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伦理：国学之责的介绍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言及中国传统之忠与孝，恒以专制独裁、愚昧奴性否定之、挞伐之，若钱穆、贺麟先生等，固已于此有所辨证矣。他则无论，专就《管子》书中阐述之忠孝伦理，其所申明之道德伦理对应性责任固昭昭在焉。所谓对应性责任，非谓伦理主体一方片面恪守其义务而全面服从另一方，乃是彼此双方各有其相应之责任，既包括义务，亦内含权利，其义务之履行，为其权利主张之必须条件，其权利之主张，则为其义务履行之当然结果。在《管子》中，这种对应性责任之强调，充分地体现于有相互关联性的忠道（君臣关系）和孝道（父子关系）两方面，且二者往往合而为一，不可分割。

《管子·形势》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对此，《管子·形势解》进一步解释道：“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则子不子。’”这是《管子》中忠孝命题的简明提出。《形势解》曰：“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设，身之所化也。’”《心术上》则谓：“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看来，在《管子》中，忠与孝既称之道，亦谓之义，实际上，同德（“化育万物谓之德”）、礼（“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之涵义差不多，模糊点儿说，是哲学意义上万事万物自然之规律，确切而言，就是现实中君臣父子伦理之规则。事实上，《管子》中亦正是自此角度立论，往复论证的，这在《形势解》中体现得相当充分。不妨迻录如下：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渊者，众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则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宽裕纯厚而不苛忮，则民人附。父母者，子妇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子妇者，亲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顺亲，则当于亲。故渊涸而无水，则沈玉不至。主苛而无厚，则万民不附。父母暴而无恩，则子妇不亲。臣下随而不忠，则卑辱困穷。子妇不安亲，则祸忧至。故渊不涸，则所欲者至，涸，则不至，故曰：“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义，终而复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终而复始。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以事其亲，终而复始。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天未尝变，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变其常。(www.xing528.com)

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尽力共养，子妇之则也。地不易其则，故万物生焉。主不易其则，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则，故家事办焉。臣下不易其则，故主无过失。子妇不易其则，故亲养备具。故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地未尝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则。

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为贤，所谓平原者下泽也，虽有小封，不得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于高。”

为主而惠，为父母而慈，为臣下而忠，为子妇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虽有小过，不为不肖，所谓大山者，山之高者也，虽有小隈，不以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于深。”

此数段文字，排比论理，美不胜收，妙不可言，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以山、渊与天、地引起，逐渐延伸至主上、臣下与父母、子妇，恰恰一方面说明了万事万物自然之规律，另一方面则凸显了君臣父子伦理之规则，而后者，显然是阐论核心之所在。从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管子》所主张之忠与孝，鲜明地表达了道德伦理之对应性责任这一合理内容，这与儒家孔子的主张是一致的^[1]。此种境况安顿得好，则如《版法解》所云：“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故曰：召远在修近。”反之，设若君臣（特别是君）、父子（尤其是父）不能够切实地践履顺乎天道的人道，则“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形势解》），“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权修》）者。这亦正是夫子《春秋》笔削之微言大义所系者。《管子·形势解》曰：“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义，父子之理，贵贱之分，不信圣人之言也，而反害伤之，故圣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这里，“反害伤之”，恐怕不仅仅是对处于附属地位之为人臣、为人子的提醒，更是对居于主导地位之为人君、为人父的告诫！故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孝道伦理中父母、子女彼此间的相应责任，诸子群籍应该以《管子》的分析最为明确、详细了。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换，后来中国古代社会的孝道伦理也曾一度出现走极端、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当我们回头反观《管子》中的孝道学说时，便就显得别有一番重要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