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用贤《管子书序》曰：“选士首以好学慈孝，而且及于拳勇股肱，亦兴贤之故典也。”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再补充一句的话，不仅选士首以好学慈孝，由此为兴贤之故典，而且惩恶以不孝不慈，亦是匡邪之法典。这样来看待《管子》一书，或更确切些。
《管子·立政》曰：“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这是选士用人的一条标准。此标准在《管子》中屡屡强调，如果说后世如汉代举孝悌等征辟措施之立论依据源自于此，恐不为过。《问》篇中“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小匡》中载道：“慈孝于父母，长弟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此一方面是对慈孝者进行选举，另一方面则是对不慈孝者进行惩办，无论是哪种情况，“有而不以告”皆“其罪五”，都表明了国家对于孝道伦理的高度重视。当后世西汉文帝、武帝数次下诏责令郡国举孝悌并深怪地方举荐不力时，其中潜在的考虑无疑是同《管子》上述论调一致的，用《山权数》中管子的话来讲，那就是：“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所以，循此推开出去，则可以明了以下两点：
其一，选士既首以好学慈孝，则惩恶亦必以不孝不慈为先。《大匡》曰：“适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三者无一焉，可诛也。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一诛一赏，全在孝悌与否，此时孝道已不仅仅属于伦理，更强化为法律。这种高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先秦时期孝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及至秦朝，政府对于不孝之子可以不经往复宽宥而直接惩办之，此种指导思想见存于今日考古所出土之秦律，而从思想渊源上追溯，岂非正与《管子》所论一致？
其二，不慈不孝之人必去之。《戒》篇中，记载管仲论易牙之言曰：“今夫易牙，子之不能爱，将安能爱君？君必去之。”论竖刁之言曰：“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君必去之。”这一记载，并见于《韩非子》，与我们上述分析亦合，当可以视为《管子》书中选士任贤应以孝道伦理为重要铨衡标准的主张。此一方面果然表明“道德的好坏可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这是管仲学派所指出的道德的另一个作用”，然而我们尤其宜注意的是，管仲学派提出了“才”、“德”两项标准，“而以‘孝悌忠信’作为‘举贤’的首要条件”[2]。这对于我们考察《孝经》及其前后忠、孝思想合而为一（“移孝为忠”）的历史性分析，难道不具有相当之参考价值么？
要之，《管子》中的孝道伦理内容极为丰富，阐论亦极为精微，实在难以以一篇之幅全面无余地予以展现。譬如《山国轨》中载管子言曰：“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此是否与墨家孝道伦理之节葬主张有异同？如此等等，问题尚多。据笔者目前之初步统计，《管子》一书中，涉及孝道伦理的阐述，约有五十六处，这在诸子群籍中，虽未敢说位居第一，大概也是名列前茅的[3]。如此众多的篇幅，本身即证明了《管子》一书在涉及修齐治平时对孝道伦理的高度重视。有志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之同仁，实在不应对此继续沉寂下去了！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孝感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www.xing528.com)
【注释】
[1]对此问题，刘捷宸先生指出“尽管这是在名辩意义上而言名实，但就《管子》全书而言，其名实观中是有孔子正名影响在的，并非毫无社会伦理意义”，刘先生认为“并非毫无社会伦理意义”，是矣；而谓“这是在名辩意义上而言名实”，恐非如此，且其与夫子正名之论，亦未可遽然确定孰为先后。刘先生文见淄博社会科学联合会、赵宗正与王德敏先生编：《〈管子〉研究》（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2]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23页。
[3]此五十六处，以其阐述内容为准，非徒以“孝”字之出现为数，虽然二者总体上是保持一致的，然前者之范围终究大于后者。若《管子·形势》“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幼官》“再会诸侯，令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云，类此者甚多，虽无“孝”字，却终属孝道伦理。又，儒家《礼记》中，阐论孝道伦理夥矣，笔者对此尚未完成统计，除此之外，其余诸子（包括儒家之《语》《孟》），皆未有超出《管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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