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研究：认知失调对态度改变的影响

(一)不充足理由与认知失调

假想让你完成一项非常无聊的工作，在完成之后给了你极高的报酬，你对此项工作的态度会改变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费斯汀格和卡尔(Festinger和Carl，1959)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他们让被试做两项极为无聊的工作：第一项工作是解开或绕线，第二项工作是在木板上摆弄48根小木棍，每项进行30分钟。之后告诉被试这项研究的真正目的是想验证完成该工作的绩效如何受他人预先对此工作评价的影响。实验者还给被试说由于人手不够，希望被试能够提供帮助，具体任务就是告诉下一个进来的人这项工作很有意思(撒谎)。被试被分成三种情况，一是没有任何报酬，二是给1美元的报酬，三是给20美元的报酬。实验结束后主试询问了被试对这些任务的喜欢程度，结果如图5-7所示。

图5-7 不同报酬下被试对无聊工作的评价

从事无聊工作时，费斯汀格和卡尔预测不充足理由组(给1美元而撒谎)将经历最大的认知失调，并产生最大的态度改变；而充足理由组(给20美元而撒谎)没有产生认知失调，所以态度发生最小的改变，预测得到了支持。

在这项研究中，费斯汀格和卡尔认为撒谎的被试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减少认知失调：一是增加第三个认知以使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减少；二是改变他们对工作的态度。给1美元的被试之所以态度改变大，是因为他们感受到的认知失调高，而给20美元的被试用高的报酬来解释自己的撒谎行为，高的报酬成了解释违背态度行为的充足理由(sufficient justification)，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新的认知用来解释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因此不太需要改变态度。1美元太少，不能成为违背态度行为的正当理由，而是不充足理由(insufficient justification)。

小的奖励可以引发人们对不喜欢工作的兴趣，同样，较轻的惩罚也会成为人们不做某项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不当理由。阿伦森和卡尔(Aronson和Carl Smith，1963)在研究儿童游戏行为的实验中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中，实验者给了儿童一堆玩具，其中有一个玩具不许他们玩，如果孩子玩了就会受到或轻或重的惩罚。结果发现：玩了这些玩具并受到较重惩罚的孩子并不改变对玩具的喜欢程度，并且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还会再玩这些玩具；而玩了这些玩具受到较轻惩罚的儿童却改变了自己对玩具的态度，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再去违背大人的意愿去玩这些玩具了。可见，在第一种情境中，较重的惩罚成了儿童解释自己行为的依据，而在较轻惩罚情况下，找不到这样的理由，只好改变态度。

(二)自由选择与认知失调

另外一个与认知失调有关的因素是人们做了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时的自由选择性。有选择时认知失调高，态度改变也大；而无选择时人们体验到的失调少，态度也不会有大的改变。林德(Linder，1967)及其同事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中他们让大学生写一篇文章，支持禁止有反社会倾向的人在校园发表言论。实际上正在州议会讨论的这项法案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实验采用2×2(报酬×选择)的因子式设计：报酬有0.5美元和2.5美元；选择分为有选择和无选择。在有选择情况下，向被试强调他们有拒绝写文章的自由；在无选择情况下，没有提到被试有拒绝的权利，只是让他们写这样的文章。结果正如认知失调理论所预期的，在有自由选择时，报酬为0.5美元的被试发生了最大的态度改变，而报酬为2.5美元的一组则没有发生态度改变。在没有选择情况下，认知失调理论不适用，但符合行为主义的强化原理：行为的结果受到的强化越大，人们对行为的态度也越积极。如图5-8所示，只有在有自由选择的时候，人们才能体验到认知失调。

图5-8 自由选择情境下产生的认知失调(www.xing528.com)

注： 此图据Linder、Cooper及Jones1967年的实验结果所绘制。

(三)努力与认知失调

努力与认知失调的关系用阿伦森(Axsom，1989)的话来说就是：你为某件事情的付出越多，你将会越喜欢它。实际上早在1959年，心理学家阿伦森等人就用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中他们让自愿参加实验的女大学生讨论有关性的话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是人们忌讳的一个话题)，同时把被试分为高嘲笑组(被试在公共场合大声念一些淫秽的词)、中等嘲笑组(被试在他人面前读一些与性关联的词)以及控制组。在实验开始之前，研究者告诉被试，为了保证他们讲的是自己的心里话，他们需要参加一个“尴尬测验”(embarrassment test)，实际上这样做是为了上面的分组。参加完测验之后，他们让被试戴上耳机，加入一个团体，一起谈论有关性的问题。讨论完之后，研究者让被试用0～100分评价自己对讨论和小组其他成员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高嘲笑组(97)的被试对小组讨论的评价要远远高于低嘲笑组(82)和控制组。阿伦森指出，努力做一件不好的事情，必然带来较高的认知失调，而为了减少失调，人们只能改变自己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从不喜欢变得喜欢。

(四)决策后失调

人们在任何一个决策做出之后均会产生失调，这种失调就叫作决策后失调(postdecision dissonance)，它可以通过改变对最终选择的评估来减少。布雷姆(Brehm，1965)用实验证明了这种现象。在实验中他先让女性被试看八种东西，如闹钟、收音机、电热水瓶等，然后请她们写出对每件东西的喜欢程度。接着再从其中拿两样东西让被试看，并对她们说她可以拿走其中任何一件她所想要的，最后再请她们对每件产品重新评定一次，结果发现，在第二次评定时被试强烈地倾向于增加对她所选择的物品的评估，而降低对放弃物品的评估。如表5-1所示：

表5-1 决策后失调的减少

注：表中高失调是指对两件物品最初评定很接近，低失调指两件物品最初评定差别很大，无失调是指没有选择权。

总之，当人们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外部的正当理由时，就会尝试寻找内在的理由——以使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更为一致。认知失调理论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在很多情况下，当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无法找到明显的外在正当理由时，往往是“说什么就信什么”(saying is believing)，这种现象被称为“反态度倡导”(counter-attitudinal advocacy)，即一种诱导人们公开表达一个违背自己意愿的观点或态度的过程。比如你想改变你的朋友对抽烟的态度，那么你可以请他作一次反对吸烟的演讲，但是这种通过改变行为而改变态度的方法，运用在大众传播上就有困难了。因此为了改变尽可能多的人的态度还需要借助于其他态度改变的技巧，例如采用说服的办法。

(五)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

认知神经科学也为认知失调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在维恩(Veen)等人的研究中，被试需要争论环境糟糕的实验室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通过f MRI，研究者们发现大脑背侧前扣带回和前脑岛在认知失调的过程中被激活，而且这些脑区的激活可以预测被试的态度改变。而控制组没有表现出这些变化，这项研究揭示了认知失调的神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