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孩童启蒙：家族血统与孩子的重要性

日本人抚养孩子的方式，与西方人所设想的差距甚大。美国父母对孩子进行的适应生活训练，远不是日本那样谨慎自制的训练。我们美国父母从一开始就教育孩子懂得，在这个世界上，他们那些小小的愿望并非高高在上。我们规定一定的喂食时间和睡眠时间，时间未到之前，不管婴儿怎样哭闹也要让他等待。稍大一点，每当婴儿含手吮指或触摸身体其他部位，母亲就会敲他的手指加以禁止。母亲常常不在孩子身边，而且母亲外出时，婴儿则被留在家中。当婴儿恋奶仍然超过其他食物时也要让他断奶。如果是用奶瓶喂养，则不再以瓶子喂养。孩子必须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犯错必须受罚。美国人会很自然地设想，日本幼儿一定会受到加倍严格的训练，因为日本幼儿长大以后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十分小心谨慎地严格遵守道德准则。

但是，日本人的做法并不是这样。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童年和暮年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就像幼儿那样。在美国，曲线是倒过来的，孩童教养非常严格，随着孩子日益成长而逐渐放松，待至他找到能够自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别人的任何掣肘。在我们美国人看来，壮年期是自由和创造性的鼎盛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日益衰退，逐渐失去对生活的掌控，以至成为他人的累赘，就又要受到约束。美国人无法想象按照日本那种模式来安排人生，在我们看来那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

但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人生曲线，其安排在事实上都确保了一个人能够在壮年时期尽力参与该国的文化。在美国，我们依靠增加壮年期的个人选择自由来保证达到这一目标；在日本，则依赖于不断对个人增加约束，尽管这个时期人的体力最强、谋生能力最高，却仍然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日本人相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能够产生自由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虽然日本人在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最大的约束，却不是终生受约束，幼年和老年时期则是“自由时代”。

娇纵孩子的民族都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正是这样。像美国的父母一样，他们要孩子首先是因为抚爱孩子是一件乐事。但日本人要孩子却不仅是为了获得感情上的满足，另一个比美国人更重要得多的原因是，如果断绝了家族血统，他们就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每个日本男子都一定要有儿子，他们要儿子是为了自己死后有人在佛坛灵前跪拜，是为了绵延家系，保住家族荣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就跟幼儿需要父亲一样。儿子将来取代父亲，但这并不是撇下父亲，而是为了让父亲安心。在若干年内，父亲仍然是“家”的管理者，以后再由儿子接班。如果父亲不能把家务让给儿子，那他自己那种角色就没有意义。延续香火的观念使成年儿子即使一直依靠父亲，也不会像西方民族那样感到可耻和不体面，而且这种状况延续的时间要比美国长得多。

妇女需要儿子也不仅是为了感情上的满足，而是因为妇女只有成为母亲才有地位。无子女的妻子在传统家庭中的地位并不稳定，即使不离婚，也不能指望有一天能当婆婆，对儿子的婚姻和儿媳行使权力。她的丈夫可能收养子以延续家系，但按日本人的观念，不生孩子的妻子仍然是个失败者。日本妇女希望多生孩子。1930年代前半期，平均出生率是31.7‰，甚至比东欧多子女的国家还高。美国1940年度的出生率是17.6‰。日本人母亲生孩子的年龄很早，多数是在十九岁就生孩子。

在日本，分娩与性爱一样隐秘。产妇在阵痛时不能大声呻吟以避免让人知道。新被褥和小床也需要早早为婴儿准备好。据说，新生婴儿不睡新床不吉利，贫苦家庭买不起新床，也要把被料和棉花洗净，做成“新”被。小被褥也不像大人的那样板硬，而且很轻。据说新生儿在自己的床上会很舒服。但让婴儿分床的做法，其根据仍然是一种“感应巫术”，即新人必须睡“新”床。婴儿的睡床虽然靠近母亲的睡床，但直到婴儿长大，懂得要求与母亲同睡时才和母亲睡在一起。他们说，也许要满一周岁，婴儿才会伸出双手，提出这种要求。那时，婴儿才由母亲搂着睡。

婴儿出生后的头三天不给喂奶，因为日本人要等妈妈有真正的奶汁。三天后，婴儿就可以随时依偎妈妈胸前，或者是吃奶，或者是玩乐。母亲也以给孩子哺乳为乐事。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也最容易感受到母亲的这种乐趣。乳房不仅供给营养，而且给孩子带来喜悦和舒适。婴儿出生后的头一个月，不是放在小床上睡觉，就是由母亲抱着。三十天后婴儿会被抱着参拜当地神社，此后日本人才认为婴儿的生命扎根在体内，才能安全地带他自由外出。满月后，婴儿就被背在妈妈背上，用一根带子托起孩子的腋下和臀部，再穿过母亲肩膀，在腰前打一个结。天气冷时，母亲用外衣把孩子全部裹上。家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帮忙看婴儿，甚至打棒球或踢石子时也背着婴儿奔跑。尤其是农家和贫困家庭，多数是靠孩子照看孩子。而且，“因为日本的婴儿生活在人群中，很快就显得聪明有趣，似乎也同样在玩着背着自己的大孩子正在玩的游戏”。[1]让婴儿四肢伸开绑在背上，这种方式与太平洋岛屿等地流行用披肩裹婴儿的方式很相似。他们都把孩子看成被动的。用这种方法，孩子长大以后能够随时随地、不拘姿势地睡觉，日本人正是如此。但日本用带子背婴儿不至于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婴儿，不会培养十足的被动性。婴儿“学会像小猫那样趴在别人的背上……绑在背上的带子足以保证安全，但婴儿……会靠自己的努力求得最舒服的姿势；很快，他就能掌握舒服地趴在背上的技巧，而不只是被绑在别人肩上的包袱”。[2]

母亲工作时把婴儿放在睡床上，上街时背在背上带着走。母亲对婴儿说话，哼小曲给他听，让他做各种各样的礼貌动作。母亲给别人还礼时也晃动婴儿的头和肩让他鞠躬致意。总之，婴儿像大人一样行礼。每天傍晚母亲带着婴儿一起洗浴，让他坐在膝上逗着玩。

三四个月以前婴儿要系上尿布，布质很厚，日本人常抱怨尿片是导致他们罗圈腿的罪魁祸首。三四个月大时，母亲就教他便溺：估量好时间，把婴儿带到户外，用手托着婴儿的身子，用单调的低音吹着口哨，等着孩子尿尿，孩子也能明白这一听觉刺激的目的。大家都认为，日本的婴儿像中国婴儿一样，很早就学会了便溺。婴儿尿床时，有些母亲拧小孩的屁股，但一般都只是训斥一番，并把记性差的婴儿更频繁地带到户外教他便溺。拉不出大便时就给婴儿服泻药，或使用灌肠剂。母亲们说这样是为了让婴儿舒服些。学会大小便习惯后就可以不带那种不舒服的尿布了。日本的婴儿肯定觉得尿布不舒服，这不仅因为它厚，而且因为每当尿湿以后大人们不会立刻换尿布。不过，婴儿还太小，不懂得学会便溺与不用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联系。他们只体验到每天必须如此，不能逃避。而且母亲把孩子便溺时要尽量让婴儿远离自己，而她又必须抱紧。这种无情的训练为婴儿长大成人后服从日本文化中最烦琐的强制性做好了准备。[3]

日本孩子通常是学会讲话早于行走。爬从来不受鼓励。传统的习惯是，婴儿不满周岁不能叫他站立或走路。从前，母亲一律不准婴儿那样做。近十几年来，政府在其发行的廉价普及的《母亲杂志》中宣传说，应鼓励婴儿学会走路，这才逐渐普及。母亲在婴儿腋下系根带子，或者用手扶着婴儿身体。但婴儿还是想更早学说话。当婴儿开始讲单词时，大人逗婴儿说话作乐的话语就逐渐变成有目的的教导了。他们不是让婴儿从偶然的模仿中学习讲话，而是教单词、教语法、教敬语，婴儿和大人都喜欢这种游戏。

在日本家庭里，当孩子学会走路后，就会做各种坏事。例如用手指捅破窗纸，或是落入地板中间的火炉里等等。大人不满意这些行为，就夸大屋子里的危险，说踩门槛是“危险”的，坚决禁止。日本的房子当然没有地下室，是靠梁柱架在地面上的。小孩踩了门槛，家里人就会担心整个房屋坍塌变形。不仅如此，孩子们不能在两张铺席（榻榻米）连接处踩踏坐卧。铺席的尺寸是固定的，房间按其多少被称作“三铺席房间”或“十二铺席房间”。孩子们经常听到这种故事：古代的武士会从铺底下用剑把坐卧在铺席连接处的人刺死。只有厚厚的、柔软的铺席最安全，铺席的接缝处则很危险。母亲常常用“危险”和“不行”来规劝幼儿，其中就包含这类感情。第三个常用规劝词是“脏”，日本家庭的整洁是有名的，儿童自幼即受到教育要重视整洁。

在下一个孩子出生以前，多数婴儿都不断奶。近来政府在《母亲杂志》上提倡婴儿最好在八个月时断奶。中等阶级的母亲常有人照此实行，但还远未成为日本人的普遍习惯。日本人确实认为哺乳是母亲的最大快乐。逐渐采用新习惯的人们把缩短哺乳期看成是母亲为孩子幸福而忍受的牺牲。他们同意新规定，认为“长期喂奶对孩子身体不好”，并批评不让孩子断奶的母亲是自我放纵，没有自制力。他们说：“她说没办法让孩子断奶，没那回事”，“那是她下不了决心”，“她就是想让孩子一直吃她的奶”，“是为了她自己快乐”。由此可见，八个月断奶的习惯还没有普及。另外还有一个断奶晚的实际原因：日本人没有给刚断奶幼儿吃特别食品的习惯。断奶的孩子应喂以稀粥，但大部分是从吃母奶一下子就转到吃成人普通食品。日本人的饮食中不包括牛奶。另外他们也不为婴儿准备特殊蔬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理由怀疑政府倡导的“长时间哺乳对孩子身体不好”是否正确。

婴儿一般在能够听懂别人说话以后断奶。之前吃饭时，婴儿被母亲抱在腿上，在全家饭桌旁喂一点食物。断奶后他们吃的食物量增多。这时，有些孩子还是要吃母乳，喂养就成了问题。对于有了下一个孩子而不得不断奶的孩子来说，就更容易理解。母亲不时地给他们吃点心，让他们不要恋奶。母亲有时在奶头上涂上胡椒面。但所有的母亲都嘲弄幼儿说，如果要吃奶，那就还只是个小娃娃。她们说：“看你表弟，他才是个大人！他的年纪和你一样小，却不要吃奶。”“瞧！那小孩在笑话你嘿。你已经当哥哥了还要吃奶。”两岁、三岁，甚至四岁的孩子一发现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走进来，就会突然停止要求，转而装出不在乎的样子。

用讥笑的方式敦促孩子早点成人，不只限于断奶。从孩子能听懂说话起，任何场合都用这方法。例如当男孩哭鼻子时，母亲就会说“你又不是个女孩子”，“要知道你是个男孩！”等等。或者说：“看那个小孩就不哭。”当客人带小孩来串门时，母亲就会当着自己孩子的面，亲客人的孩子。并且说：“我要这个小宝宝，我就喜欢要这样聪明伶俐的好宝宝，你都长大了，还尽淘气。”这时，她自己的孩子就会飞跑到妈妈跟前，一边用拳头打母亲，一边哭着说：“我不乐意，我不乐意！我不喜欢这个宝宝，我听妈妈的话。”当一、二岁的孩子吵闹或不听话时，母亲就会对男客人说：“请给我把这孩子带走，我们家里已经不要他了。”客人也会扮起这个角色，并开始把孩子从家里带走。于是孩子哭喊着向母亲求救，就像疯了一般。母亲看到嘲笑已完全达到目的，就和颜悦色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并要求仍在抽泣的孩子发誓，今后再也不调皮。这种小型滑稽剧有时在孩子五六岁时还在上演。

嘲弄还有别的形式。母亲走到父亲的身旁对孩子说：“我不爱你，我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好人。”孩子就万分嫉妒，要把父亲和母亲分开。母亲就说：“爸爸不像你，不在家里乱喊乱叫，也不乱跑。”于是，孩子顿着脚说：“你撒谎，骗人！我并没那样做，我是好孩子。你不喜欢我吗？”玩笑开够了，父母相视而笑，他们不仅用这种办法嘲弄男孩，也同样嘲弄女孩。

这种经验是日本成年人极端害怕嘲笑和轻蔑的根源。很难说幼儿到几岁时才懂得哪种嘲弄是开玩笑，但他早晚会懂得的。懂得了以后，这种受人嘲弄的意识就与害怕失去一切安全与亲密的恐惧感结合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受到别人嘲笑时，幼儿期的这种恐惧仍然留有阴影。

这种嘲弄之所以会对二至五岁的孩子心灵造成更深刻的痛苦，是因为家庭确实是安全与自在的天堂。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感情上，父母之间都有明确的分工，在孩子面前，他们很少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母亲或祖母承担家务，教育孩子。她们都鞠躬如仪地侍候父亲、崇拜父亲。家庭等级制中的座次十分明确。孩子们知道，年长者有特权，男人有女人没有的特权，兄长有弟弟没有的特权。但一个孩子则受到家庭内所有人的娇宠，男孩子尤其如此。无论是对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永远是一个什么愿望都答应满足的人。一个三岁男孩可以向母亲发泄无名怒火。他对父亲绝不表示任何反抗，却可以对母亲和祖母暴跳如雷，发泄受父母嘲弄以及要被“送给别人”的郁愤。当然，所有的男孩不一定都脾气暴躁。但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上流家庭，脾气暴躁是三岁到六岁孩子的通病。幼儿一个劲地用拳头打母亲，又哭又闹，极尽粗暴之能事，最后，把母亲珍惜的发髻弄乱。母亲是女人，而他，即使只有三岁也毫无疑问是个男子。他甚至以粗暴发泄、无端攻击为乐。

孩子对父亲，他只能表现尊敬。在孩子眼中，父亲是最高等级地位的象征。用日本人的常用术语来说，就是“为了训练”，孩子必须学习对父亲表示应有的尊敬。比起西方国家，日本的父亲较少承担教育子女的任务。教育孩子的事完全交给妇女。父亲对孩子有什么要求，一般只是用眼神示意或只是几句训诫的话。而且这种情况很不常见，孩子们都立刻听从。在休息时间他会给孩子做点玩具。在孩子早已学会走路后，父亲有时才抱抱孩子，就像母亲一样。对这段年龄的幼儿，日本的父亲有时也做些育儿的工作，而美国的父亲一般都委托给孩子母亲。

孩子在祖父母前有很大自由，虽然祖父母同时又是受尊敬的对象。祖父母并不承担教育孩子的角色。虽然也有的祖父母因对幼儿教育松弛不满，自己来承担教养角色，但这毕竟会产生一大堆矛盾。祖母通常一天到晚守在孩子旁。而且，婆婆与媳妇争夺孩子的事，在日本家庭里极为普遍。从孩子的角度看，他可以获得双方的宠爱。从祖母的角度看，她常常利用孙子来抑制儿媳。年轻的母亲要讨取婆婆的欢心，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义务。因此，不管祖父母怎样娇纵孙子，媳妇也不能提出异议。祖母常常是在妈妈说不能再给糖果吃时，马上塞给孩子糖，还要含沙射影地说：“奶奶给的点心没有毒。”在许多家庭里，祖母给孩子的东西都是母亲不希望给的，她也比母亲有更多的闲暇陪孩子玩耍。

哥哥和姐姐都被告知要宠爱弟弟妹妹。日本幼儿在妈妈生下另一个孩子时，会充分地感到被“夺宠”的危险。失宠的孩子很容易联想到自己时常亲昵的母乳和母亲的床榻就要让给新生的婴儿了。新宝宝诞生之前，母亲会告诉孩子：这次，你会有一个活娃娃而不是“假”宝宝了，以后你就不是跟妈妈睡觉，而是跟爸爸睡了，而且把这形容成一种特权。孩子对为新宝宝出生做的各种准备很感兴趣。新孩子出生时，孩子通常都衷心感到激动和喜悦，但这种激动和喜悦很快会消失，一切都是早就预料到的。失宠的孩子总想把婴儿抱到别的地方去。他对母亲说：“把这个宝宝送给别人吧。”于是母亲回答说：“不，这是我们家的宝宝呀！让我们大家都来喜欢他吧。小宝宝爱宝宝，你得帮妈妈照顾小宝宝，好吗？”这种场面有时会反复持续相当时间，母亲对此似乎也不介意。在多子女家庭会自动出现一种调节办法。孩子们会按间隔次序，结成伙伴，最大的孩子会照顾第三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则照顾第四个孩子。直到七八岁之前，不管什么性别，孩子都按这种方式被照看。

日本的孩子都有玩具。父母及亲友都送孩子们布娃娃或其他玩具，有的自己做，有的是买的。即使穷人家，也会给孩子一些不花钱的玩具。幼儿用布娃娃及其他玩具做游戏，如摆家家、当新娘、过节日等等。游戏之前先辩论：大人是怎么做的？有时争论不止，就请母亲裁决。孩子吵架母亲就说：“贵人度量大。”劝大孩子忍让。常用的话是：“暂时吃亏，但最后会赢。”意思是，你先把玩具让给小孩子，他获得满足就会转移目标，这玩具还是你的。母亲这个意思，三岁的孩子都能很快领悟。或者，在玩主仆游戏时，母亲会让大孩子当仆人，说大家都高兴，你也有乐趣。在日本人生活中，这种“暂时吃亏，但最后会赢”的原则，即使在成年以后，也受到广泛尊重。

除训诫与嘲弄之外，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也是日本人训育孩子的重要手段，甚至随时给孩子吃糖果也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办法之一。随着孩子接近学龄，就会采用各种“治疗”方法。如果孩子脾气很坏、不服管教、喜欢吵闹，母亲就把他们带到神社或寺院去。母亲的态度是“让我们求神佛帮助吧”。这相当于一次愉快的郊游。施行治疗的神官或僧侣与孩子严肃谈话，问孩子的生日和他的坏毛病。然后退至后屋祈祷，再回来宣布病已治好。有时是说，孩子淘气是因为肚子里有虫子。于是，他给孩子清除虫子，然后放孩子回家。日本人说“这种方法短时有效”。甚至孩子所接受的最严厉惩罚也被认为是“药”。这一方法是把盛满干艾粉的小容器放在小孩的皮肤上燃烧，叫作“灸”。其斑痕留在身上一辈子。艾灸是东亚一带古老的流行疗法。日本也有这种传统，用它来治疗各种疾患。艾灸还可以治脾气暴躁和固执己见。六七岁的小孩就是如此接受母亲或祖母的“治疗”。难治之症甚至要治二次，但很少需要用三次来“治”孩子淘气的。艾灸并不是惩罚，不是美国人说的“你这么干，我可要揍你！”的那种惩罚。但艾灸的苦痛远甚于挨打，孩子们于是懂得，不能淘气，否则要受惩罚。

对付调皮孩子，除了上述各种办法以外，还有很多对孩子进行必要身体训练的传统方式。他们十分强调手把手地教孩子如何动作，孩子则必须老老实实地模仿。两岁之前，父亲就让孩子盘腿端坐，两腿盘起来，脚背贴着地板。刚开始时孩子很难做到不仰面朝天。尤其是，端坐的要领之一是强调身子要稳定，不能乱动，不能改变姿势。日本人说，掌握端坐的诀窍就是全身放松，处于被动状态。这要靠父亲亲手按着摆正孩子的腿。不仅坐姿要学，睡姿也要学。日本妇女重视睡姿优美，其严肃性犹如美国妇女不能被人看到裸体一样。日本政府为了争取外国人认可，曾把裸浴列为陋习，在此以前，日本人并不以公开裸浴为羞，但却特别重视妇女的睡姿。男孩怎么睡都没关系，女孩则必须双脚并紧，直身而睡。这是训练男女有别的早期规则之一。如同其他几乎所有的规则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上层阶级比对下层阶级更严格。杉本夫人谈及她自身的武士家庭教养时说：“自我记事时起，我晚上总是小心静静地躺在小小的木枕上……武士的女儿不论在什么场合，即使睡觉时也要做到身心不乱。男孩子睡觉可以四肢叉开，呈‘大’字形，手足乱放。女孩子睡觉则必须小心谨慎，曲身庄重地呈现‘き’字形。这表现了一种‘自制’的精神。”[4]日本妇女告诉我，晚上睡觉时，母亲或奶妈要帮她们把手脚放规矩。

教授传统的书法时，老师要握着小孩的手教。这是为了让孩子“体会感觉”。在孩子还不会写字甚至还不认字之前，就让他们体会抑扬顿挫、有节奏的运笔方法。在现代公共教育中，这种教授法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了，但仍时有所闻。行礼、用筷子、射箭以及背枕头以代替背婴儿，都是手把手地教孩子运指并把身体摆正。

除上层阶级外，孩子在上学以前就与附近的孩子们一起自由玩乐。在农村，孩子们不满三岁就开始有小游戏集团。甚至在乡镇和城市里，他们也在行人拥挤的街头，车辆出入的地方自由玩乐。他们是有特权的人。他们可以在商店周围乱转，或者站在旁边听大人说话，或者玩踢石子和橡皮球。他们聚集在村社玩耍嬉戏，氏神保护他们的安全。上学之前以及上学后的头二三年内，男孩与女孩一起结伴玩。但多数是同性之间最亲近，特别是同年龄的孩子最易结为密友。这样的同年玩伴可持续终生，尤其是在农村，比别的关系都长。在须惠村“随着性关系的逐渐减退，同龄人的集会便成为人生的真正乐趣。须惠村的人说：‘同龄比老婆还要亲近。’”[5]

这种学龄前的儿童集团相互之间毫无拘束。在西方人眼中，有许多游戏是毫不羞耻地干一些猥亵事情。孩子们有性的知识，是因为大人随便谈论，也由于日本家庭居室狭窄。母亲逗孩子、给孩子洗澡时，也常常指戳生殖器，尤其是男孩的阴茎。日本人一般不责备孩子的性游戏，除非他不注意时间和场合。手淫也不认为是危险的事情。伙伴之间随便相互揭丑——若是大人则被认为是侮辱，相互炫耀——若是大人则会引起耻辱感。而对孩子，日本人却平静地笑着说：“孩子是不知什么叫羞耻的。”他们又补充说：“正因如此，他们才如此幸福。”这就是幼儿与成人之间的鸿沟。因为如果说哪位成年人“不知羞耻”，就等于骂那个人死不要脸。

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常常互相议论对方的家庭和财产，他们尤其炫耀自己的父亲。比如：“我爸爸比你爸爸本事大”，“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等。这都是他们经常的话题，甚至为夸耀各自的父亲而打架。这类行动，在美国人看来都是不值得介意的事情。而在日本，孩子们自己这类说法与他们耳闻的完全两样。大人都谦称自己家是“敝宅”，尊称邻居的家为“府上”；称自己的家庭为“寒舍”，称邻居家庭为“贵府”。日本人都承认，幼儿的那几年，从玩伴到小学三年级，亦即大约直到九岁左右，只知道个人主义。在游戏中，他们有时说“我当主君，你当家臣”，“不行，我不当家臣，我要当主君”，有时炫耀自己，贬低别人。总之，孩子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知道这些话不能说，于是，他们就静静地等着，被问时才张口，再也不炫耀了。

孩子们在家里学会对超自然神灵的态度。神官和僧侣并不“教”孩子。一般说来，孩子有组织地接触宗教只是在民族节日或祭日，同其他参拜者一起接受神官洒的祓灾水。有些孩子被带去参加佛教仪式，也大都是在特别祭祀日。长期的、最深刻的宗教经验得自以家庭佛坛和神龛为中心而举行的家庭祭祀。尤其是祭祀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坛，它前面供着鲜花、香火及一种特定树枝。每天还要供奉食品。家庭中的年长者要向祖先报告家里的大事，每天跪拜，傍晚要点上小小的油灯。人们常说，不愿意在外留宿，因为离家不能进行这些仪式，心里不踏实。神龛是一个简单的隔板，供奉从伊势神宫取来的神符之类，其他的供奉也放在那里。厨房里还有被烟熏黑的灶神，窗户和墙壁上贴着许多护符。这些护符保护家宅平安。村里的镇守神殿同样是安全的地方，因为有仁慈的神镇守。母亲们喜欢让孩子到安全的神殿内玩耍，孩子们的经验中没有害怕神的说法，也没有必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神意之类。神受人礼拜，而又赐福人间，他们不是当权者。

男孩入学二三年之后，才真正开始严肃训练，把他们纳入成年人谨慎的生活模式。在这以前，孩子要学习控制身体。如果太淘气，就“治疗”他的淘气，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受到的是和蔼的规劝，有时受点嘲笑。但他可以肆意妄为，包括对母亲粗暴。他小小的自我得到助长。在他上学的头几年没有什么大变化。最初三年是男女同校。男女老师对孩子都特别宠爱，视如己出。不过，家庭和学校都一再嘱告他们不要使自己陷入“难堪”。孩子年龄尚小，不知道“羞耻”，但却必须教导他们不要使自己“难堪”。比如，在“狼来了”的故事里，那个孩子瞎喊“狼来了！狼来了！”来愚弄别人。如果你们也这样，人们就会不相信你。那确实是很难堪的事。许多日本人说，他们做错事的时候，第一个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家长。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家里年长者的工作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逐渐把受人嘲笑和必须根据“对社会的义理”而生活这种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孩子六岁左右时，以忠义献身的故事形式（即前文所引六岁儿童读本中义犬报答主恩的感人故事）而提倡的义务，才开始变成对他们的一系列约束。长辈对孩子说：“如此下去，世人会耻笑你。”规则很多，因时因事而异，大多数规则与我们所说的礼节有关。这些规则要求把个人意志服从于逐渐扩大的，对邻居、家庭及国家的义务。他必须自我抑制，必须逐渐认识到承担的“债务”，并逐渐过渡到欠恩负债的地位，如果打算还清恩债，就必须考虑周全。

这种身份的变更要传导给正在成长的少年男孩，嘲弄的方式比幼儿时期更严重，形式也多得多。到了八九岁，孩子有时就要受到家里人真正的排斥、打击。如果老师向家里报告说他不听话或有不逊的举动，或者给他一个很低的操行分数，家里的人便不理睬他。假如附近店主人指责他做了某种淘气的事，那就意味着“侮辱了家庭名声”，全家人都会批评指责他。我认识的两位日本人在十岁以前曾经两次遭到父亲逐出家门，又因为羞耻，也不敢到亲戚家去。他们在学校受到老师的处罚。当时，这两个人都只好待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经母亲调解才得以回家。小学的高年级孩子有时被迫关在家里“悔过”，日记中必须充满日本人的“后悔”。总之，家里人都把这个男孩看作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小孩遭到了社会的批评，全家人就反对他。他违背了“对社会的义理”，就别指望家庭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同龄人的支持。他犯了错误，同学就疏远他，他必须道歉并发誓不再犯，否则伙伴们就不理他。

正如杰佛里·戈勒所论述：“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上述种种约束所达到的程度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无论是大家族还是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中，当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非难和攻击时，该集团一般均一致起而袒护。只要他继续为本集团认可，在必要时或者在遭到袭击时，他坚信能得到本集团的充分支持，而敢于与本集团以外所有的人对抗。在日本情况则似乎刚好相反。某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指望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反对或批评，本集团也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撤销或直到撤销这一批评。由于这种机制，‘外部世界’对日本人获取组织认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社会不能相比的。”[6]

在这段年龄以前，女孩子的教育与男孩子的教育没有本质的区别，只在细枝末节上有点差异。在家里女孩子比兄弟受的约束要多些，也要多做些事——尽管男孩有时也得看护婴儿。在接受赠礼和关怀时，女孩子总是最后一位。她们也不能像男孩子那样脾气暴躁。但相比其他亚洲女孩，她们有惊人的自由。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服，与男孩子一起在外面玩耍吵闹，而且常常毫不服输。她在幼儿期也“不知耻”。从六岁起到九岁，她们逐渐懂得对社会的责任，其情况和体验与男孩大致相同。九岁以后，学校就男女分班，男孩子们逐渐重视新建立的男性群体。他们排斥女孩子，害怕被人看见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也告诫女孩子不要与男孩子交往。据说，这一年龄的少女动辄忧郁寡欢，不喜外出，难于教育。日本的妇女说这是“童欢”的终结。女孩的童年因被男童排挤而结束。此后很多年，她们的人生道路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导将永远持续，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以后。

男孩子在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的义理”之时，还未完全懂得日本男子应负的全部义务。日本人说：“男童从十岁起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义理’。”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义在憎恶受辱”。他还必须学习这类规矩：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要孩子学会在遭受侮辱时进行反击。男孩子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对母亲粗暴，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争相诽谤、抗辩，没有必要在十岁以后再学习怎样攻击对手。然而，“对名分的义理”的规范要求十几岁的少年也要服从其规定，从而把他们的攻击方式纳入公认的模式，并提供特定的处理方法。如前所述，日本人往往把攻击指向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行使暴力，学童也不例外。

结束六年制基础教育后，一些少年继续升学（其人数约占人口的15%，男童比例较高）。此刻，这些少年立即背上了“对名分的义理”的责任，同时也立刻面临中学入学考试，涉及每个考生和每门学科的激烈的竞争。对于这种竞争，他们并无过渡的机会，因为在小学和家庭里都尽量把竞争降低到最低程度。这种突然而来的新经验，使竞争尤其激烈和残酷。竞争名次、怀疑别人有私情等等。但日本人在缅怀往事时谈得多的却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想尽办法欺侮。他们让低年级学生表演各种受捉弄的屈辱噱头。低年级学生一般对此都十分憎恨。因为，日本的男孩子是不会把这些事当作开玩笑的。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奴颜婢膝、四脚爬行，事后，他会咬牙切齿，策谋报复。而且，由于不能立即报复，就更加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这事关系到“对名分的义理”，是道德问题。也许，几年之后，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磨砺剑术或柔道，毕业之后在通衢大道上当众报复，使对方出丑。总之，如果不能有朝一日报此仇，就觉得“心事未了”。这正是日本人崇尚复仇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些没有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队训练中也有同样的体验。在和平时期，每四个青年便有一人被征当兵。而且，两年兵对一年兵的侮辱，远比中学里高年级生欺侮低年级生严重。军官对此毫不过问，甚至士官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干预。日本军队规范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申诉是丢脸的。争执都是在士兵之间自行解决。军官认为这是“锻炼”部队的一种方法，但自己并不参与其中。两年兵把上一年的积恨一股脑儿地向一年兵发泄，想方设法侮辱一年兵，以显示他们受“锻炼”的水平。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经受各种屈辱刺痛的体验是其更重要的原因。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尊”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他们不能忍受屈辱。他们把这种折磨解释为排斥，这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

当然，近代日本的中学及军队中上述事态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来自日本古老的嘲笑和侮辱习俗。日本人对这类习俗的反应也并非中等以上学校和军队创造的。不难看出，在日本由于有“对名分的义理”的传统规范，嘲弄行为的折磨人就比在美国更难忍受。尽管受嘲弄的集团到时候会依次虐待另一个受难集团，但这并不能防止那个被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计要对虐待者进行报复，这种行为方式和日本的古老模式也是一致的。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找替罪羊来发泄积愤是常见的民间习俗，日本则不是这样。例如，在波兰，一个新学徒或年轻的收麦工被嘲弄以后，他不是向嘲弄者泄恨，而是对下一代徒弟或收麦工发泄。日本的少年当然也有用这种方法消除怨恨的，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直接报复。被虐待者必须直接报复虐待者才“感觉良好”。

在日本战后重建时期，那些掌握日本未来的领导者们，对战前日本青年学校和军队中这种侮辱青少年、戏弄青少年的习俗应当给予特别重视。应当充分强调“学校精神”，以及“老同学关系”，以消除大欺小、高压低的习俗。在军队中必须切实禁止虐待新兵。虽然老兵对新兵应当进行严格训练，正如日本各级军官一样，坚持严格要求在日本不算侮辱，但嘲弄、虐待则是侮辱。在学校和军队中，凡是上级生或老兵让下级生或新兵摇尾装狗、学蝉鸣，或者在别人吃饭时间让他们“立大顶”，都必须受到惩罚。如果能有这种变化，那对日本的再教育将比否定天皇的神格以及从教科书中删除国家主义内容更加有效。

女性并不学习“对名分的义理”的准则，没有男童那种在中等学校及军队训练中的体验，也没有类似的体验。她们的生活环境远比男子紧凑。自从她们懂事的时候起，她们就受到一种教育：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当先，礼品、关怀，女孩都是没有份的。她们必须遵守的处世规则不容许她们公开表达自我主张。尽管如此，她们在婴幼时期也和男童一样享受了日本幼儿的特权生活。特别是当她们还是儿童时，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成人后，那种颜色的衣物就不能再穿了，直到第二个特权时期开始，即六十岁后才能再穿。在家里她们也像其兄弟一样，彼此不睦的母亲和祖母也争着向她讨好。另外，弟弟或妹妹总是要求姐姐，也要像家里其他人一样跟他“最亲”。孩子们要求与她同睡，以表示最亲，而且她常常把祖母给予的恩惠分给两岁的幼儿。日本人不喜欢单独睡觉。夜里，幼孩可以把被子紧挨着他喜欢的年长者。“你对我最亲”的证据就是两个人的睡床紧挨在一起。九岁或十岁以后，女孩子被排除在男童的游戏伙伴之外，但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她们可以炫耀新的发型，十四岁至十八岁姑娘的发型，在日本是最讲究的。她们可以穿上丝绸衣服，而以前只能穿棉布衣服。这时，家里人也千方百计打扮她们，让她们更加漂亮。通过这种方式，女孩子也得到了满足。

女孩子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约束，这种义务如影随形，无须父母强制。父母亲对女孩子的家长权不是通过体罚，而是通过平静而坚定的期待，希望女儿放弃自己的要求。有必要再次援引一个极端的例子，它说明了女孩子所受的那种不甚严厉、似有特权的教养的特点。从六岁起，杉本钺子就跟随一位博学的儒者学习汉学儒家经典：

整个两小时的授课，除了双手和嘴唇外，老师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和他一样的姿态，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因为某些原因，我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屈起的双膝角度稍有偏移，老师脸上立刻微露不满的惊愕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慢条斯理然而很严峻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请回房间好好思考思考。”我小小的心灵羞得无地自容，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像行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跟平常课毕时那样向父亲报告。爸爸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他似乎漫不经心地说：“你的功课结束地很早啊！”这句话简直就像是丧钟。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仍似有隐痛之感。[7](www.xing528.com)

而杉本夫人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描写她的祖母，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日本父母态度的一个最显著特点：

祖母态度安详，她希望每个人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既无叱责，也无争辩，但祖母的希望像丝绸一样柔软却又坚如钢铁，使她的小家族朝着她认为正确的前进方向。

这种“像丝绸一样柔软却又坚如钢铁”的希望之所以能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每一项工艺和技术的训练都非常明确。所教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包括幼儿期的正确用箸，进入房间时的姿态，以及成年后学习茶道和按摩，无一不是由长辈手把手教，反复不断地练习，直至娴熟形成习惯。长辈们从不认为孩子们在需要用的时候就会“学会”正确习惯。杉本夫人描写她十四岁订婚后如何学习伺候未来的丈夫用餐。在此之前，她从未见过未来的丈夫。丈夫在美国，她在（日本的）越后。可在母亲和祖母的亲自监督之下，她一遍又一遍地“亲自下厨做几样据我哥哥说是松雄（未来的丈夫）特别爱吃的食品。我假想他的餐桌就在我的边上，我总是劝他先吃。这样，我学习关心未来的丈夫，使他感到愉悦。祖母、母亲谈话时也总是装作松雄就在眼前似的。我也很注意自己的服饰和动作，好像丈夫真的在房间里。如此这般，使我学会尊重丈夫，尊重我作为他妻子的地位”。[8]

男孩虽不像女孩那么严格，也要通过模范和效仿以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学了”习惯之后，任何违反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青年期以后，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则主要靠他自己的主动性。长辈从不教他求爱的习惯，家庭禁止一切公开表现性爱的行动，而且，九岁或十岁时起，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女童之间就严格分离。日本人的观念是双亲要在男孩确实对性感兴趣之前，为他订下婚约。因此，男孩接触女孩的理想态度是“害羞”。农村的人常常用这个话题取笑男孩子，使他们总是“害羞”。但男孩子仍然试图去学相关知识。过去，甚至是近代偏僻的农村，许多姑娘，有时是大多数，在结婚之前就已怀孕。这种婚前的性经验是不属于严肃的人生大事的“自由领域”。父母议婚时也不在乎这些事。但在今天，就像须惠村一位日本人告诉恩布里博士的，甚至连女佣都受到教育，知道必须保持贞洁。进入中学的男孩子也严禁与异性有任何交往。日本的教育和舆论都在竭力防止两性在婚前的亲密交往。日本的电影把那些对年轻妇女随便表示亲昵的青年看作是“坏”青年，而所谓“好”青年则指那些对可爱的少女，采取一种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甚至粗野态度的青年。对女人表示亲昵，就意味着这位青年“放荡”，或者是追逐艺伎、娼妇、咖啡女郎的人。艺伎馆是学习色情艳事的“最好”方法，因为“艺伎会教你，男人们只需在一边轻松旁观”。他不用顾虑自己笨手笨脚，也不指望与艺伎发生性关系。但并没有多少日本青年能支付艺伎馆的费用，多数青年是到咖啡馆去看男女怎样亲昵。但这种观察与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训练不是同一类型。男童惧怕自己表现得笨拙。性行为是他们生活中少数几个无须由年长者亲手指导而学会领域之一。当有地位的家庭的年轻夫妇结婚时，父辈会给他们“枕草纸”和绘有各种姿态的画卷。正如一位日本人说的：“看书就可以学会。好比看书学习庭园布置，父亲并不教导如何布置日本式庭园，但你年纪大了就会学会这种嗜好。”把性和园艺都看作看书就能学会，这很有趣，尽管大多数日本青年是通过别的办法学习性行为。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不是靠成年人的细致教导。这种训练上的差异使青年深深相信，性属于另一领域，与人生大事无关，从而无须由长辈亲自指教、严格训练以培养习惯。这是一个可以自行掌握以求满足的领域，尽管他惴惴不安，常感迷惑。这两个领域有不同的规则。男子婚后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享受性快感，这样做毫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家庭稳定。

妻子则没有同样的特权。她的义务是对丈夫保持忠贞。甚至在她有外遇时，也只能偷偷摸摸。没有几个日本妇女能隐藏恋情而不被发现，神经过敏或心绪不宁的妇女被说成“歇斯底里”。“妇女最常受到的困难不是社会生活，而是性生活，很多精神不正常以及大多数的歇斯底里（神经质、情绪不稳）患者，显然是由于性生活不和谐。妇女只能靠丈夫随意来满足性欲。”[9]须惠村的农民们说，大多数妇女病“始于子宫”，而后蔓延至头部。丈夫如果只迷恋其他女人，妻子就会求助于手淫。自农村以至高贵家庭，妇女都秘藏有用于这种事的传统器具。在农村，妇女如果生过孩子，就可以相当随便地谈论性。在当母亲以前，关于性的玩笑她一句也不说，当了母亲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玩笑就充斥于男女混杂宴会之时。她们还会配合猥亵小曲的节拍，扭腰摆臀，以包含色情意义的舞蹈，取悦座客。“这种余兴必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士兵服役期满回乡时，村里人都到村外迎接。这时，妇女们女扮男装，互开下流玩笑，佯装要强奸年轻姑娘。

因此，日本妇女在关于性问题上也有某种自由，出身越是低微，自由越大。她们一生在大部分期间必须遵从许多禁忌，但绝不忌讳知道生活真相（指男女之间的事）。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地，在满足男人性要求时，她们又是克制性欲的。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抛开禁忌，如果出身低微，她的淫荡毫不逊于男人。日本人对妇女行为端正的要求因年龄和场合而异，不要求一成不变的性格，不像西方人，把妇女简单地分成“贞女”和“荡妇”。

男人们也有恣情放纵的方式，就像她们被限制的一样多。男人的最大乐趣是与友人们一起喝酒，如有艺伎陪坐则更惬意。日本人乐于醉酒，没有必须节制饮酒的规矩。两三杯酒下肚以后，就卸下平常严肃拘谨的姿态，喜欢相互倚躺，亲密无间。尽管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发生吵闹，但一般很少看见粗暴行为或打架。除了在喝酒这种“自由领域”之外，日本人说，男人绝不能干不符合要求的事。如果一个人在生活的重要方面被人指责为讨厌，那就是仅次于日本人常用的骂人话“马鹿”（混蛋）。

从孩子教养方面来看，所有西方人所描绘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都可以理解。这种育儿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中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不应忽视。他们在幼儿期过的是有特权和娇纵的生活，此后在接受各种训练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着那种“不知耻”年代的欢乐生活的记忆。他们无须为未来描绘天堂，因为，他们过去曾有过天堂。他们描绘童年时代时所用的是他们的术语，说人性本善，众神慈悲以及做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使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即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种”（成佛的可能性），死后都能成神。这种观念使他们固执，相当自信，是愿意干任何工作而不顾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称的思想基础，是他们敢于坚持己见，甚至反对政府、以死力谏、以证明自己正确的思想基础。有时，这种自信使他们陷入群体性狂妄自大。

“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会在他们六七岁以后逐渐加身上，并以最严厉的惩戒实现，如果有过错，家庭就会反对他。这种压力虽非普鲁士式的纪律，却无法逃避。在具有特权的童年时期，有两件事情为这种必须履行义务奠定了基础：一件是父母固执地训练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势；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幼年时代的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他要抑制幼儿时期无拘无束、公开表达的那些冲动。那些冲动并不是恶，只是因为已不合时宜了。他现在正进入严肃的生活。童年特权的不能再享受，而他被允许享受成人的更大享乐，但幼年时代的那些经验绝不会真正消失。他们的人生哲学随时从童年吸取经验。他承认“人之常情”，这也是回复到幼时的经验。整个成年期间，在其生活的“自由领域”内，他又重新体验幼年时代。

贯穿整个童年生活，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取得伙伴的承认。正是这一点，而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深深扎根于儿童心中。在儿童时代的前期，当他长大到会向母亲撒娇时，母亲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他就会计较自己与兄弟姐妹们所得点心的多少，以判断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能敏感地察觉遭到冷淡，甚至会问姐姐：“你是不是最喜欢我？”在童年的后期，他日益要放弃个人的满足，其补偿是得到“世人”的赞许和接纳，其惩罚则是遭“世人”的讥笑。当然这是许多文化对教育儿童所施加的压力，但在日本则特别沉重。被“世人”抛弃，这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就是母亲嘲弄威胁要丢弃他。因此，在他整个一生中，被伙伴排斥比挨打还要可怕。他对嘲笑和排斥的威胁异常敏感，即使仅浮现在脑中也感到可怕。实际上，由于日本社会很少可能保持秘密，“世间”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几乎巨细皆知，如果不同意，就可能排斥他，这绝不是主观想象。何况日本的房屋结构，薄薄的板壁既不隔音，白天又敞着。因此，对没有能力修围墙和庭院的人家来说尤其如此。

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有助于了解日本人在儿童抚养期不连续性而造成的两面性格。幼年期建立的一面是“不知羞耻的自我”。这使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对镜自照，以窥测自己还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他们说，镜子“反映永恒的纯洁”，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反映“妨我”，而是反映灵魂的深处。人会从中看到自己“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中，他把自己的眼睛看作是灵魂之“窗”，这有助于使他作为一个“不知耻的自我”而生活。他在镜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据说颇有人为此而镜子不离身。甚至有人在佛坛上放一面特别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祭祀自己”，“自己崇拜自己”。这虽然不寻常，但并不费事。因为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放有镜子作为神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电台曾特意播送过一首歌，赞扬某个班级的女学生掏钱为自己买镜子。没有人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在歌曲中，镜子在她们心灵深处激发出为目标而献身的精神。对镜自照是一种测试精神高尚的外观活动。

▲ 杨洲周延所绘《千代田之御表·御镜开光图》，1897年

在孩子心中培植“观我”观念以前，日本人对镜子的好感就已发生。他们照镜时并未“观我”，但镜中所反映的自我恰如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一样，自然是善良的，无须用“耻”来督导。他们给镜子赋予的这种象征性也成为自我修养以求“圆熟”的观念基础。在这种自我修养中，他们坚持不懈地消除“观我”，以求复归儿时的状态。

尽管幼儿期的特权生活深刻影响了日本人，但他们并不认为童年后期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纯粹是剥夺特权。众所周知，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概念之一，日本人则常常攻击这种看法，否认他们自我牺牲的说法。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是“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为“义理”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样自愿死去正是为了达到他的目标；否则就是“犬死”，即无意义的死亡。在英语中，“dog's death”是指穷愁潦倒而死，日本人不是这个意思。至于那些不甚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也称作自我牺牲，日语中则属于“自重”范畴。“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同等价值。大事业只有克制才能做到。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先决条件，日本人则认为这是完全不适的，因为他们的生活体验是不同的。他们认为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规则的一个主要信条，否则，他们怎能控制那种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些冲动有可能冲出来搞乱正常生活。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

经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说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装饰，出现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装饰是珍品，使之成为一件艺术品。它不是掩盖瑕疵的涂料，没有一丝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

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中表现出的矛盾性，是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意识深处。正因为内心深植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他们所接受的谨慎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却又足够勇敢，甚至达到野蛮地步。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但又保留着傲慢自大；在军队里，他们可以盲从，但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就如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学说一样。

性格中的二元性给日本人造成种种紧张。对这种种紧张，不同的日本人的反应也不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同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协调儿时那种纵情无虑、处处受人宽容的经验与后来生活中那种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种种束缚。相当多的人都感到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像道学家那样，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的生活，唯恐纵情无虑会与实际生活发生冲突。正因这种纵情无虑并不是幻想，而是确曾有的经历，这种恐惧也就更加严重。他们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更加意识分裂。他们害怕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于是以表面的沉稳加以掩饰。他们沉溺于日常琐事的思考，以防止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他们每天只机械地演习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另有些人，由于对儿时生活感情更深，面对长大成人后社会对他们的要求，而感到严重焦虑。他们试图更加依赖别人，但年龄已不允许。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背叛，从而陷入烦躁不安，凡不能以常规处理的意外情况都使他们感到恐惧。[10]

以上就是日本人在极度担心遭受排斥或批评时所暴露的性格中的危险因素。如果不是感到过度压力，他们在生活中会表现出既享受生活乐趣，也能保持幼年所培育的注意不刺伤他人的情感。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功。他们的幼年时代使他们具有了自信。而罪感意识则尚未形成沉重负担。后来所受的各种束缚是为了与伙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感情冲动仍可得到满足。日本人一向以陶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诸如观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在室内悬挂虫笼子以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茶等等。这些绝不像一个充满矛盾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他们在追逐享乐时也并非消沉颓废。在日本还未从事灾难“使命”以前的幸福时代里，农村闲暇生活的活泼愉快，工作时的勤劳奋勉，绝不逊于现代任何民族。

但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却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毁谤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极少数违背这些规矩的人甚至将有丧失自尊的风险。自尊的人能掌控一些过程，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的好人，而且他们会考虑事情及其周详，为自己的门庭、家乡和国家增光。如此产生的紧张感表现为一种巨大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但对于个人，这种紧张感则成了沉重负担。人们高度紧张，唯恐失败，唯恐自己付出巨大牺牲从事的工作仍不免遭人轻视。有时他们会爆发积愤，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行动。他们被激起进行攻击之时，并不是像美国人那样出自自己的主张或自由受到威胁，而是因为察觉到自己受到侮辱或诽谤。这时，他们那危险的自我，如果可能，就会向诽谤者发泄，否则就向自己发泄。

▲ 葛饰北斋所绘“松尾芭蕉像”，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最著名的俳句诗人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否定了各种最简单的自由。而这些自由被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犹如呼吸空气。我们必须切记，日本人战败后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们能够率直而无顾虑地恣意行动，他们将会何等狂喜！杉本夫人曾描述过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能够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心情。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学生一块园圃并供给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心所欲种植的园圃赋予我一种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幸福感能存在于人的心中，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惊异……我，从不违背传统，从不玷污家名，从不惹父母、老师、邻居生气，从不损害世上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种花，而她却打算种马铃薯。

没人能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给我带来的自由心情，自由精神正在叩我的心扉。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我家花园里，有一块土地按设计方案特意让它荒芜，但又总有人修剪松枝，整饰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小心地把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撒在上面。

这种伪装的天然野趣对杉本夫人来说，象征着她被训练的伪装的意志自由。这种伪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中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并以小石块铺底。巨石的布置经过精心设计，要与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衬。菊花也是盆栽，准备参加每年到处举办的花展。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其形姿。

杉本夫人有幸取掉菊花上的这些细线圈，她的心情是激动、欢悦而纯真的。盆栽的菊花，其花瓣一直受人摆弄，一旦回复自然，就显出满心欢悦。但今天，在日本人中，自由还是“不被期望的”，对“耻”约束力提出怀疑，可能会破坏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他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要花费代价的。建立新观点和新道德是不容易的。西方人不能设想日本人会立即采用新的道德观，并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但也不应认为日本最终不会建立一套比较自由、比较宽容的伦理规范。生活在美国的“二世”日本人已经没有日本道德的知识和实践，他们的血液中也丝毫不存在要墨守其父母出身国日本习惯的东西。同样，生活在日本国的日本人，也有可能在新时代里建立起一种没有限制个人要求的古老禁令的生活方式。菊花完全可以摘除金属线圈，没有大幅修剪而照样秀丽多姿。

在向更大程度的精神自由过渡时，日本人或许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而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精神，亦即他们所说的自己负责擦掉“身上的锈”——这一比喻把身体比做刀，正如佩刀者有责任保护刀的光洁，人也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由于自己的弱点、缺少耐心和无效率而产生的一切自然后果。在日本，自我负责的解释远比自由的美国更加严格。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在以个人自由为荣的社会，没有比这种德性更能发挥平衡轮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使自我负责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放下刀”（投降），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强力关注，谨防锈蚀，保持心中刀的光洁。用他们的道德术语来说，这种刀，乃是在更加自由、和平的世界也能保持其光洁的象征。

[1]爱丽丝·玛贝尔·培根：《日本妇女和女孩》（Alice Mabel Bacon，Japanese Women and Girls），第6页。——原注。

[2]爱丽丝·玛贝尔·培根：《日本妇女和女孩》（Alice Mabel Bacon，Japanese Women and Girls），第10页。——原注。

[3]人类学家杰佛里·戈勒在《日本文化论集》（Geoffrey Gorer，Themes in Japanese Culture）中也强调日本人训练便溺的作用。——原注。

[4]杉本钺子：《武士的女儿》（Sugimoto，Etsu Inagaki，A Daughter of the Samurai），第15、24页。——原注。

[5]约翰·恩布里：《须惠村》（Embree，J. F.，Suye Mura），第190页。——原注。

[6]杰佛里·戈勒：《日本人的性格结构》（Geoffrey Gorer，Japanese Character Structure），1943年，第27页。——原注。

[7]杉本钺子：《武士的女儿》（Etsu Inagaki，A Daughter of the Samurai），第20页。——原注。

[8]杉本钺子：《武士的女儿》（Etsu Inagaki，A Daughter of the Samurai），第92页。——原注。

[9]约翰·恩布里：《须惠村》（Embree，J. F.，Suye Mura），第175页。——原注。

[10]上述各项系据多萝西·丽顿博士（Dr. Dorothea Leighton）对战时隔离收容所中日本人所做墨迹测试。测试数据由佛朗西斯·霍尔特（Frances Holter）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