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去个性化的影响及作用

群体对个人产生影响的另一个例证是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个体丧失了抵制从事与自己内在准则相矛盾行为的自我认同，从而做出了一些平常自己不会做出的反社会行为。去个性化常常使人们摆脱正常的社会规范约束而表现出极端行为。

对此现象的研究最早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勒庞(G.LeBon)，他发现激动的群体倾向于有相同的感受和行为，因为个体的情绪可以传染给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成员做了一件大部分人反对的事情，其他人也会倾向于仿效他。勒庞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津巴多用更现代的词命名这种现象为去个性化。

费斯汀格等人于1952年对此进行研究。他们以23组男大学生为被试，让他们以组为单位进行讨论，讨论内容是让每个人说说是憎恨自己的父亲，还是憎恨自己的母亲。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平常大家很少谈它。一部分小组的讨论在明亮的教室里进行，每个成员都具有高辨认性；另一部分小组的讨论在昏暗的教室里进行，每个成员还穿上布袋装，只露出鼻孔和眼睛，具有低辨认性。研究人员预期，具有低辨认性的被试，即去个性化的被试将会更猛烈地抨击自己的父母。实验结果证实了这种预测。研究人员还发现，去个性化的群体对成员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津巴多试图研究去个性化在诸如敌视、盗窃等极端行为中的作用。他以女大学生为被试，把她们分为四人一组，告诉她们将进行一项关于人类移情的实验，要求她们对隔壁房间的女生实施电击。她们可以从单向镜里看到女生被电击的情形。一些小组的被试被安排在昏暗的房间里，身着布袋装，不佩戴名签，具有低辨认性，结果证实，和没有去个性化的被试相比，那些去个性化的被试电击受害者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当然，受害者并未真地被电击，她的哭喊挣扎是假装的，装得非常逼真。

津巴多还把受害者的形象作为自变量加以改变：一个受害者看起来是个举止文雅、乐于助人的妇女，另一个受害者看起来是个十分爱挑剔、以自我为中心的妇女。实验表明：在没有去个性化的情况下，被试对那个文雅的妇女电击时间短，对那个尖刻的妇女电击时间长，而在去个性化的条件下，对这两个妇女都进行了更长时间的电击。正如津巴多所说，在这种条件下，那些平时温顺可爱的女学生尽情地电击别人，几乎每个机会都不放过。

研究者认为，去个性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匿名性(anonymity)。匿名性是引起去个性化现象的关键，群体成员身份越隐蔽，他就越会觉得不需要对自我认同与行为负责。津巴多实验中，当那些女大学生身着布袋装，不佩戴名签，在昏暗中电击受害者时，她们觉得自己是匿名者。

迪纳(E.Diener)等人对儿童偷窃行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他们问了一些孩子的名字并记下，对另一些孩子则无这样的处理。研究的情境是当大人不在场时，孩子有机会偷拿额外的糖果，结果支持了匿名的效果：那些被问及名字的小朋友不太会去偷拿，即使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抓住，他们也不会去做。

(2)责任分散(diffused responsibility)。津巴多认为：个体单独活动时，往往会考虑这种活动是否合乎道义，是否会遭到谴责；而个体和群体其他成员共同活动时。责任会分散在每个人的头上，个体不必承担这一活动所招致的谴责，因此会更加为所欲为。津巴多曾做过一个实验，他把两辆外形抢眼的敞篷跑车拉下敞篷、取下车牌，分别放到繁华的纽约和人烟稀少的小城市帕洛阿尔托。结果发现，在纽约这个繁华都市，行人就像展开了一场拆车大赛，纷纷停下来卸走车上的东西；而在帕洛阿尔托，一星期都没有人对车“下手”，有一天下雨，还有人将敞篷拉上了。研究者认为，长期生活情境决定了人们的固定行为模式。对于纽约这样人口稠密的城市来说，其居民已习惯了长期处于责任高度分散和匿名的情境中。即使在围观人群不多时，也会由于其长期身处的社会大环境而更容易萌生“我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的心态。

(3)自我意识下降。迪纳认为引发去个性化行为的最主要的认知因素是缺乏自我意识。人们的行为通常受道德意识、价值系统以及所习得的社会规范的控制。但在某些情境中，个体的自我意识会失去这些控制功能。比如在群体中，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觉得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顾及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做出不道德与反社会的行为。人们大多数的去个性化行为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丧失而引起的。

群体对个人产生影响的另一个例证是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个体丧失了抵制从事与自己内在准则相矛盾行为的自我认同，从而做出了一些平常自己不会做出的反社会行为。去个性化常常使人们摆脱正常的社会规范约束而表现出极端行为。(www.xing528.com)

对此现象的研究最早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勒庞(G.LeBon)，他发现激动的群体倾向于有相同的感受和行为，因为个体的情绪可以传染给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成员做了一件大部分人反对的事情，其他人也会倾向于仿效他。勒庞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津巴多用更现代的词命名这种现象为去个性化。

费斯汀格等人于1952年对此进行研究。他们以23组男大学生为被试，让他们以组为单位进行讨论，讨论内容是让每个人说说是憎恨自己的父亲，还是憎恨自己的母亲。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平常大家很少谈它。一部分小组的讨论在明亮的教室里进行，每个成员都具有高辨认性；另一部分小组的讨论在昏暗的教室里进行，每个成员还穿上布袋装，只露出鼻孔和眼睛，具有低辨认性。研究人员预期，具有低辨认性的被试，即去个性化的被试将会更猛烈地抨击自己的父母。实验结果证实了这种预测。研究人员还发现，去个性化的群体对成员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津巴多试图研究去个性化在诸如敌视、盗窃等极端行为中的作用。他以女大学生为被试，把她们分为四人一组，告诉她们将进行一项关于人类移情的实验，要求她们对隔壁房间的女生实施电击。她们可以从单向镜里看到女生被电击的情形。一些小组的被试被安排在昏暗的房间里，身着布袋装，不佩戴名签，具有低辨认性，结果证实，和没有去个性化的被试相比，那些去个性化的被试电击受害者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当然，受害者并未真地被电击，她的哭喊挣扎是假装的，装得非常逼真。

津巴多还把受害者的形象作为自变量加以改变：一个受害者看起来是个举止文雅、乐于助人的妇女，另一个受害者看起来是个十分爱挑剔、以自我为中心的妇女。实验表明：在没有去个性化的情况下，被试对那个文雅的妇女电击时间短，对那个尖刻的妇女电击时间长，而在去个性化的条件下，对这两个妇女都进行了更长时间的电击。正如津巴多所说，在这种条件下，那些平时温顺可爱的女学生尽情地电击别人，几乎每个机会都不放过。

研究者认为，去个性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匿名性(anonymity)。匿名性是引起去个性化现象的关键，群体成员身份越隐蔽，他就越会觉得不需要对自我认同与行为负责。津巴多实验中，当那些女大学生身着布袋装，不佩戴名签，在昏暗中电击受害者时，她们觉得自己是匿名者。

迪纳(E.Diener)等人对儿童偷窃行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他们问了一些孩子的名字并记下，对另一些孩子则无这样的处理。研究的情境是当大人不在场时，孩子有机会偷拿额外的糖果，结果支持了匿名的效果：那些被问及名字的小朋友不太会去偷拿，即使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抓住，他们也不会去做。

(2)责任分散(diffused responsibility)。津巴多认为：个体单独活动时，往往会考虑这种活动是否合乎道义，是否会遭到谴责；而个体和群体其他成员共同活动时。责任会分散在每个人的头上，个体不必承担这一活动所招致的谴责，因此会更加为所欲为。津巴多曾做过一个实验，他把两辆外形抢眼的敞篷跑车拉下敞篷、取下车牌，分别放到繁华的纽约和人烟稀少的小城市帕洛阿尔托。结果发现，在纽约这个繁华都市，行人就像展开了一场拆车大赛，纷纷停下来卸走车上的东西；而在帕洛阿尔托，一星期都没有人对车“下手”，有一天下雨，还有人将敞篷拉上了。研究者认为，长期生活情境决定了人们的固定行为模式。对于纽约这样人口稠密的城市来说，其居民已习惯了长期处于责任高度分散和匿名的情境中。即使在围观人群不多时，也会由于其长期身处的社会大环境而更容易萌生“我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的心态。

(3)自我意识下降。迪纳认为引发去个性化行为的最主要的认知因素是缺乏自我意识。人们的行为通常受道德意识、价值系统以及所习得的社会规范的控制。但在某些情境中，个体的自我意识会失去这些控制功能。比如在群体中，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觉得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顾及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做出不道德与反社会的行为。人们大多数的去个性化行为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丧失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