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语中，我们常说我们是“历史的继承者”（heirs of the ages）。两次世界大战与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或已多多少少减弱了我们说这句话时的自信。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增加我们对过去的负债感。东方各民族的观点则与此相反，总自认是历史的负债者。在西方人称之为祖先崇拜的行为中，其实很大部分并不是崇拜，也不完全是对其祖先，而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受到过去的有巨大的恩惠。所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所欠的恩情也会不断增加。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负债感。西方人极端轻视对社会欠债，尽管社会给他们以很好的照顾、教育、幸福生活，包括和他们出生有关的一切。因此，日本人总感到我们的动机不纯正。在日本，品德高尚的人不像我们美国，他们绝不说不欠任何人的恩情。他们绝不轻视过去。在日本，所谓正义感就是正确认识自己在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
只是在字面讲一下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十分简单，但是要想了解在实际生活中所导致的差异就很困难了。我们必须了解这种差异在日本的情况，否则既无法理解我们熟知的日本人在战争中那种极端自我牺牲精神，也无法了解日本人那种在我们看来毫无必要的易怒态度。欠债使人非常容易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负债也使日本人肩负巨大的责任。
中文和日文当中都有许多词汇表示英语中的“obligation”（义务）。这些词汇不是同义词，其特殊含义也无法直译成英文，因为它们所表达的观念对我们是陌生的。日文中相当于“obligation”，表示一个人所负的从最大到最小的债务或恩情的词，都称作“恩”。其用法，可译成一连串英文，从“obligation”（义务）、“loyalty”（忠诚）直到“kindness”（关切）、“love”（爱），但这些词都不免歪曲了原意。如果“恩”的含义确实是“爱”或甚至是“义务”，那么日本人也可以说“受孩子的恩”，但这种用法在日本根本是不可能的。“恩”也不意味着忠诚。在日文中，忠诚是用其他词来表示的，那些词绝不是“恩”的同义词。“恩”是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一个人接受上辈、上级的恩，而从某人处接受“恩”，却不能确定对方是不是上辈、上级或者同辈，则受恩者就会有一种不快的自卑感。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
“铭记恩情”，也可以是一种真诚的自然流露。日本小学二年级教科书中，有一个小故事，题目叫“铭记恩情”，用的就是“恩”的这个意思。这是少年修身课教材中的一段故事：
八公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它出生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在那个人家里像小孩一样受到疼爱。因此，它那弱小的身体也强壮了起来。主人每天早晨上班时，它总陪送到车站，傍晚下班回家时，它又去车站迎接。
不久主人去世了。不管它是否知道这件事，八公每天都在寻找主人。照例到那个车站，每当电车到站，它就在人群中找寻有没有它的主人。
岁月就这样流逝，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甚至十年过去了，但仍然可以看到那已经长大、衰老的八公，每天在车站前寻找着它的主人。
这个短故事的道德含义就是：忠诚的别名正是爱。一个孝顺母亲的儿子可以说是不忘母恩，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母亲怀有像八公对主人那种的赤诚。“恩”这个词不单纯指他对母亲的爱，而是指他对母亲所欠的一切，包括襁褓时期母亲的哺育照顾，孩提时期母亲所做的牺牲以及成年后母亲为他所作的一切，总之，包括母亲在世时对她所负的一切恩债。“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债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最基本的含义是负债。我们美国人则认为爱是不受义务的约束，而是自由给予的。
当恩用于描述第一位和最大的恩债，亦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这是对天皇的恩债，每个人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他们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顺心如意，却不知感谢天皇所赐的恩典，是不可想象的。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个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本地地主、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是天皇。最重要的似乎还不在于谁是最高上级，而在于几个世纪“不忘记恩”的习性在日本人心中占有最高地位。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感情集中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切偏爱都增加了对“皇恩”的感情。战争时期，发给前线部队的每一支香烟都强调出自“皇恩”。出征前士兵所领的每一口酒就更加是一种“皇恩”。他们说，每一位神风队员的自杀式攻击就是报答皇恩。为守卫太平洋上某些岛屿而全部阵亡的日军也被说成是为了报答浩荡无际的皇恩。
日本人也从身份比天皇低的人那里受恩。当然也包括了父母之恩。这是父母有权支配子女——东方著名的孝道的基础。其说法也是讲孩子对父母欠有恩情，必须努力偿还。因此，子女必须竭力服从父母，而不是像德国那样（德国也是一个父母对子女拥有权力的国家），家长必须尽力迫使子女服从。日本人对这一东方式孝道的解释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对于父母的恩，他们有这么一句谚语，译出来大意是“养儿方知父母恩”，意思是“自己成了父母，才知道欠父母多少恩债”，意思是双亲之恩即是每天实实在在对儿女的照顾和操劳。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父辈及尚在记忆中的祖辈。这就更使日本人重视那些年幼时实际照料过自己的人。当然毫无疑问，无论在哪种文化中，人在幼年都离不开双亲照料，否则不可能生存，而且必须由父母供给衣、食、住，才能长大成人。日本人深感美国人轻视了这一点。就像有位学者所说：“在美国，牢记父母之恩的意义不过是要对父母好，如是而已。”当然，没有人会让孩子背上“恩”，但对孩子的悉心照料乃是对自己孩提时代所受父母恩债的一种回报。人们像父母当年那样照顾自己的孩子，甚至照顾得比那更好，这就部分地报答了父母之恩，对孩子的义务只不过从属于“父母之恩”。
日本人对老师、主人负有特殊之恩。他们都是帮助自己长大成人的人。他们对自己有恩，将来也可能在他们有困难时要答应他们的请求，或者对他们身后的亲属给予特别照顾。人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履行这种义务，而且这种恩债并不随着时间而减轻，甚至时间愈久越重，像是形成一种利息。受一个人的恩，这是一件大事，就像日本谚语所言：“难以报恩于万一。”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恩的力量”通常被认为是超过本人意愿之上。
上述恩债的伦理原则的顺利运用，全靠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看作承受很多恩情的负债者，自觉履行义务而无怨言。我们已经了解日本的等级制是怎样彻底组织起来的。伴随着恪守等级制的习惯，使日本人高度重视道德上的恩债，以至西方人无法想象。如果把上级看成是善人，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在日语中有个有趣的例证：上级被认为值得他的依赖者去“爱”。日语中的“爱”（あい）相当于“love”。在上个世纪，传教士在翻译基督教中的“love”时，认为日语中唯一能表达此意的，只有“爱”这个词。他们在翻译《圣经》时，用了这个词表达上帝对人类的爱以及人类对上帝的爱。但“爱”这个词在日文中特指上级对下属的“爱”。西方人也许会觉得这其实是“庇护”（Paternalism）之意，但日语的意思则不仅是“庇护”，还是一个指代感情的词。在现代日本，“爱”在严格的意义上，仍然用于对下级，但部分由于天主教用语，更由于官方努力打破等级界限，这个词现在也用于同辈之间。
尽管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人易于接受背负恩情，但在日本，施恩而不使对方感到冒犯，是件幸运的事。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义理债。他们常常谈及“使人受恩”，译成英文，最接近的词句是“imposing upon another”。但在美国，“imposing”，含有强求别人的意思。而在日本，“让人受恩”则表示给别人一些东西或者帮别人的忙。对日本人来讲，猝然受到生疏者的恩惠是最讨厌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在旧等级关系下，与邻人打交道，并受“恩”所带来的麻烦。如果对方只是一个熟人或与自己接近的同辈，他们会对此不高兴。他们宁愿避免卷入“恩”所带来的麻烦。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事故一般不大理睬，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主动精神，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官方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明治维新以前，有一条人人熟知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职责而出面帮助，会遭人怀疑是不是想获得些不义之财。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使当事人感到“受恩”，人们便都不积极乘机插手，反而慎重对待。尤其是在非正式场合，日本人极端警惕被不必要的“恩”所纠缠。哪怕是一支烟，如果与递烟的人过去并无交往，那就会感到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表示谢意的最礼貌的说法是“真过意不去”（日语是“気の毒”，原意是为难的感情、难受之情）。有一个日本人向我解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表示你感到为难还要好受一些。因为你从来未想到要为对方做什么事，因此对受恩感到羞耻。”因此，“真过意不去”（気の毒）。“気の毒”这句话有时译作“Thank you”（谢谢），比如在接受烟时；有时又译作“I am sorry”（很抱歉），比如在欠债时；或者译作“I feel like a heel”（我感到实在不好意思），比如您的慷慨令我感动时。这些意思都有，但又都不贴切。
日语中有很多类似“Thank you”的说法，表达受恩时的不安心情。其中含义最清楚，并被现代都市大百货公司采用的是“谢谢”（ぁりがとぅ），其本意是“这可太难得了”（Oh，this difficult thing）。日本人常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顾客上门购货，给商店带来了巨大而难得的恩惠，是一种恭维之辞。它也被用在接受别人礼物及许多其他场合。另有几种一般表示感谢的词句，则像“気の毒”（真过意不去）一样，是表示受恩惠时的为难心情。小店主经常挂在嘴上的是“すみません，済みません”。本义是：“这怎么得了呢？”即“我受了您的恩。但在目前经济条件下，我无法偿还，感到非常遗憾”。这个词在英语中被译成“Thank you”（谢谢）、“I'm grateful”（十分感激）或“I'm sorry”（对不起）、“I apologize”（很抱歉）。譬如在大街上，一阵风吹走你的帽子，别人给你拣回来。当那人把帽子给你时，礼貌习惯要求你，在接帽子时应当表示自己内心的不安，在这种场合用这句话最合适：“这个陌生人现在施恩于我，我却不可能有机会报答，我只有道歉才能稍许好受一些。”“すみません”（这如何得了）也许是日本道谢语中最普通的。说这句话就是承认：“我受了他的恩，接过帽子并不能结束此恩，但我却没办法，因为我俩是萍水相逢。”
在日本人的立场，还有一种表达“谢谢”的用语，更强烈表现日本人负恩的心情，即“かたじけなぃ”（诚惶诚恐）。这个词的汉字写作“辱なぃ”“忝なぃ”，兼有“受辱”与“丢脸”两层意思。日文辞典的解释说：你受到了特别的恩惠，因而感到羞愧和耻辱，因为你不配接受如此之恩，因而你用这个词表示你受恩时的羞愧感。而羞愧（耻），如同我们下一章要讲的，日本人对此感到痛苦。日本的旧式店员在向顾客道谢时，仍使用“かたじけなぃ”（诚惶诚恐），顾客买货要求赊账时也说“かたじけなぃ”。这个词在明治以前的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身份低贱的侍女被领主选中为妾时要向领主说“かたじけなぃ”（诚惶诚恐），意思是说：“我十分羞愧，配不上受此恩宠，对您的仁慈，我感到受宠若惊。”同样，因决斗被当局赦免无罪的武士，也要说“かたじけなぃ”，表示“我蒙受如此大恩，简直没脸见人。我不应该令自己处于如此羞耻的地位，我万分后悔，向您表示深切的谢意”。
上述各种用语比那些概括性的话更能表达“恩的力量”。人们在受恩时常怀矛盾情绪。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恩”所内含的巨大债感推动着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偿还恩情。但负债感又是很难受的，因而也很容易产生反感。对于这种反感的产生，日本最著名的作家夏目漱石[1]在其名著《哥儿》这本小说中作了生动的描述。小说的主人公幼年是在东京长大的，起初在一个小镇上当教员，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同事大多平庸之辈，与他们很难相处。但其中有位年轻教师与他关系还不错，他戏称这位新朋友为“豪猪”。有一天，他俩在一起外出，“豪猪”花了一钱五厘请他喝了一杯冰水，约相当于0.2美分。
后来不多几天，有位教师在哥儿面前挑拨，说豪猪在背后讲他坏话。哥儿相信了这位搬弄是非者的话，马上想到豪猪给的那杯冰水之“恩”：
虽然只是一杯冰水，接受这种表里不一的家伙的恩，实在有损我的声誉。虽然只是破费了他一钱五厘，但一钱也罢，五厘也罢，接受这种骗子手的恩，我死了也于心不安……受别人之惠，默不作声，就表明我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我喝的那杯冰水，本来自己付钱就可以了，他却硬要争着付，弄得我心里总感到负疚，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我虽无权无势，却有独立人格。要我低头接受别人恩情，那就等于要我付一百万元的回敬。
我让豪猪破费了一钱五厘，真觉得等于对他回敬了一百万元。
第二天，主人公把一钱五厘丢到豪猪的桌子上。因为只有算清这一杯冰水的恩情，才能处理这两个人当下的关系：即“豪猪”背地讲他坏话的问题。也许他们会扭打起来，但必须先把那个“恩”了结，因为那已不是朋友之间的“恩”。(www.xing528.com)
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此过敏，如此易于受伤，在美国只能在染有流氓习气的青少年的犯罪记录或精神病患者的病历中才能找到。但这就是日本的美德。日本人觉得，不是所有人都像哥儿那样极端行动，但正说明那些人不够严肃。日本评论家对“哥儿”的描述说：“一个生性耿直，纯似水晶，正义的斗士”。实际上，夏目漱石曾说“哥儿”是他自己的化身，评论家们也常如此公认。这本小说描绘了崇高的美德——一个受恩者，只有认为自己的感谢有“百万元”价值并如此行动，才能摆脱负债者的处境。他只能接受“看得起的人”的恩。“哥儿”在愤怒中，把豪猪的恩和自己多年所受老奶妈的恩作了比较。这位老奶妈对他十分溺爱，总觉得他家里其他人都不喜欢他，时常私下给他拿些糖果、彩色铅笔等小礼物。有一次一下子给了他三块钱。“她对我的多年关怀，使我非常内疚。”当老奶妈将三块钱递给他时，他感到“耻辱”，但却当作借款收了下来。然而数年过去了仍未归还。他对自己说，相比从“豪猪”那里获得恩惠的感受，之所以不还钱“是因为我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了”。这一独白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人对于恩的反应。也就是说，无论夹杂多么错综复杂的感情，只要“恩人”实际上是自己，也就是在“我的”等级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或者像风刮落帽子、帮人拣起之类自己也能做到的事，或者是崇敬我的人，那就可以心安理得。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恩”就会成为难堪的苦痛。这种“恩债”，不论多么轻微也要感到难过，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不论任何情况，过重的“恩”都会令某人陷入麻烦。最近有本杂志的“答询专栏”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东京精神分析杂志》（Tokyo Psychoanalytic Journal）的专栏，颇像美国杂志上的“咨询专栏”。里面给出的建议与弗洛伊德毫不相关，纯粹是日本式的。有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写信咨询：
我是一个父亲，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16年前妻子去世了，为了儿女，我没有再婚。孩子们也把我这一举动看成是一种美德。如今孩子们一个个都结婚成家了。八年前儿子结婚时，我搬到离家二三条街远的一幢房子里。说来有点不好意思，三年以来，我在暗中与一名女子交往（她被卖到小酒馆当妓女），我很同情她的遭遇，于是花了一小笔钱，替她赎了身，将她带回家，教她礼仪，安顿在我家做佣人。她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相当节俭。然而，我的儿女、媳妇和女婿都为此而看不起我，就像一个陌生人那样对待我。当然，我并不责怪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她的父母似乎并不清楚现在的情况，写信希望她回去，因为她已经到了当嫁之年。我同她父母见了面，并解释了目前情况，他们虽然贫穷，却并不贪钱。他们同意她女儿留下来，权当她已死了。那姑娘也愿意守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但是，我俩年龄相差犹如父女，因此，我也曾想把她送回家。我的儿女们则认为她贪图我的财产。
我有慢性病，我想最多也只能再活一二年。我十分希望得到您的指教。最后我要说明一点，那姑娘以前虽一度沦落风尘，但那全是生活所迫。她是好人，她父母也并非唯利是图。
负责解答这一问题的医生认为这是一个典型例子，即这位老人把对子女的恩看得太重了。他说：
你说的是一件很常见的事……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要说，从来信看，你好像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你所希求的答案，这使我感到有些不愉快。当然，对你长期的独身生活我深为赏识。可是，你却想利用这一点让子女们对你感恩戴德，并使自己当前的行为正当化，这我是无法同意的。我并不是说你是个狡猾的人，不过，你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如果你的生活离不开女人，那么你最好向你的子女们说清楚，而不应该让孩子们因你长期独身生活而感到对你欠恩。你过分强调对他们的恩，他们自然会对你有反感。既然人都有情欲，你也不可避免。但人应该战胜情欲。你的孩子们希望你战胜情欲，是因为他们希望你生活得像他们头脑中的理想父亲。然而，你令他们失望了，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虽然他们是自私的。他们结了婚，在性欲上得到了满足，却反对父亲这种要求。你当然是这样想的，而子女们却不这样想（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两种想法是没有交集的。
你说那姑娘和姑娘的父母都很善良，那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大家都知道，人的善恶是由环境、条件决定的。不能因为他们此刻没有追求好处，就断言他们是“好人”。那个女孩的父母若让女儿服侍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那就太蠢了。如果他们打算嫁女为妾，那一定是想得到一笔好处，你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幻想，才不这样认为。
你的子女担心那姑娘的父母在盘算你的财产，我认为这不奇怪。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姑娘年轻，也许不会有这种念头，但她的父母则一定会有。
你现在有两条路可选：
（1）做一个“完人”（毫无私欲而无所不能），彻底同那姑娘一刀两断。但我觉得你做不到，你的感情不会答应。
（2）“重新做一个凡人”（抛弃一切矫揉造作），粉碎你子女们心目中把你当作理想形象的幻觉。
至于财产，你应尽快立一份遗嘱，决定分给那姑娘和自己儿女的份额。
最后，要记住你已经老了，从你的笔迹我可以看出，你正在变得孩子气了。你的想法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感性的。虽然你说是把姑娘救出深渊，但实际是想让她做“母亲”的替代品。婴儿没有母亲是不能生存的。所以我劝你走第二条路。
这封信讲了许多关于“恩”的道理。一个人一旦选择了让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承受重恩，那他要想改变这种做法就必须牺牲自己。他应该明白这一点。而且不管他作出多大牺牲为儿女施恩，他也不应以此居功，以此作为理由来“使当前的行为正当化”。儿女们“很自然”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的父亲未能始终如一地贯彻初衷，他们“遭到背叛”了。在孩子们需要照顾的时候，父亲为他们牺牲了一切，现在孩子们长大成人，就应该特别照顾父亲——做父亲的人如果这样想，那就太荒谬了。孩子们不但不会那样想，反而只会意识到所欠的恩，而“自然地反对你”。
对于这种事情，美国人就不会从这种角度作出判断。我们认为，为失去母亲的儿女而牺牲自己的父亲，在晚年应当受到孩子们的感激，而不会认为孩子们反对他是“很自然的”。为了像日本人那样看待这件事，我们不妨把它看作一种利益交换，因为在这方面美日文化有交集。如果父亲正式把钱借给孩子并要求他们到时偿还本息，那么我们完全可能对那位父亲说：“孩子们反对你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接受别人的烟卷后，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声“谢谢”，而是说“惭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讲到某人施恩于人时会遭到怨恨。至少我们可以对“哥儿”放大一杯冰水之恩有所理解。但美国人并不习惯用金钱衡量这类事件，诸如，冷饮店里偶尔为他人的一杯苏打水买单；父亲对早年丧母的孩子们的长期自我牺牲以及义犬“八公”的忠诚之类。而日本人却这样做。我们重视爱、善良、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越可贵。而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接受了这类行为就会欠义理，恰如日本谚语所说：“天赋（非凡）慷慨，才敢受人之恩。”
[1]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近代文豪。原名金之助，号漱石。主要小说作品有《我是猫》《哥儿》，长篇三部曲《春分之后》《行人》《心》，以及《三四郎》《后来的事》《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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