乡山东烟台的农村，在父母去世后，三年之内过年时不贴大红春联，这自是孝文化中“三年之丧”的当代保留，像这一类的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还有很多。方今独生子女、空巢老人，整个社会的孝道伦理亲情在淡漠、在下滑，我想“中国特色”的孝文化固然有一些不合今天时宜的方面，但是根本精神上对父母的敬爱、日常生活中对父母的照顾，恐怕还有大量值得我们吸取、继承和弘扬的。古人讲“百善孝为先”，然则当下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孝文化可否先行一步呢？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寻根》，2011年第3期，题为《说“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