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国学大师, 孝道孝行的梳理与研究参考

陈寅恪先生，近现代学术史不朽之大师也，于其道德学问，岂敢置喙一二，谨将其孝道孝行稍作梳理，亦供世之留心并致力于义宁陈氏研究（特别是义宁陈氏家族史研究^[145]）之同仁参考教正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先生六岁，与父母留武昌按察使署中侍祖母。光绪二十三年（1897），先生八岁，仍侍父母寓长沙。光绪二十五年（1899），先生十岁，侍父母、祖父居南昌。宣统元年（1909），先生复旦公学毕业，寒暑假回南京省亲，秋将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语言文学，父亲往上海送行，赋《抵上海别儿游学柏灵》诗，中曰：“海七万里波千层，孤游有如打包僧”，“后生根器养蛰伏，时至傥作摩霄鹰”，相信其能刻苦求学，打下丰厚基础，必能有所大成^[146]。民国元年（1912）春，自瑞士返抵上海，此时先生尚未学成，回国原因极可能是因辛亥革命，革命爆发后陈家逃难至沪，先生挂念家人而回国探亲，归后见亲人无恙，旋又乘轮赴巴黎^[147]。民国三年（1914）秋开始，应江西省教育司（相当于后来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邀请为江西省连阅留德学生试卷三年，并获江西省官费留学名额，其间并未久居南昌，大部分时间或回上海家中，侍奉父母、博览经史著作^[148]。民国四年（1915）夏，父挈家自沪还居金陵别墅，先生侍母在沪，岁杪侍母返南京。民国五年（1916）春末，父为嫁女至沪，先生亦侍父母同至沪。民国六年（1917）正月初二日，南京地震，先生侍父母居南京，8月，与弟登恪侍父游燕子矶，长兄衡恪子封怀从游，父有七古长诗纪游^[149]。民国七年（1918）夏，仍侍父母居南京。民国八年（1919），先生至美，入哈佛大学，民国十年（1921）除夕之夜，寒雪压屋，父亲挂念在美留学之子，有诗句云：“为忆二雏羁绝域，长饥谁挂杖头钱”（时弟登恪亦在欧洲求学），是年8月，先生好友吴宓自美回沪，特前来拜谒其父，告知先生在美情况，父大为伤心叹气，曰无钱寄子，使其困居国外，故有末句忧虑之语。民国十二年（1923）夏秋间，母暨长兄相继逝世，家中以经济窘困，未告知。民国十四年（1925），自德回国，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因父有病，乃请假一年，至杭州侍疾，是年10月，葬母俞淑人与兄衡恪于杭州牌坊山之原。民国十五年（1926）5月8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日），父便血病发作，先生与兄隆恪夫妇先后至杭州侍奉父亲^[150]。民国十七年（1928）7月，携唐筼赴上海探望老父，并于17日（农历八月三十日）在沪举行婚礼，先生青年时代专心于学术研究，加上身体羸弱，迟迟未婚，此年已三十九岁，父于此多次催促，几至生气，故此次婚事使父亲颇宽慰。民国十八年（1929），父亲有意离开上海远游，尝欲至北平依先生，以冯玉祥、蒋介石战事而北上交通中断，念及庐山有次子隆恪在，遂决定迁居庐山^[151]。约民国十九年（1930）前后，先生于北平城里租赁姚家胡同三号住宅，以备迎养。民国二十一年（1932），父八十岁生日，先生亦至庐山祝寿。民国二十二年（1933）初冬，夫人唐筼至南京，代表衡恪与寅恪两家恭迎父亲北上，乘火车抵京后，住西城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平日由衡恪遗孀黄国巽率诸孙随侍，逢到周末，先生夫妇携女流求、小彭进城团聚，“嘘寒问暖，以慰其愁苦寂寞之心”，夫人亦常携女儿来看望，长女流求之笔记写道：“多数周末下午母亲带我和二妹小彭进城看望祖父。父亲星期六上午到东交民巷学梵文，后即回姚家胡同祖父寓所团聚。然后父亲和母亲带我们姊妹一同乘校车返清华园。”^[152]胡迎建先生曰：“作为学有所成而已成家的陈寅恪来说，要接父亲来，尽侍养的孝心恐怕是主要原因，毕竟庐山高寒的气候对年臻八旬的老人并不很适宜，而南京散原精舍又无子女在身旁。”^[153]是矣。民国二十三年（1934），与侄封怀陪父往北海公园赏春。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侍父偕兄隆恪一家游西山。民国二十五年（1936），与兄隆恪、妹新午、嫂黄国巽等家人陪父游北平香山，于白皮松前合影^[154]。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7日卢沟桥事变，山河破碎，国难当头，先生颇担心，常来照料忧愤的老父，不时亦有亲友前来探视；9月14日（农历八月初十日），父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谢世前，先生与大嫂黄国巽等在旁随侍。时诸兄弟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丧不及赶回，先生先行主持丧事，满七之后即11月3日携家离开北平^[155]。据云因父之丧，先生哀伤过度而伤目，“以他事亲之孝，自有可能”^[156]。民国三十四年（1945）4月，有《忆故居诗》并序，8月，日寇投降，作《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中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自注云：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157]，“想起了含辛茹苦抚养自己成人的老父”^[158]。民国三十六年（1947）4月5日清明节，先生偕夫人携女美延，邀约大嫂黄国巽一同赴京郊长椿寺，祭扫父亲停厝寺中十年之遗柩，此次祭扫，或为北平最后一幕，一年后，父亲浅厝庙中之灵柩即南运归葬杭州^[159]。1951年9月10日（农历八月初十日），为父亲之祭辰，时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之先生作《有感》一首：“葱翠川原四望宽，年年遥祭想荒寒。空闻白墓浇常湿，岂意青山葬未安。一代简编名字重，几番陵谷碑碣完。赵佗犹自怀真定，惭痛孤儿泪不干。”^[160]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加有按语：“审诗意，疑杭州有令迁墓之举。”^[161]蒋先生此“疑”果真不假，在此之前不久，确实发生过一场危及牌坊山墓茔之事，幸而匡救及时，始化险为夷^[162]。

以上为先生孝道孝行之梗概。进而论之，先生之孝道孝行容有更隐蔽者、更潜在者，学者似当注意焉。先生之祖父陈宝箴、父陈三立，与戊戌维新有不容忽略之紧密关系，此在先生，亦有相当之关联。先生不仅于祖父诗文竭力守护^[163]，且尝撰写《吾家与丰润之关系》、《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先生绝笔《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之两章），以史学家严谨之笔认真细致研究引发祖父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大挫折之王树汶案^[164]，并对湖南维新运动有所总结与反思。张求会先生指出：

纵观义宁陈氏承传古老文化的沧桑百年，戊戌维新在义宁陈氏的发展史上无疑占据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如果说陈宝箴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首创者和领导者，那么陈三立堪称这一运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如果说陈寅恪是湖南维新运动的总结者和反思者，那么陈三立堪称这一运动从实践到回顾整个过程的连接者和引导者。祖孙三代之间早已不再是仅仅依靠着血脉之缘代代相传的简单关系，延续生命和家族的同时，更是文化传递和命运接力的痛苦历程。^[165]

张先生同时指出：

戊戌维新之年，陈寅恪年仅九岁，姑且不论陈寅恪此时是否真的如章士钊所回忆的那样，小小年纪已初具高亢刚直之气，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戊戌变法前后的种种往事毕竟在这位早熟的少年心中刻下了终生难忘的印痕。祖父和父亲为之呕心沥血却最终功败垂成的一段血泪史，虽没有成为陈寅恪日后研究的主要对象，却也曾留下一鳞半爪的描述。而引起后世无数士子纷纷强作解人的那一句“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其实除却史学大师的自谦抑或自嘲之外，又何尝不能将其视为隐藏于陈寅恪内心深处的“述祖意识”的一种自然表露。^[166](www.xing528.com)

按张先生所指出的“述祖意识”，尚体现于先生于其家世中医之学态度上。先生自幼亦尝浏览中医古籍，成年后转而“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故从不以古代医书所言者为人处方治病，“唯借作考证古史之资料”，“延续了近百年的义宁中医之学，最终淹没于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167]。然作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章的《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仍“显示出十分浓郁的‘述祖’意识”^[168]。就此而论，对于戊戌维新也好，对于中医之学也罢，先生内心深处实有难以忘怀之孝道情思、家世追念。

此外，先生之学术研究中，于传统孝道亦偶有涉及，除讲演魏晋南北朝史时论述儒家名教^[169]，读《旧唐书》列传时札记“张公百忍”、王少玄“刺血验亲”、刘敦儒当入《孝友传》^[170]，《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一文中由莲花色尼与所生女儿共嫁其所生子不载于中译之敦煌写本（因其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绝不相容之故）、僧道拜父母说明“吾民族同化之力可谓大矣”^[171]以外，更主要为肯认传统孝道之伦理价值，纲纪意义之文化理想。前者，如1941年10月26日致傅斯年函中称傅“孝思钝挚”^[172]，1948年赋诗寄赠卞孝萱先生曰：“卞君娱母以文字，千里乞言走书至。我诗虽陋不敢辞，嘉君养亲养其志。淮海兵尘白日阴，避居何地陆将沉。一门慈孝祥和气，即是仙源莫更寻。”^[173]后者，则集中表述于1927年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曰：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174]

此篇文字，为论“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向来为近现代学术史研究者所推崇，就上引一段来看，除指出纲纪理想与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之间之依托关系外，实寓含深切之担忧——担忧纲纪之说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无限之不舍——不舍中国文化之理想最高之境。诚如余英时先生所曰：“这样深刻的历史观察是专重文化系统的思想家们所弃置不顾的，而一般‘文化本位’论者则往往见不及此。陈先生在字里行间对中国传统文化流露出无限恋恋不舍之情，但他所向往的并不是已过时的具体制度，而是抽象的文化理想。”^[175]刘克敌先生谓“张之洞与陈寅恪均程度不同地认识到，无论怎样向西方学习，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东西不能改变，否则中国文化就会消亡”^[176]，无疑，这纲纪之说、文化理想、最基本的东西，自然亦包含传统孝道伦理价值在内，先生于此之担忧，与其父当年诗文碑铭中之所感慨，实在是有着内在一致之精神！

刘克敌先生指出：“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可以认为，家族在维系、保存中国文化方面之所以具有核心地位，除了其人事延续比较可靠固定外（借助于种种家法、族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家族所特有的情感纽带作用，所谓亲情，所谓对祖先的思念之情和对父辈功业的自豪感，是可以产生无比巨大的作用，完全可以支撑一个家族的后代，为了家族的名誉、为了保存这种地位和荣光而付出巨大的牺牲。这是一种无比珍贵和无法估量的精神资源，是支撑家族后代继承父业并发扬光大的精神支柱。对此，‘义宁陈家’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因此，我们今天要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探讨其渊源以及在今天的价值，就有必要结合其家族史来综合考察。”^[177]刘先生所论甚是，今自孝道一端来看，义宁陈氏家世孝道承传至寅恪先生一辈，无论如何，离不开其家族史数世持守之努力。正如张求会先生指出：“义宁之学重性理，讲节操，立足于经世致用，始终能够紧随时代，不泥古，不阿世，特立独行，彪炳史册。究其根源，当与子若其父、孙若其祖、代有传人的清纯家风密不可分。”^[178]“子若其父、孙若其祖、代有传人”，此种“清纯家风”除家学因子外（吴宓先生谓，“寅恪自谓少未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179]），极重要之因素即传统孝道伦理价值。义宁陈氏绵延百余年之恢宏，与其家世孝道密不可分，于此基础上，事功也罢，文艺也好，恰自积极方面光大家世孝道。就寅恪先生而言，论者或谓陈三立诸子“俱以学问世其家，而寅恪淹贯古今，现为大学良师也”^[180]，或谓“中子寅恪，能通梵典，精通诸国文字，今最知名于时”（李肖聃《星庐随笔》）^[181]，同样具此意义。至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在义宁陈氏家世孝道之秉承、揭扬上划下了永恒的镌刻，那其中的光芒，辉映着先世，导引着后人，提升着学界，其卓然的品质尤其值得吾人扪心以问、潜心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