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兄弟姊妹之孝道孝行——国学而立集

陈寅恪先生兄弟五人，姊妹三人，今述先生孝道之前，先将其兄弟姊妹之孝道孝行稍作爬梳。

陈衡恪，字师曾，寅恪先生长兄，陈三立元妻罗淑人出。幼“夙慧”^[102]，祖父陈宝箴“辄举以夸示宾客，忘其为溺爱也”，父陈三立谓其“迂拙守俭素，不解慕声利，往往徒步张盖，穿风雪趋吏舍，治事刻厉自苦，谨身而矫俗，其诸弟皆莫及也”，寅恪先生母俞淑人虽为继母，亦于衡恪呵护倍加，“屡举其行谊为诸弟率，所最笃爱者也”^[103]，足见其深得祖父、父母之疼爱。五岁时，陈宝箴自长沙之官河北，道舟次颍州，衡恪母罗淑人病卒，陈三立有《悼亡诗》状其时之情曰“阿姑抱之去，痴立而彷徨。大儿垂五龄，仿佛知母僵”，《重祭罗孺人文》则云“母慰止儿，儿痴而立”^[104]，可知丧母之不幸于衡恪“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痕”^[105]。宣统元年（1909）冬、二年（1910）四月，衡恪回南昌西山谒祖父母墓并祭扫亡妻范孝嫦之茔^[106]。民国九年（1920）夏，南归省亲，有《返金陵寓庐作》诗。民国十一年（1922）秋，南归省亲^[107]。民国十二年（1923）暮春，自北京南还省亲，“为年老体弱的父母带来了一丝欢愉”^[108]，有《南归省亲妻子尚留此》诗，三月北返，有《浦口待车》诗，省亲后北返时之作也^[109]；不意盛夏时节继母俞夫人病笃，遂不顾劳累，“驰还金陵调药”。六月二十九日，俞夫人病逝，衡恪“素孱，哀劬触宿痞，又冲雨市棺，寝苫侵地气，病甚，亦卒”，时在八月初七日，得年四十有八。衡恪“颇以文艺播士大夫间，画笔镌章印尤为时所推，即海东西诸国，类有嗜而购致者”^[110]，为著名画家、现代美术理论奠基人之一，英年早逝，在文化艺术界引起很大震动。十月十七日，北京文化界三百余人于京城江西会馆举行追悼会，时值日本东京大地震之后，故梁启超于挽词中称衡恪之死为中国文艺界之大地震^[111]。天未假其年，后人至今为之扼腕；然正如其弟陈隆恪《送封怀侄返南京入学》中语诸衡恪子所曰：“汝父敦纯更孝亲，艺余书画自惊人”^[112]，以此还视其父陈三立当年《祭亡室罗孺人文》中寄语：“二子幸而成立显达，必能磊落表著，用光耀卿于无穷，则卿亦可以庶几无憾矣”^[113]，则衡恪行事“磊落表著”，艺诣精湛独到，足可光其母于无穷矣，足可使其母无憾矣，衡恪之孝道不亦伟哉！

陈隆恪，寅恪先生二兄，民国六年（1917），携妻经九江乘船回南京，来宁探望久未相见之父母。民国十二年（1923）十月，母俞淑人与兄衡恪病逝后，与妹安醴留在南京散元精舍护双灵，接待登门吊唁者^[114]。民国十三年（1924）春，将母、兄棺柩运至杭州，暂厝净慈寺，并随侍其父。十月八日，与弟登恪自外地来杭办葬事，陪父泛舟西溪，十月十八日葬母、兄于杭州牌坊山之原。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四日，偕妻抵杭州侍奉父疾，直至六月，老人始恢复健康，十三日夜陪父乘舟穿过断桥，系缆孤山。民国十六年（1927），隆恪事业蹭蹬多年后，被委以南浔铁路局局长之职，“义宁陈氏至此才算稍稍有所振作，重新捡拾起以实业报效国家的家族旧梦”^[115]。民国十七年（1928）夏，改任汉口电讯局主任。民国十八年（1929）五月，隆恪偕夫人婉芬携女儿小从自武昌入庐山牯岭，赁到一屋，虑及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夏日均颇炎热，拟将独身无人照料之父亲接至庐山牯岭居住，迟至十月房屋缮毕，始赴上海迎父移居庐山。时陈三立亦有意离开上海远游，尝欲至北平依寅恪先生，以冯玉祥、蒋介石战事而北上交通中断，念及庐山有次子在，遂决定迁居庐山。旧历十月二十一日，在次子隆恪陪同下，乘江轮离开上海，行至九江，再自莲花洞租滑竿登好汉坡上庐山牯岭。此间，隆恪偕妻女一家时常陪父游玩散心，如长至后一日，陪父欣赏雪景并摄影留念，民国十九年（1930）清明日偕妻女与弟登恪陪父出游天泉洞，夏日偕妻女陪父往游五老峰，七月十三日与弟登恪陪父出游含鄱岭等^[116]。是年，隆恪在牯岭河南路向挪威某氏购宅一幢，屋宅在松树林一山脊边上，略事修整后，于初夏日迁进新居，取名松门别墅，陈三立极满意此地，于多首诗中高兴地描绘了这一带垲爽而幽邃的环境。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陈三立离开松门别墅，入住九江桑树岭隆恪之宅，时隆恪在浔任职。民国二十年（1931），陈三立重返牯岭，并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二十日度过八十寿辰，家人及散居各地之亲友纷纷来山祝贺，欢宴延续至次年夏天，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邀约庐山避暑之各界名流齐集万松林别墅雅集，陈三立、隆恪父子为座上嘉宾。民国二十四年（1935）旧历二月，隆恪偕妻至北平探望父亲，陪父游北海公园，观赏桃花，前往怡和园眺远斋宴集，继而往旸山看杏花；秋，偕妻女与弟寅恪陪父游览北平西郊八大处，招陈曾寿兄弟、袁思亮等饮酒便宜坊，再游陶然亭。民国二十六年（1937），隆恪在广州时任粤桂闽区统税局顾问，拟于暑后北上省亲，岂料风云突变，寇氛阻断北归计划，时况正如其诗所云：“烽烟南北音书绝，明发苍穹眷所思。”^[117]九月，北上探望父亲，乘船至烟台，遇弟方恪，乃知父亲病危，时船上发生霍乱，旅客不准下船，船在烟台被扣月余始放行，痛失父亲病危时侍疾之最后尽孝！《丁丑十月自北平南归，公湛以诗赠别追和原韵》云：“孤儿奔一哭，仓皇觅归途。”正是其肝肠寸断之真切写照！父亲辞世数年后，隆恪邀吴宗慈撰写《陈三立传略》，“为后世留下了一篇详尽而忠实的传记，至今仍在默默昭示着知人论世之至理”^[118]。民国三十七年（1948）端午节后不久，妹新午北平电报告知已护送父亲灵榇经天津海运至沪，再转杭州，隆恪即刻携女乘浙赣铁路火车赶赴杭州，将家眷安顿于西湖旅社等待，便独自赴上海迎候父亲灵柩，后归葬于西湖，“‘梦回犹卷西山雨，来向明湖作泪倾’——西山之庐，明圣湖滨，于是成了隆恪兄弟及其后人永远的托梦之地”^[119][120]。

与诸兄弟姊妹相较，隆恪侍奉父亲陈三立较为时长，盖长兄衡恪早逝后，次子理所当然而不容辞也。且每每有诗文纪其事，颇类其父陈三立。仅就笔者手头所有陈小从女士《图说义宁陈氏》、胡迎建先生《一代宗师陈三立》、张求会先生《陈寅恪的家族史》等，即可得见下列者：

④参见胡迎建：《一代宗师陈三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⑤参见潘益民、潘蕤：《陈方恪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胡迎建：《一代宗师陈三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⑥参见胡迎建：《一代宗师陈三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⑦参见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⑧

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⑨参见胡迎建：《一代宗师陈三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续表

①参见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9页。
②参见胡迎建：《一代宗师陈三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③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④参见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21页。
⑤参见胡迎建：《一代宗师陈三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www.xing528.com)

且隆恪极珍贵兄弟姊妹间之亲密挚情，此固义宁陈氏孝悌家风重要体现之一，殆亦与其本人之性情绝密相关也。如其与长兄衡恪“时相过从，或谈诗论画，或探胜寻幽，其乐也不亚于‘伯氏吹埙，仲氏吹篪’”^[121]，衡恪屡以自作扇面精品任隆恪挑选，常为其精心制作石章、铜印，隆恪极其珍视衡恪书画，并受长兄濡染，偶兴至，亦染毫作小幅丹青，得意之作尚曾持赠长兄。故衡恪早逝，于隆恪打击至大，以致长年悲怀不减，每逢衡恪生辰或祭辰，均会赋诗志感，计有《友人嘱题大兄遗笔〈一口剑〉，忍痛书此遗之》（1924年）、《八月七日大兄三周忌日》（1926年）、《沪上大兄四周忌日》（1927年）、《春日食艾饼，因忆童年之大兄生日辄采艾制饵，今大兄殁已七载，侍食穷山，触感哀赋》（1930年）等^[122]。六弟寅恪亦屡见于隆恪诗中，民国五年（1916）秋，寅恪先生游湖南长沙，隆恪自江西萍乡专程来聚，重游原湘抚署衙等旧居故地，有诗《长沙将见六弟于旧抚署，计侍先祖去此二十年矣，抚念今昔，怆然感赋》^[123]。1950年寅恪先生自广州寄示新诗，隆恪依韵和作，次年春隆恪又有诗笺寄赠广州，抒写白头人同病相怜之意。手足情谊若此深厚，故每睹旧照则题诗咏叹^[124]，相见日稀则朝夕牵念^[125]，在长兄衡恪早逝后，作为次子，隆恪于父亲于弟妹之孝友可谓至矣！故张求会先生曰：“隆恪留存于世的千余首诗作中，陈声聪《荷堂诗话》于‘其为兄弟家人作者数首’情有独钟，也正是缘于从中可见‘其性情之真’。”^[126][127]光绪二十四年（1898）某日，陈宝箴特意召来隆恪，将一把亲笔书写勖勉之词的折扇交付孙儿^[128]，从中“能看出陈宝箴要求孙儿以学行统一、严义利之辨为本的殷殷深情”^[129]，事实表明，隆恪确未辜负祖父之殷切寄望，不仅尝花费多年心血苦苦搜集祖父陈宝箴之诗作^[130]，即于孝道而言，亦可谓长兄衡恪早逝后，兄弟姊妹中无愧之表率！

陈方恪，寅恪先生四弟，宣统二年（1910）秋，在上海震旦学院毕业，因兄衡恪、隆恪、寅恪皆在外，遵父母之命，回江宁散原精舍家中随侍，尽孝道。宣统三年（1911）春，陪父母去杭州，游西湖诸山，11月，全家避难上海，一行十余人中，方恪年轻力壮，精明灵活，承担照顾父母与弟妹，负责看管所携二十余只皮箱之重责，辗转水陆码头，至上海虹口塘山路俞明颐家时，老幼平安，大小物品一样不少，为父母与亲友交口称赞。民国二年（1913）春，随父母回南京，居于散原精舍，其间陪父母游莫愁湖、雨花台，6月17日，陪父与陈曾寿、俞明震、俞明颐等亲友同游镇江名胜焦山；冬，陪父回南京散原精舍，探视病卧俞园之俞明震。民国三年（1914）3月，陈三立回南昌西山上冢，方恪在沪侍母。民国四年（1915）春末，陈三立自上海还居青溪畔之散原精舍，方恪陪同患病之母亲留在上海塘山路俞宅；秋，陪母回南京，与父团聚。民国五年（1916）1月9日，陪父母等家人同游南京城北极阁山下千年古刹鸡鸣寺，有诗《元月九日奉两大人同诸弟妹并携清扬至鸡鸣寺作》；3月，受陈三立之托，梁启超介绍方恪至财政部盐务署任秘书，即赴北京；10月，父六十四岁生日，回南京祝寿。民国六年（1917）1月初，回南京家中过春节，夏，在南京家中随侍病中父母，秋又去北京，陈三立有送别诗《方儿省疾别入都》。民国七年（1918）6月间，至南京家中，同月23日（农历五月十五日），陪父至上海，住上海旅馆，郑孝胥等于沪上都益处、会宾楼等饭店宴请陈氏父子，8月8日（立秋日），陈三立与康有为、陈曾寿等游常熟虞山，回南京后“病血下泻之疾”复发，方恪随侍病榻左右。民国十二年（1923）7月（农历六月），母俞明诗病重，方恪自南昌赶回南京家中，某夜，俞夫人忽至其床前，“恣意相怜拊”，反复叮咛嘱咐，于其日后生活放心不下，母亲之特别关爱令其备受感动，涕泪交加！10月，陈三立连失妻儿、悲痛欲绝，于家中常触景伤感，以致“支离病骨”，方恪断然做主，与康晦、新午两妹一起强行将父亲“挟居杭之明圣湖上”养疴。抵杭后，与两妹陪父暂居西湖南屏山下太子湾边顾氏旧庄，此处“水波清浅，芦茭丛生，隔岸望白云庵、雷峰倒影，景物幽迥”，“借山水清娱以宽亲抱”。安顿好父亲后，方恪留下两妹照顾老父，自己赶回南京，与兄隆恪、妹安醴一起料理母、兄后事。11月，与隆恪夫妇、安醴夫妇等家人护送母、兄灵柩自长江、京杭大运河水路来杭，棺柩暂厝顾氏旧庄附近净慈寺丙舍，等待卜葬；冬，陪父打诗钟。民国十三年（1924）9月初，去杭州，至净慈寺探视在此养病之老父，并商量为母卜葬之事。民国十四年（1925）夏，去上海探视父亲，并专程去天童山、法华山等处名刹为母卜葬，在法华山寺庙卜葬时，曾寄宿禅房，彻夜难眠，作《为先母卜兆域至法华山中夜宿兰若》诗；12月3日（农历十月十八日），全家及亲友葬母于牌坊山黄泥岭，之后，葬兄于母墓旁茔次，方恪悲伤之极，是日屡作七律遣怀诗未成，回寓所后强打精神作《牌坊山述哀诗》；冬，陪父在杭。民国十五年（1926）4月4日，在牌坊山祭扫母兄后，在杭逗留数日回苏州，5月8日（农历三月廿七日），父便血病发作，方恪闻讯赶至杭州陪侍；秋，父居沪上，前往探望。民国十六年（1927）清明节，去杭州祭扫母墓；初夏，三妹安醴在沪病故，方恪陪父离沪暂居杭州；夏，杭城炎热，陪父在城西十余里西溪避暑，漫游蒹葭深处之茭芦庵等名胜；冬，父回沪上，遵父命，了结苏州事宜，收拾衣物，去上海陪父同住。民国十八年（1929）4月初，去杭州祭扫母、兄之墓。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18日，为庆祝父亲八十大寿，至庐山，祝寿活动结束，留居松门别墅，陪父度过寒冬。民国二十六年（1937）9月14日（农历八月初十日），父亲在北平逝世，下午二时，邮差送电报至，方恪捶胸顿足，随后四处报丧，时上海水陆交通为日寇封锁，民间去京津地区仅有海路可通，船票为日寇宪兵队控制，费尽周折始登上去天津之海轮，与兄隆恪恰巧船上相遇，兄弟大恸！处理父丧期间，与诸兄弟收集父亲诗文，辑成《散元精舍文集》稿本。民国二十九年（1940）9月11日（农历八月初十日），为父亲去世三周年忌日，方恪于南京长乐路寓所大门口挂起白布横幅，院内设置祭堂，隆重举行祭奠仪式，汪精卫、陈曾寿、叶恭绰等写有纪念诗与祭文，梁鸿志、陈群、袁思亮、陈病树等登门致祭。民国三十二年（1943）清明节，未去杭州牌坊山为母、兄祭扫，于南京金陵刻经处寓所作《癸未清明口占》^[131]。民国三十七年（1948）3月，方恪专程为父亲归葬之事去北平，联系办理相关事宜，6月16日，父亲灵柩抵上海招商局虬江码头，与隆恪、登恪等亲属在此奉迎，随后，会葬父亲于牌坊山生圹，有诗《戊子五月会家人安葬先君于杭州牌坊山生圹，述哀一首》。1951年6月，杭州牌坊山陈氏墓茔看守人应品森致信方恪，急告解放军海军某部要征用牌坊山之地建荣军疗养院，据征地布告通知要求，父母与长兄坟茔均在迁出范围，方恪兄弟获悉此事后皆十分焦急，分头向章士钊、李一平等能与中共高层领导沟通之故交求助。此外，方恪向负责华东军区之陈毅司令员写去一信，恳求政府能够保留父母与长兄长眠之地。不久，海军某部停止征用杭州西湖牌坊山之地^[132]。

以上为方恪孝道孝行之概略，又方恪“是散原夫妇诸子中惟一留在身边的，一直随父交游，出名较早，诗词清丽邈绵，音在弦外，时人谓其诗词之才气超过其他兄弟”^[133]，其诗词中情深意厚之孝道孝思亦颇为时人盛称。如民国十四年（1925）作于杭州之《为先母卜兆域至法华山中夜宿兰若》、《过南屏山下顾庄旧居，凄然感怀，成六绝句》、《牌坊山述哀诗》等，“悲哀之句，读之催人泪下”^[134]，论者或曰：“陈方恪的诗笔格外丰润，尤以善写人情见长。他怀念母亲的若干作品，可以称为文学史上的经典。”^[135]“杂诸《散原精舍诗》崝庐诸作，几不能辨也”（陈衍语）^[136]，盖亦未为过誉之辞。惟其男女婚姻之事，如龙姑娘、孔紫萸等^[137]，屡为父母所反对、不满，此则其孝道孝行之瑕疵，斯亦无须讳言也，其民国十七年（1928）1月，于年轻时荒诞不经之举固已有所反思，颇有悔意^[138]。

陈登恪，寅恪先生八弟，其孝道行状可知者，如民国六年（1917）8月，与兄寅恪侍父游燕子矶，长兄衡恪子封怀从游，父有七古长诗纪游^[139]；民国八年（1919）夏，在北大毕业，赴法留学前，回南京省亲^[140]；民国十年（1921）除夕之夜，寒雪压屋，父挂念之，有诗句云：“为忆二雏羁绝域，长饥谁挂杖头钱”（时兄寅恪亦在美留学）^[141]；民国十三年（1924）10月8日，与兄隆恪自外地来杭办葬事，陪父泛舟西溪；民国十八年（1929）除夕，时任教武汉大学，自武昌乘江舟回，冒风雪赶至庐山牯岭陪父度岁，“令老父深感欣慰”^[142]，陈三立作有五古长诗《己巳山居除夕适登恪自武昌至》；民国十九年（1930）清明日、7月13日，与兄隆恪陪父出游天泉洞、含鄱岭等；民国二十年（1931）夏日，陪父与徐悲鸿、俞大维、李一平等游黄龙寺、黄龙潭；民国三十七年（1948）6月16日，父亲灵柩抵上海招商局虬江码头，与兄隆恪、方恪等亲属在此奉迎，随后，会葬父亲于牌坊山生圹^[143]。资料所限，仅得如此。

陈康晦、陈新午、陈安醴，寅恪先生之五妹、六妹、七妹，孝道孝行可知者，若民国十二年（1923）7月（农历六月），母俞夫人病重，康晦自上海赶回南京家中，10月，鉴于老父连失妻儿之痛，康晦、新午与兄方恪一起将父亲“挟居杭之明圣湖上”养疴，安醴则与兄隆恪留在南京散原精舍守护双灵，接待登门吊唁者；抵杭后，康晦、新午与兄方恪陪父暂居西湖南屏山下太子湾边顾氏旧庄，11月，安醴夫妇与兄隆恪夫妇、方恪等家人护送母、兄灵柩自长江、京杭大运河水路来杭，棺柩暂厝顾氏旧庄附近净慈寺丙舍，等待卜葬；民国十九年（1930）4月（农历三月），俞大维将赴德国，任驻德使馆商务专员兼留学弹道学，行前与新午携八岁之余扬和抵牯岭与父亲告别，陈三立赠《三月二十一日别嫁俞氏女子随其婿大维往柏灵》一诗，希望他们“绝域同风雨，威仪慎所持”；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18日，为庆祝父亲八十大寿，康晦与方恪夫妇等人至庐山，祝寿活动结束，与方恪夫妇等留居松门别墅，陪父过冬；民国三十七年（1948）初，陈氏兄妹张罗迁葬父亲于杭州牌坊山，新午夫妇出力最多^[144]，等等。

要之，陈寅恪先生兄弟姊妹中，率皆能秉承家风，有孝道有孝行，若长兄衡恪、次兄隆恪之事亲孝谨、抚幼笃挚，今日想来犹煦煦如沐于身，故义宁陈氏家世孝道于寅恪先生一辈仍维系不坠，诸兄弟姐妹咸与有力焉！至于寅恪先生本人，则独列一文予以考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