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陆贾之力，立孝文帝，文帝孝道符合儒家要求

孝文帝刘恒，刘邦四子，薄夫人生，封为代王。及惠帝崩、吕后病死，诸大臣相与阴谋，欲立为天子。《史记·吕太后本纪》纪其事云：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适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适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后乘六乘传。后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谒，奉天子玺上代王，共尊立为天子。代王数让，群臣固请，然后听。

这里可以看出，代王之所以胜过齐王之子、淮南王，而被群臣视为“诸王最贤者”，主要是因为“仁孝宽厚”，这一点与惠帝相同，由此为群臣所拥护。其中，盖以陈平、陆贾之力为多，故曰“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史记·陈丞相世家》），“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他虽一再辞谢（“代王数让”），而人心归向、大臣往谒（“群臣固请”），犹有五帝之遗风，最后始即位听政。这个过程，亦可见文帝之“仁孝宽厚”。此事在《史记·孝文本纪》中更有详细的记述。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认为实不可信，要代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言，认为彼议实非，他列举三条理由，最后特别指出代王“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宋昌的这一分析，的确是点到了群臣迎立的根本原因。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代王又将此事报太后计之，显然仍犹豫未定，于是一方面占卜以问吉凶，一方面遣太后弟薄昭前往探听。占卜的结果为吉，认为代王能如夏启般光治先君之基业，而薄昭还报的消息也证实了宋昌的分析不误，因此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

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后又“尽封齐悼惠王子罢军等七人皆为列侯”（《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可以说是秉承惠帝之意而推广之。在对待诸侯问题上，文帝与惠帝那种出于手足之情的宽让考虑是一致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它符合于上古宗法社会的孝道^[4]。当时淮南王因谋反牵连，被迁之蜀，病死，文帝为此辍食，哭甚哀，《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纪其事云：

盎曰：“上自宽，此往事，岂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毁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让天子位者再，南面让天子位者三。夫许由一让，而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且陛下迁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过，有司卫不谨，故病死。”于是上乃解，曰：“将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

此事亦略见于《淮南衡山列传》。袁盎此处所概括的文帝“有高世之行者三”，可以说非常简要地点出了文帝以孝道为核心的三方面品德。特别是第一方面，在袁盎看来，文帝孝敬薄夫人，“过曾参孝远矣”，是对文帝孝道的极高评价。至于第二、三方面，则是仁让为主的德行，他后来不听晁错上书削诸侯，与其对淮南王的处置是一样的，都是“欲其改行为善”（事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史记·吴王濞列传》）。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崩，其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众所熟知的罢露台、抚南越等事，固已可见其节俭、谦谨，但所谓“以德化民”，实际上更有孝道之事在焉。这除了上述文帝本身的孝弟以及学术上立《孝经》博士之外，主要表现于他把孝道与治国齐家二者的融合方面：

其一，文帝二年二月，令国家官员处理振贷鳏寡孤独以及养老之事。《汉书·文帝纪》云：

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悯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诏书表明，文帝意在通过国家的赐助，实现政府、子孙也即公私两方面结合的方式有效地解决民间养老问题，他特别强调政府的抚恤对私人的辅佐功能，认为这是国家在倡行孝道方面应尽的公共义务。这一认识是极其深刻的，因为时至今日的现代社会，在民众养老问题上，国家依然须要承担必要的责任，由此来反观文帝的举措，不能不说具有相当的意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斥责当时以陈粟施舍，认为“岂称养老之意哉！”鲜明地表达了孝义首先在于“敬”这一凸显内涵，换言之，孝道如果离开或者失去了“敬”，也就沦丧了孝道之所以可以教化人心、可以端正民情的价值。那将只是一种施舍行为，而不是源自人伦的自然的道德良知。《孝经》孝治章说“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文帝的孝道认识，很明显是接近并符合于儒家孝道之要求的。

此后，文帝十二年三月又诏曰：(www.xing528.com)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汉书·文帝纪》）

与前次诏书不同，这次是着重在置孝悌、力田常员，从而“各率其意以道民”，也就是通过孝道彰著者的道德模范、孝弟言行，引导人民重视孝道、践履孝道。或者可以说前次重在政府物质上的扶助，此次则以政府在政策、意识上的敦劝为目的。这显然较之先前而言，使孝道与国家治理的结合更为密切了。而且即使是在临终时，文帝仍然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钱、帛各有数”（《汉书·文帝纪》）。充分表明文帝在表彰孝道方面的一以贯之，长远规为。由于文帝的极力坚持，孝道在融入国家治理的程度上，比迫于吕后淫威的惠帝时期是有了很大的进展，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其二，体谅天下子女之孝心，废除肉刑。《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纪淳于意事云：

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此事《孝文本纪》记述更细。淳于意少女的孝行，深为后人称赞，《史记正义》即引班固诗曰：“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文帝为淳于意少女之孝意感动，乃除肉刑法，诚可谓由己推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一举措，连同元年十二月除收帑相坐律令，开汉世废除酷刑之先河，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文帝推重孝道、持守仁慈的人君风范。《孝经》天子章第二曰：“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文帝的做法，正是这一孝义的切实体现^[5]。其与匈奴和亲，屡诏曰“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史记·匈奴列传》），都可见出于孝义考虑之苦心。作为一代帝王，文帝的行动不但没有背叛《孝经》所规定的天子之孝，反而在现实中给予了完美的诠释，的确难得。以《左传》所论，这即是君子所说的“纯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曰：“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当然难免颂扬之辞，但是对文帝“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的孝道之德，说得还是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三，以孝道教育诸子，使其在事亲、治国的小、大两方面能够恪守孝道，推广孝治。《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云：“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岁余不诮呵绾，绾日以谨力。”此可见文帝教景帝以孝道。文帝凡四男，长子也就是太子为孝景帝，次子武为梁孝王。二子同母，即窦太后。比较而言，孝王可谓得文帝孝道之传。《史记·梁孝王世家》纪云：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

孝王慈孝，因此为窦太后所爱，然而以帝位与景帝有隙，且太后“赏赐不可胜道”，“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故司马迁评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毫无疑问，比其父文帝之节俭、谦谨为大不如。虽然，孝王的过失，诸大臣及景帝亦有与焉。褚遂良就此曾详加评论，事在《史记·梁孝王世家》，此不论。

总之，正如《大学》所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五止”中，文帝在为人君、为人子、为人父三方面，都做到了止于仁、止于孝、止于慈，在汉代自是践行孝道、致力孝治的第一帝。《大学》阐发“治国平天下”之道时，明确指出“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首先肯定以“孝道治天下”作为大经大法，这是秉承儒家传统文化的不易信守，“由此推广，以‘敬老尊贤’为‘治平’的重点，因此而和顺上下左右，终归于‘絮矩之道’，为政治道德的准绳”^[6]。执此来反观文帝，那么毫无疑问，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文帝实产生了最先、最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