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
这里所谓的“大臣争之”，为叔孙通、留侯张良与四公等人。当时刘邦欲易太子，留侯张良谏之，不听，于是组织四公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刘邦惊之，四公曰，“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四公特别指出太子“为人仁孝”，正如叔孙通上谏所陈“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他们对太子仁孝品格的强力申明和支持，最终迫使刘邦放弃了废立太子的念头。故《史记·留侯世家》曰：“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足证惠帝在为太子时，固已以仁孝有名于天下世人了[1]。季乃礼先生谓惠帝时始实行之“孝治”，“与叔孙通及四皓有关”[2]，似只能看作外在一相关因素，因为很明显，惠帝为太子时即以仁孝为彼所称，则显然根本原因还在于惠帝个人。
但是事情却并未就此结束，戚夫人、赵王以此乃为吕后怨。《史记·吕太后本纪》曰：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反，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早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司马迁此处记述极为精到，一则见吕后为人之狠毒，一则见惠帝为人之慈仁，两相对比，不言自明。其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自迎”、“自挟”等，尤可见惠帝防范谨慎，故“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得使其母免于不慈不仁，是谓之孝；赵王者，其四弟也，而不因前此代为太子之事构害之，细心呵护，尽以兄之情义，是谓之弟。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惠帝之孝弟如此，宜哉史称其仁也！
可惜的是惠帝虽有防范，终未能免赵王之死于非命，且吕后又残害戚夫人，诏其观见云，遂使其身心深遭重创。以惠帝之孝，而谓其母之事“非人所为”，足见其伤心如何，愤恨如何！后乃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致身有病，而治理天下之志全无矣。
与这件事情相类似的是，孝惠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齐王者，刘肥，刘邦长子。《史记·吕太后本纪》纪曰：(www.xing528.com)
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鸩，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问，知其鸩，齐王恐，自以为不得脱长安，忧。齐内史士说王曰：“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余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必无忧。”于是齐王乃上城阳之郡，尊公主为王太后。吕后喜，许之。乃置酒齐邸，乐饮，罢，归齐王。
此事并见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惠帝以齐王为兄，置上座，如家人之礼，此又长幼有序之义，复见其善事兄长之弟。太后则欲药齐王，而帝与齐王并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遂使赵王之事未得重演，此又免其母于不慈不仁之孝。司马迁详纪此二事，惠帝为人之孝弟可知矣。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惠帝之孝弟，诚有合于儒家帝王之道。
现在看来，惠帝于汉世“以孝治天下”，实开其先河[3]，他不但身体力行，而且在国家治理上，也首先作出了表彰孝道的努力。《汉书·惠帝纪》曰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这是汉世第一次在孝弟道德方面的官方性倾向和政策。又如欲除三族罪，议未决而崩，但在吕后临朝称制伊始，即诏除之，并“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书·高后纪》），这些都是在惠帝基础上，对孝道的进一步行政实践和意识强化。
应当指出的是，孝惠帝固然仁孝，然而日常行为，亦间有不自觉而违于孝义者，此则多赖叔孙通为之谏正。《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纪曰：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闲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闲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叔孙通不但熟于礼仪，即于儒家孝义亦复有得，因此不但在刘邦废立太子之际昧死以谏，力申太子仁孝之德，纵于惠帝即位后之孝行完善，续有正其失、毋使堕之功。此亦人臣当为之事。惠帝七年秋八月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史记·吕太后本纪》），司马贞《索隐》因谓之“孝惠崩殒，其哭不悲”。吕后之不慈俱见于斯。班固《汉书·惠帝纪》乃赞曰：“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可谓宽仁之主。曹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评价应该说是极为允正的。如果我们能联系秦始皇来看惠帝的家世和命运，两者恰好形成一定的对比。秦始皇的母亲没有文化教养，与吕不韦淫乱，秦始皇起初处置生母，后因齐国儒生茅焦直谏，原谅了母亲所做的一切过错，可以说还是很有孝心，与惠帝相似（事见《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但惠帝毕竟不是秦始皇，面对吕后的跋扈，他既没有像舜那样感化吕后，又没有像秦始皇那样用有力的办法解决，也就使得其慈仁孝弟的个人因素没能进一步扩展及整个国家社会，达到本来可以相当于后来文帝的规模。这却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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