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差异最大、最不为我们所了解的。有一个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的对手，这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以至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正如1905年的沙俄一样[1]，我们作战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明，而又充分武装和经过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公理，对日本人则显然不存在。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的问题，也不仅是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相对地，了解“敌人的性格”则是一个主要问题。为了克敌制胜，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
任重而道远。自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已经七十五年了，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最令人迷惑的“但又……”之类的句式，此类描述极少运用在其他民族上。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之外的民族时，是不大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但又很蛮横倨傲”的。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又非常容易发生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但又说他们不轻易为上级控制；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且宽厚，但又宣称“他们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本性勇敢，但又详述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自考虑别人的言论，又说他们有十分真诚的良心；也不会既讲他们的战士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但又描述那些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某个民族一心倾慕西方文化，但又强调他们顽固的保守性格。他不会既用一本书的篇幅描写某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推崇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但又另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该民族的武士和刀剑有无上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矛盾却正是有关日本的论著中都会出现的交织的经纬——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刀与菊，两者都是日本这幅“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自尊自傲而又彬彬有礼；顽固而又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心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欢迎革新。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怡然自得。他们的士兵接受了严苛的训练，却又富有反抗精神。
当前，了解日本已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对上述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明显的抵牾（wǔ）置之不理了。之后，紧急情况将会不断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若不进攻其本土，日本是否会投降？我们该不该直接轰炸皇宫？我们可以从投降后的日本得到些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发动宣传战时，我们该说些什么以达到减少美军伤亡的目的，并削弱日本人那种顽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问题在日本问题专家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分歧。如果和平降临，需要对日本人实施永久性军事管制以维持秩序吗？我军是否要准备与那些疯狂的日军在每一座山间要塞进行战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类似法国或苏联的革命？若是如此，谁将领导这次革命？或者更极端的，不得不灭亡日本民族？我们对此莫衷一是。
1944年6月，我接受了研究日本的工作委托。我受命使用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拼凑日本民族之貌。是年夏初，我们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展开。在美国，人们认为对日战争还要持续或许三年，或许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日本人则认为此战会成为长达百年的战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群岛和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尚有几千英里之遥。日本政府在公报里只字未提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仍然以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本年六月以后，形势出现转折。盟军已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全部兑现，对德战争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一规模庞大的行动预示了日军的最终战败。此后，我军距离战胜日本越来越近。而且，通过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卡纳尔岛、缅甸、阿图岛、塔拉瓦、比亚克岛等战役，我们已经感受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何等可怕的敌人。
因而，对日本的许多疑问急需有清晰的解答。无论这些问题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无论是来自最高决策的需求，抑或是为了满足在前线散布宣传小册子的需要，研究都十分重要。在这场日本发动的战争中，我们必须了解的，远远不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的漫长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军事上的统计数字。我们必须清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人民做些什么？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量。我们首先必须把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暂且抛在一边，并且尽可能不要轻易得出结论：我们在某种情况下会怎样做，那么日本人也会这样做。
我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美日正处在交战状态。在战争中很容易把一切罪责都归咎于敌国；但要想知道敌人如何看待生活就难得多了。而这个任务又必须完成。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将如何行动。我不得不试图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负值”。我必须观察他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并暂且不将之看作军事问题，而看作文化问题。与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特色。他们的战争行为表现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激励士气、消除国民惶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以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来观察日本人一步一步所展露出的他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不利。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而这种调查乃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不能去日本，不能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以便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并区分出哪些是关键性的，哪些是细枝末节。我无法观察他们作出决定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的下一代是如何培育的。约翰·恩布里[2]写的《须惠村》是人类学家实地调查后写出的唯一一部有关日本村落的专著，这本书非常珍贵，但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这本书却还没有提到。
尽管有上述的重重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相信还是有一些可以运用的研究方法和公理。至少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与被研究的民族直接接触。美国有许多在日本长大，而后移民美国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许多具体事例，从中找寻他们进行判断的方法，这能填补我们知识上的空白；我认为，这对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从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会科学家，大都利用图书文献来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并从日本的文字宣传或口头宣传的词句中追踪其发展。我确信，许多问题的答案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因此研究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答案会更加满意。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看书，或没有向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请教。论述日本的丰硕文献以及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西方优秀的观察家，使得我的工作轻松很多，这是到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对无文字部落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们所无法享受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无法用文笔记录。西方人的论述也是凤毛麟角，浮光掠影。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实地调查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的帮助下，探索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精神归宿等等。我对日本的研究工作却有许多先驱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在嗜古好奇的文献中充满了生活细节的描述。西方人士详细记载了各自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许多不寻常的自我记录。日本人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有强烈的书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其坦率实在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一个日本人描述日本会略去许多关键性的事物，因为这些对他们太熟悉了，如同呼吸空气一样，习而不察了。美国人在写关于美国的作品时也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与美国人一样，仍然喜欢显示自己。
达尔文说他为创立物种起源而研读书籍时，尤其重视那些无法理解的事物，我也采取了这种方式。为了理解日本议会演说中罗列的一大堆观念，我必须了解些什么？他们为什么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大肆攻击，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满不介意，这种态度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提问，“这幅图景到底错在哪？”为了理解日本政府的言行，我必须知道些什么？
我还求助于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我和一些日裔一起重温这些影像，他们以日本人的眼光看待男女主人公以及反面角色，这与我的看法并不一样。我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他们对剧情和写作动机的理解与我也不一样，他们是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理解的。正如阅读小说，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他们就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远比表面所呈现的多得多。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动辄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解；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一种人使我受教最多。但他们向我描绘了一些只向亲近者透露的日本生活规范的景象——不论是欣然接受者，还是痛加排斥者。
如果只是直接从其所研究的文化对象中搜集资料并寻求解释，那么，这位人类学家所做的也不过就是那些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如果他的贡献仅止于此，那就不能指望他对以往外国居留者有关日本的卓越著述做出新的贡献。不过，文化人类学家由于所受训练而具有某些特殊能力，当他试图去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时，这种训练将发挥巨大作用，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
人类学家了解多种亚洲和大洋洲文化。日本有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极为相似。这些相似之处，有些是在马来诸岛，有些是在新几内亚，也有些是在波利尼西亚。当然，根据这些相似来推测古代也许有过移民或相互接触是很有趣的课题。但对我来说，了解文化相似性之所以有价值却并不在于这类可能发生的历史关联，而在于能够凭借这些类似或差异，获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这是因为，我懂得这些风俗习惯在那些简单的文化中如何起作用。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xiān）、缅甸和中国也略知一二，因而可以把日本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这些民族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在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已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何等有价值。某个部落的正式习俗也许百分之九十与邻近部落相同，但却恰恰否定了核心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论其在整体中的比率是多么小，都可能使该民族的未来向独特的方向发展。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鲜明差异是最有益的。
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其研究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一特殊问题而加以磨炼。他们凭借经验得知，不同文化的民族不得不面对的情境有何大差异，不同部落和民族对这些情境之意义的判断也大不一样。在某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他们所面对的是血缘责任或财产交换的制度安排，远非任何有广阔的想象力的外人所能设想的。人类学家必须进行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要弄清这种习俗在部落行为中的后果，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小就受其制约，并身体力行且世代相传。
人类学者的这种关注差异、制约及其后果的方法，也可应用于日本研究。当前，每个人都能感到美日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差异。我们甚至有这样一个民间说法：凡是我们干的，他们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个研究者如果仅仅满足于认为“两个民族间的鸿沟如此之宽，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对方”，那么这样一种有关差异的定论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充分证明，即使最离奇的差异也不会妨碍研究者去理解它。人类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能够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利用，而不是看作“负值”。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越是离奇，他们就越加注意；对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任何情况他都不会视为当然，这就使得他不会只注意少数选出的事例，而是面向每件事物。在有关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往往忽视许多行为的整个领域。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习惯以及人们对熟悉事物的公认说法都不进行研究，总是过于视其为理所当然。然而，正是这类习惯或公认说法大面积地投射在该民族的银幕上，影响该民族的未来，其作用远远超过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www.xing528.com)
人类学家必须提升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的这些日常琐事，与他本国所对应的事物相比截然不同。当他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视为最恶毒的或另一部落中被视为最胆怯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况下，部落居民将如何行动、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自己必须大力观察并注意细节，这些是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常常不被注意的。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乃是最关键的，并且也知道如何进行挖掘。
这种方法值得运用于研究日本。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在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观念是如何怪异，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历联系。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细节就越能发现这些极为平常的条件。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研究的另一个前提是：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覆盖总体的多种模式。一个人类社会必须为了生活安排某种模式。它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及评价方式表示赞可，于是一些固定的生活方式就此确立，那个社会中的人就把这些视为全世界的基本。无论有多大困难，他们都把这些结论融成一体。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种种共同的理由和共同的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越来越相互啮合。一个社会部门发生较其他部门更急剧的变化，其他部门就会受到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实现和谐一致的需要。在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社会追求的是纯粹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力，对权力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及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之中，也同样表现在宗教活动之中。在有文字记载的古代民族中，宗教组织必然保留过去年代的语录。无文字的部落则不是这样。但随着社会成员对经济、政治权力的认可日益增长，在那些与此相抵触的领域，宗教势力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词句虽然保留，内容则已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处在各个独立开来的小池之中，它们总是溢过假想的堤防，互相交流，以至掺混而分不开。由于这是常理，学者们越是把他的调查扩散到经济、性生活、宗教，以及婴儿抚育等领域，就越能把握他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他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设立假说并搜集资料。他就能学会把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不论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理解为他们从其社会经验中学来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表现。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它只描述这些观点在各种活动中如何自我证明，不管当时是什么样的活动。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仍然怀有模糊不清以至偏颇的观念，不仅对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而且对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为俄罗斯民族也是如此。各国之间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彼此误解。有时，纠纷仅仅是细微的毫厘之差，我们却担心是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在一个民族基于其整个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与我们的设想异常不同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却奢谈共同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找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如果去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坏的，只不过因为它并不为我们所理解。
不能指望各民族去解释关于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每个民族的学者都努力描述本民族，但这并不容易。任何民族在观察自己生活时所使用的透镜都不能为其他民族所用。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的。任何民族都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任何民族所采用的焦距、视点，对该民族来说仿佛都是上帝安排的。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睛的度数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医生，请他去验明镜片。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做眼科医生那样的工作。
这项工作，必须同时具备坚定精神和宽容态度。有些心怀善意的人士有时指责我们的坚定精神。这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将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下述基础之上：他们相信地球每个角落的人们，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黑人还是白人，基督教徒抑或伊斯兰教徒，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现象，凡是人类，思想追求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我却不理解，为什么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这些人似乎认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底片印出来的。但是将这种单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好比强求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样，这就未免太神经质了。有坚定精神的人认为差异应当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求同存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而不威胁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也是如此。企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这类态度的发展，对于自己也不相信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的任何研究者来说，这类想法都是荒谬的。当然，他也无需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现状僵死、冰封。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世界的静止。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并未因此丧失其英国性。这正因为英国人一直是英国人，因而即使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标准和不同民族心态下，依然保持自我。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除了坚定精神，也需要有某种宽容态度。只有人们坚定自身信仰，同时又具有宽容胸襟时，宗教的比较研究才能发展。他们也许是耶稣信徒或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绝不是偏狂者。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一样，如果人们还在战战兢兢地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的唯一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展开。这种人绝不会懂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加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把自身与愉快和丰实的体验相隔绝。他们的保守甚至达到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方式的地步，而别无其他选择。作为美国人，他们就强求一切民族接受我们所喜欢的信条。但其他民族难以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那样以单脚站立方式休息一样。
因此，本书乃是一本分析日本习惯的书，这些习惯是外界极为期待了解，而又被日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书中包括以下一些场景：他们在哪些情况下能指望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能；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等。本书论述的理想依据就是平凡的街谈巷议者。可以是任何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经历书中提及的每一特殊情况，而是说这些人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会如何反应。如此进行研究，其目的是要描绘出日本人思想、行为深处的态度。也许最终并未达到这种目的，但这是本书的理想。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会发现，获得的证词无论如何累加，也不会提供更多的确实性。譬如，某人何时对何人鞠躬，就没有必要对整个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公认的习惯性行为，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证明，再有几个确证即可，不需要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中获得同一结论。
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赖以建立的那些观点，他会碰到远比统计证实更艰巨得多的任务。人们迫切想要知道的是，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实的透镜的。他必须阐述日本人的观点如何影响他们观察生活的焦距和观点。他还必须努力向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生活的美国人解释清楚。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裁夺者并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某一位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楚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为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过于刻意，是多余之举。
美国人之于社会的研究，很少注重开化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大多数的研究都假定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全神贯注观点和行为的“碎片”，他们拿手的研究方法是统计。他们受到数量庞大的调查资料、调查答卷、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定等的制约，试图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在公共舆论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应用科学的抽样调查技术，选出人口样本来进行民意测验。此一技术已在美国达到高度完善，能够了解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各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的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在实践中被证明很有意义。
美国人可以在本国发起民调，并理解该调查的结果。但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条件，显而易见却无人道及，即他们都熟悉美国生活方式并且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民调结果只不过是对已知事情再增加一些。在了解另一个国家时，首先必须对那个国家民众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研究，而后民调才能发挥意义。审慎的抽样调查能够得知多少人支持政府，多少人反对政府。但事先不弄清他们如何理解国家这一观念，民调结果又能有何意义？我们只有在了解了他们的国家观之后，才能理解各个派别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一个民族对政府的看法，要比标志各政党势力的数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的重要性。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员还是民主党员，几乎都认为政府是“不可避免之恶”，因为它限制个人的自由。对一个美国政府雇员来说，也许战争年代是例外，政府官员并不比他在私营企业中任职的社会地位更高。这种对政府的看法与日本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这类看法。他们的观点根植于风俗习惯、对成功者的评论以及民族历史的神话、民族节日的辞令中。根据这些间接表现也可以对该民族的观念进行研究，但必须是系统研究。
如同我们研究选举中赞成票、反对票各占比率一样，我们对某一民族在生活中所持基本观点以及他们所公认赞同的解决方式，也需要投入足够多的努力，去仔细、详尽地研究。日本正是这样的国家，其基本观念十分值得我们研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觉得自己的哪些西方观念与他们不相符合，掌握了一些他们所使用的范畴和符号之后，上文曾叙述的西方人眼中许多日本人的行为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我逐渐理解，为什么对处于两个极端的行为，日本人却认为是完整一贯的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我能试图说明原因了。一旦我开始研究日本人，他们最初用的那些奇特词句和概念，就变得具有深刻含义，并充满历史的感情。以西方人的道德、罪恶标准去理解日本，其间差距如同大海一般宽阔。他们的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儒教，而是日本——其中有长处，也有短处。
[1]指1905年日俄战争，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利益爆发战争，双方伤亡惨重，最终在美国调停下议和。（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1908—1953）：美国文化人类学者。1935—1936年以须惠村为典型研究日本社会，写成专著：《须惠村——一个日本的农村》（Suye Mura：A Japanese Village，Univ. of Chicago Press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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