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对陕南经济发展的意义

（一）“生态补偿”的涵义正名

2014年4月24日，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作为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法，新《环保法》第一次把生态补偿制度写了进去。新《环保法》的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国家加大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确保其用于生态保护补偿。国家指导受益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人民政府通过协商或者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态保护补偿。”从新《环保法》对生态补偿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对生态补偿涵义的规定与人们的理解有细微的区别，这种区别对于推动生态补偿研究有正本清源、继往开来的作用。

新《环保法》用了“生态保护补偿”的概念，而不是人们惯用的“生态补偿”概念，差别只在增加了“保护”两个字。这两字的差别，就使得新《环保法》的规定与现有的理论、政策争议作了很好的切割。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理论与政策界对生态补偿的研究有明显泛化的趋势，学者们创造了许多概念，如“流域生态补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等。在这些概念及研究中既有对保护环境所创造利益的补偿，如流域上游水源涵养；也有对因资源开采造成生态恢复的补偿，还有对污染环境引起的环境治理的补偿，“生态补偿”几乎是无所不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既有对环境正外部性的补偿，也有对环境负外部性的补偿。但事实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些负外部性活动，本来就是传统环境法着力解决的问题，如法律规定的对污染“损害后果”的赔偿。因此，由这些负外部性活动所产生之关系，并不是新生的社会关系，也就无需新设制度去解决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就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生态补偿只能是对“生态保护”的补偿，核心在“保护”，是对人类自觉保护行为的法律回应，是对由保护活动所产生利益的补偿。只有这样，才能厘清生态补偿的范围，也才能真正实现生态补偿。新《环保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了“生态保护补偿”的概念。

（二）生态补偿对陕南经济发展的意义(www.xing528.com)

我省陕南三市（汉中、安康、商洛）是南水北调中线重要的水源地，发源于汉中宁强县的汉江（包括其最大支流丹江）是南水北调中线取水口湖北丹江口水库的核心水源。丹江口水库汇流区总面积约80 000平方公里，其中62 335平方公里在我省境内，约占汇流区总面积的78％；丹江口水库年入库总水量约398亿立方米，仅汉、丹江每年的流入量就有约264亿立方米，占丹江口水库年入库水量的近70％。此外，陕南三市所在地的秦岭还被誉为“中国之肺”，是我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在调节气候、森林碳汇造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濒危动植物等方面都发挥着显著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要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要让“中国之肺”健康呼吸，陕南三市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劳，他们既要保护环境，还要忍受为维护良好环境所付出的发展机会损失，如关停大量工业企业、禁用化肥农药、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等。因此，“陕南三市”是生态保护的典型地区，也是生产和制造环境正外部性利益最富集的地区。这些特点，也使得陕南三市成为我国获得“生态保护补偿”的核心地区。

作为获得生态保护补偿的核心区域，得到原本应得到而过去却从未得到的利益补偿，自然就构成为三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三市人民为保护环境所付出的劳动被立法所承认，劳动的成果——青山绿水及其环境生态效益经由“补偿”实现其价值，三市的GDP因此被赋予大量绿色的成分，环境保护将不再是导致陕南三市贫困的原因，也不再是三市人民的负担，将转化成三市人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当三市人民真正并充分得到保护环境的利益的时候，这种收入增长也必然会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如（1）以获得“补偿”为目的的专业性生态服务型企业，象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野生动植物保护等专业性公司；（2）为推进环境生态保护，强化保护功能的科技性服务型企业，如环境保护技术及设备开发与生产等专业性公司；（3）为打包并便捷服务交易，实现服务价值而形成的碳汇市场、碳交易市场和生物多样性交易市场等。这些具体增长点只是可预期的发展形态，随着三市人民收入的增长，三市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发展模式、产业类型、企业形态等都将产生更多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