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是人们以不正确或不充分的信息为根据而形成的对其他人或群体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看法。偏见与态度有关，但偏见又不同于态度。我们知道态度包含三个成分：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与态度的认知成分相对应的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它代表着人们对其他团体的成员所持的共有信念，刻板印象可能对，也可能错。偏见(prejudice)则是与情感要素相联系的倾向性，它对他人的评价建立在其所属的团体之上，而不是认识上。从这一点来看，偏见既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行为成分体现在歧视(discrimination)上，我们对某些人的认识和情感都是负面的，所以我们在行为上用不公正的方式对待他们，如招工时排除女性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人。
(二)偏见产生的理论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观点，下面我们罗列几种相关的理论：
(1)团体冲突理论。团体冲突(group conflict)理论认为，为了争得稀有资源，如工作或石油等，团体之间会有偏见的产生，从这一点上来看，偏见实际上是团体冲突的表现。团体冲突理论还用相对剥夺的观点解释偏见何时产生，当人们认为自己有权获得某些利益却没有得到，这时他们若把自己与获得这种利益的团体相比较时，便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最可能引发对立与偏见。
穆扎非尔(Muzafer Sherif，1961)等人在一项经典研究中，用童子军宿营的实验验证了团体冲突理论。被试是一群正常且适应良好的12岁男孩，他们被随机编入“老鹰”和“响尾蛇”队。两队的营区相距很远，每一队都只待在自己的营区。实验开始阶段，研究人员为两队各自安排了许多有趣的活动，比如远足、游泳、盖房子、准备团体膳食等分工合作活动。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增加其团体凝聚力。
在两队都有了凝聚力后，研究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研究人员安排了一系列让两队相互对抗的竞争活动，比如足球赛、棒球赛、拔河赛等，获胜的队伍可以得到奖赏。这些竞争性的活动引发了两队间的冲突与紧张情绪。此外，研究者也创造了其他一些情境来进一步强化两队之间的冲突。
在研究的最后阶段，研究者试图改变两队之间正在升级的敌意。然而研究者发现：敌意一旦被引发，仅仅取消竞争并不能消除敌意。事实上，两队之间的敌意仍然持续上升，即使两队一起看电影，或是进行其他温和的活动，也改变不了已经产生的敌意与对立。
(2)社会学习理论。艾诗摩尔(Ashmore，1980)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则认为偏见是偏见持有者的学习经验，在偏见的学习过程中，父母的榜样作用和新闻媒体宣传效果最为重要，儿童的种族偏见与政治倾向大部分来自父母，儿童所接受的新闻媒体的影响使得儿童学习到了对其他人(比如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偏见。
为了证明学习在偏见形成中的作用，埃利奥特(Jane Elliot，1977)将班上的学生根据眼睛颜色分开，并告诉学生说，蓝色眼睛的人比褐色眼睛的人好，更聪明、优秀，更值得信赖，等等。蓝色眼睛的小孩被给予一些特殊的权利。而褐色眼睛的小孩被戴上项圈，标明其属于劣等团体。埃利奥特通过这种操作，在她所教的班上创造了一个偏见社会的缩影。随后，她发现这个班级中开始产生分裂和麻烦，作为优势团体的蓝色眼睛组开始对作为劣势团体的褐色眼睛组加以取笑和排斥。第二天，埃利奥特又颠倒了蓝、褐色眼睛孩子的地位，改变了眼睛颜色的刻板印象，褐色眼睛的孩子开始报复。通过这样的安排，她让学生经历了对偏见的学习。
(3)认知理论。认知理论用分类、图式与认知建构等解释偏见的产生，认为人们对陌生人的恐惧(贬低对他们的认识)、对内团体与外团体的不同对待方式(喜欢内团体的人，排斥外团体的人)以及基于歧视的许多假相关(多数人与少数人不良行为的比例相同，但少数人的不良行为被过分估计)等都助长了我们对他人的偏见。(www.xing528.com)
在认知理论看来，偏见是人们处理和整合信息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阿伦森甚至认为偏见是人类社会认知的黑暗面。人们倾向于将信息分类组合，形成一些架构并用它们来解释新的或不寻常的信息，依赖潜在的不准确的判断法则，以及依赖往往有误的记忆过程——社会认知的所有这些层面都能导致我们形成消极的偏见。
(4)心理动力理论。心理动力理论(psychodynamic theory)用个人内部的因素解释偏见，认为偏见是由个体内部发生、发展的动机性紧张状态引起的。心理动力理论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把偏见看成是一种替代性的攻击，另一种形式则将偏见视为一种人格反常，偏见是一种人格病变。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阿多诺(Adorno，1950)对“权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研究。他发现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的反犹太情绪是由权威性人格发展起来的，这一人格的特征包括：对传统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绝对固执；认同并夸大权威；将对某些人的敌意扩大到一般人身上；具有神秘及迷信的心理倾向。
(5)人格理论。埃特米耶发展了阿多诺的理论。他用右翼权威性(RWA)量表来测量权威性人格中的保守主义、攻击性和服从，发现RWA能聚合成单一维度，而且能有效预测偏见和自我中心行为。斯达纽斯也提出另外一个个体差异维度——社会支配取向(SDO)。SDO是指人们如何看待群际关系，即群体之间是否公平还是内群体优于外群体。SDO量表可以有效预测社会政治和群体想象。SDO量表与RWA量表很相似，但是两者的相关性却很低，学者们认为他们是相互独立作用于偏见的。
达基特的双加工动机理论(DPM)模型认为，SDO和RWA不是人格特质，而是社会政治态度的两种基本维度。SDO可以用来表达基于群体的支配和超越动机，而RWA则代表着社会一致性和集体安全的诉求。这两种动机过程取决于人们的人格和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图式观念。RWA与服从性有关，即大五人格中的开放性。而SDO与倔强性格有关，即宜人性。迪普利和达基特(Sibley和Duckitt)在一项元分析中研究了偏见与大五人格的关系。和DPM模型一致，RWA和SDO分别在开放性和宜人性对偏见的影响中充当中介作用。
(6)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戴维·迈尔斯(David G.Myers)等人认为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滋生了偏见。就像主人视奴隶为懒惰的、不负责任的、缺乏抱负的，正因为他们拥有这些特点，所以他们适合被奴役。历史学家在争论到底是什么力量造成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不过，一旦这些不平等已存在，偏见就在促使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特权合理化。告诉人们两个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人们便可以预测群体之间的态度。与穷人相比，上层社会的人更多地把财富视为自身奋斗的结果，是靠技能和努力得来的，而非靠关系、金钱或好运得来的(Kraus和others，2011)。
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比比皆是。直至今日，在实行过奴隶制的地区中偏见还最为严重。19世纪的欧洲政治家和作家们通过把被剥削的殖民地人民描述成“劣等的”“需要保护的”，是一种需要承受的“负担”，从而证明帝国扩张是正当的(Allport，1958)。40年前，社会学家海伦迈耶·哈克(Hacker，1951)指出了有关黑人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如何促进其社会地位低等的合理化：许多人认为这两个群体智力低下、情绪化、未开化，对他们从属的角色“心安理得”。黑人是“劣等的”，女性则是“软弱的”。黑人的处境正恰如其分；女性的位置则是在家中。
社会不平等不仅滋生了偏见，也造就了不信任，实验证明了二者之间的相关：群体之间受到的待遇越不平等，群体间的信任和合作就越少(Cozzolino，2011)。
(7)替罪羊理论。痛苦和挫折(目标受阻)常常引起敌意。当我们遭遇挫折的原因令人胆怯或者尚未可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转移我们的敌对方向，这种“替代性攻击”现象，也许助长了美国内战之后南方地区对美国黑人滥施私刑的行为。1882—1930年之间，当棉花价格下跌、经济受挫的时候，滥用私刑的情况可能就更加严重(Hepworth和West，1988；Hovland和Sears，1940)。近几十年来，仇视性犯罪似乎并不随着失业率的波动而波动(Falk和others，2011；Green和others，1998)。但是，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社会民众就对民族多样性和反歧视法案持更开放的态度(Frank，1999)。繁荣时期，民族和睦更容易维护。
这种替代性攻击的目标是变化不定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又出现经济混乱，许多德国人都把犹太人看成罪魁祸首。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德国--位领导人就阐述道：“犹太人只不过是替罪羊……如果没有犹太人，反犹太分子也会创造出犹太人来。”在几世纪以前，人们曾经把他们的恐惧和敌意发泄到女巫身上，女巫有时在公共场合被烧死或溺死。在当代，“9·11”以后，那些对移民和中东人表现出更多不宽容态度的美国人，会感到更多的愤怒而不是恐惧(Skitka和others，2004)。愤怒激起了偏见。对社会威胁体验不到消极情绪的特殊个体，比如患有威廉姆斯综合征这类遗传疾病的儿童，他们明显表现出没有种族刻板印象和偏见(Santos和others，2010)。没有愤怒就没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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