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伊恩·布鲁玛
在大多数情况下，去理解另一种文明都是很困难的。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言，各民族间的差异之大，只有那些拥有“坚定精神”[1]的人才能重新一一认知，而不被这些差异所烦扰。这个世界并非“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人类也并非完全一致。由于不同的利益、历史背景和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既然个人如此，那么推而广之，各个民族之间有不同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更重要的是，只有当其他文明的研究者心怀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宽容态度”[2]——唯有“宽容”方可洞察其他民族的、与我们完全相异的观念——才能收获他们自己的成果。狂热者绝不会是合格的文化人类学家。
要在残酷的战争期间理解敌人，这又需要更多的“宽容”。但实际上，此时对敌人的理解显得更为必要，因为对敌人的优势和弱点有客观认识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委托，要完成一份针对日本人的文化分析报告。
从表面上看，这一报告可能会证实美国人对遥远而未知的日本民族的偏见，因此似乎没有价值。因为此类偏见正好满足了两国战争期间的宣传。这些偏见认为“日本佬”生性狂热、阴险而未经开化；他们是猴子、野人、卑鄙者、怪物，或者是随时会自杀的疯狂武士。如1945年的悉尼《每日邮报》所言，想要驯服这一残暴的种族，“很有必要扭转他落后了2000年的思想，尽管他表面上理解我们的科技和文明，实际却像野蛮人那样用棍棒作战，相信雷鸣闪电是天神的声音”。
本尼迪克特的任务就是挖掘这些谣言背后的真相，为盟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日本人的行为提供依据：他们会战至最后一人，还是会选择投降；他们会接受何种条件以结束战争；如何处置天皇；盟军占领期，他们会做些什么；等等。在1944年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是对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专家来说也是很困难的。而本尼迪克特，如她自己所言，既不是专家也未到过日本，她唯一可依仗的只有书面材料——所有的文字，从学术研究到翻译过来的日本小说都包括——此外，再加上电影和对日裔美国人的采访。仅此而已。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讲，“专家”的身份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很多专家往往怀抱顽固的旧观念，而不愿让新的观念或成果干扰他们既有的专业知识。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老资格的“日本通”、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还认为日本人本质上不是理性的民族，不可能组建起民主政府。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一个优点就是她坚决反对种族和文化歧视。她的研究以开放的思想为基础。
某些人也许不同意经典文化人类学的前提，也就是不认为“民族特性”是存在的。当然，这一观点近来已不流行。假冒的人种学和民族学理论已经玷污了“精炼（essentializing）”集体特性的观念。理论家们如今更倾向于强调“混杂状态（hybridity）”或是民族的多元文化，而不是考察民族单一特征。但同时，我们又痴迷于自身的同一性。事实上，也许是出于对生活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我们并不能充分理解自身，因此有关民族英雄、民族“价值观”、民族历史的书籍在各地都很畅销。
纸上谈兵的民族研究是鲁思·本尼迪克特最为反对的。因为这样的自我陶醉会破坏她的事业。她对其他民族深感兴趣，问题是其他民族的轮廓和特征是否如她所理解的那样清晰。
我曾对因政治事务而进行的文化研究抱有疑虑，因此怀疑过鲁思·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著名的耻文化与罪文化的区别。文化分析的风险在于假定世界是过于静态且统一的。本尼迪克特对这一风险十分清楚。但尽管意识到民族和文化会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她仍坚信某些模式和特征不会跟着改变。如她对英格兰人的评论，“他们本性如此，时代不同、标准不同、模式不同，但他们依然是英格兰人”。
那么，什么是日本人的“本性”？再次阅读这部伟大作品，我被她精妙的研究方法所震撼。当她讨论耻与罪的区别时，她没有说明绝对的标准，而是仅仅重点强调。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耻与罪。但日本社会对绝对道德准则的重视远不如西方社会，而更依赖“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行为”[3]。她认为，日本人对其他人的看法尤其敏感。某人的罪感源于犯罪行为，而耻感则源于他人的看法，前者往往被忽视。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在压力下所作举动的一些描述如此生动，仿佛亲身所见。比如，孝顺的儿子无视自己所爱的妻子的需求与母亲的不同；在美国学习的日本女学生自苦于她同学的友善，因为她不知如何回报恩情。
她的研究因任务本身特点而难上加难。当时，美国对日本民族特性的观察分析十分缺乏，本尼迪克特又必须协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未来可能的行为。鉴于美国政府计划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重建日本国家，因此必须了解日本人对战败、对天皇角色转换，以及对美国占领军的政治监督会做出何种反应。困扰盟军的一个现象是，曾发誓战斗到底的敌人突然变得顺从，甚至是友善。
本尼迪克特对此的解释是，日本人对他们的天皇有着十分深刻的义务——这是日本人生存的最终意义。人民时刻准备着为天皇而死，但当他以颤抖的、艰涩的声音要求臣民“忍所难忍”[4]，去投降、去建设一个新的、和平的日本，他的臣民马上顺从了。日本天皇的神性往往被西方误读。普遍的看法是天皇被日本人视作上帝。本尼迪克特准确指出，日本人不认为人与神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所有物品都有神圣的光环：石头、山丘、河流以及死后的人。作为等级制的最高点，天皇是国家宗教观的代表。你不必笃信他是上述宗教观的上帝，但作为日本人，你必须绝对服从他。(www.xing528.com)
这就是大部分日本人在1945年所面临的情况，而当前已不如此。本尼迪克特并未预见民众态度的转变之迅速。她认为，对天皇的“忠”是日本民族的首要特性之一，并提出这一特征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有其他例子证明，她也低估了日本人坚持其他政策的意愿。比如，和平主义。
本尼迪克特的论断之一是，日本人的人生观受客观条件制约。虽然没有绝对道德的一神论宗教，但生活的一切——从伦理到人生理想——均由环境塑造。因此，一个好战的民族能够很平稳地转变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战争并未给日本民族带来荣誉，反而使他们蒙受灾难性失败的耻辱。如今，日本人认为成为热爱和平的民族能为他们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因而，日本人引进由美国法学家制定的规定战争为非法的和平宪法。
当然，本尼迪克特认为这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倘若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和平的，那么日本会坚持和平主义，而一旦各大国又开始备战，日本则将重新回到军国主义的老路上。目前，后一种情况还未发生。尽管经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对抗，以及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使之再次扮演一个军事角色，大部分日本人依然坚持和平主义理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但不会如本尼迪克特所预言的那么快。
上述并非对本尼迪克特的批评，因为人类学家并不是预言家。她不可能知晓《菊与刀》成书数十年之后所发生的事。1945年后，日本发生了巨变。当代日本青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方能重塑本尼迪克特书中所描述的某些日本“民族特性”。对天皇的忠、对父母的孝、未能还清对某人恩债的恐慌，这些原本植根于日本人骨子里的东西在技术驱动型时代逐渐消退。但既然人们仍然能读懂《菊与刀》，并从中受益，那么说明此书依然是经典之作。
之所以称之为经典，是因为此书的睿智与简练的文风。本尼迪克特无须晦涩的术语，即可解释复杂问题，无愧于出色的学者。某些人认为，文风能体现作者水平。由此看来，本尼迪克特是拥有人文主义和宽容精神的杰出学者。虽然《菊与刀》是一本完成于战时且描述敌人的作品，但即使是当代的日本读者，无论他或她是否同意作者观点，在阅读时都不会感到被冒犯。最后，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和日本人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此书所讨论的事实今天依然存在。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当代欧洲著名文化学者及作家。生于荷兰海牙，早年在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后到日本大学艺术部专研电影，并在当地旅居七年。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驻香港记者，并以评论家的身份定期为《旁观者》《纽约书评》等杂志撰稿。现任纽约巴德学院教授。
他的大部分著作聚焦于亚洲文化，特别是20世纪的日本。已出版的著作包括：《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发明日本：1853-1964》《日本之镜》《罪行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伏尔泰的椰子》《传教士和浪荡子》《异议分子》《西方主义》等。
[1]引自书中12页。
[2]引自书中12页。
[3]引自书中198页。
[4]引自书中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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