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委员会机构的性质和其在外大陆架划界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所处的立场为视角，一些学者认为，委员会的建议不是司法判决或者仲裁裁决，而仅仅是一种技术性意见。这种观点实质上也是否认委员会建议具有法律效力，但与强调建议仅仅具有“建议性”观点的角度不同，它更侧重强调建议主要发挥技术性功能。当然，学者们对委员会及其建议发挥这种功能的立场或者偏向略有差别。
科里乌·斯科菲尔德和安迪·阿里安娜认为:“委员会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提案国的伙伴角色，帮助这些国家确认在外大陆架上的最大主权权利，而不是作为‘猎场看守人’或‘国际海底的守卫者’。”[67]根据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委员会不是法律机构，也不对沿海国提案进行裁决，而是具有技术能力去评估沿海国外大陆架划界是否满足《公约》第76条规定。[68]在这里，委员会及其建议的法律性遭到否定，成为纯粹的技术评估机构，甚至被描绘成沿海国的“伙伴”，是它们权利主张的帮助者，而不是敌对者或者防卫者。因此，从利益衡量角度讲，这里建议的技术性功能立场或作用更加偏向沿海国而非国际海底区域或国际社会。
津琴科在探讨委员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时提到:“委员会本质上对将一个国家的海岸引向大陆架外部界限不感兴趣，它的唯一功能是根据《公约》规定，以其科学方面的能力帮助沿海国和国际社会确定外部界限。”[69]很明显，该观点认为委员会在划界方面持不偏不倚的立场，而且强调委员会唯一的作用只是科学方面，因此建议毫无疑问仅仅是一种科学性的意见而已。安德烈·舍迪对委员会所持立场与津琴科相同，他在研究委员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时认为，委员会是一个技术性机构，用处是评估沿海国打算设定的大陆架的外部界限。[70]“委员会还是一个中立性的机构。”[71]虽然安德烈·舍迪也认为，“沿海国可以从委员会建议中获取立法上的利益”[72]，但这并不影响委员会所持立场的中立性。唐纳德·罗思韦尔也一直坚持委员会建议只是一种技术性意见，他认为:“委员会已在其程序规则中清楚地表明它不会卷入政治和法律争端中。迄今为止，委员会一直严格坚持自己作为科学和技术机构的角色，尽管其建议对外大陆架权利主张的合法性有重大的意义。”[73]这里所指的建议对权利主张的合法性有重大意义与前述建议使权利主张成为合法或具有“合法化”作用的观点不同，前者只是作为一种技术性意见对权利主张可能造成的影响，意见在此过程中仅起参考作用，而后者则是建议本身直接产生的法律作用或效果。(www.xing528.com)
在认同委员会建议是一种技术性意见的同时，国内一些学者倾向于将建议定位为对沿海国权利主张的“管控”或者“限制”，具有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偏向。例如，薛桂芳、王冠钰认为:“委员会并非司法性质的仲裁机构，不具有解决划界争议的职能，是《公约》的执行者，根据沿海国提交的科技数据，参照由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各会员国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科学与技术指导方针》，避免建立起夸大不实的大陆架外部边界。”[74]该观点中存在一个假设性前提，即国家通常倾向于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委员会及其建议的作用就是防止国家过度主张其外大陆架权利。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实践中每一个国家都在尽最大能力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这是国家的一种本能。朱瑛等在研究南极地区大陆架划界引发的法律制度碰撞中，对委员会建议在法律方面的作用评价比较低，认为委员会作为一个由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水文学家等组成的科学团队，仅仅给予各国大陆架划界的科学和技术指导，法律制度上的冲突不是其考虑的范畴。[75]在这里，作者对委员会及其建议的作用不但用了“仅仅”一词，还用了“指导”二字，所谓“指导”，当然是一种不具有强制力的参考意见而已。
可见，关于委员会建议的性质问题，国际法学界似乎并不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或者统治地位的观点。对委员会建议性质的认识之所以存在巨大差异，主要原因应该是学者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有的学者简单从名称角度出发，有的看到了委员会建议在沿海国外大陆架划界中扮演特殊角色，还有的看到了委员会是技术性机构的特点，等等。各有侧重点。而且，很多学者是结合所研究的具体问题才发表了关于委员会建议的性质的观点的，因此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难免受其所研究的问题的视角的影响。要科学准确把握委员会建议的性质，应当进行全面、系统、专门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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