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6日美国正式公布了税改方案，同年11月1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税改方案，12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税改方案。2017年12月22日，特朗普签署了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协商并通过的最终版本《减税和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 Act）完成立法程序，并于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减税和就业法案》对国际资本流动有重大影响的核心内容有：一是将企业所得税税率大幅降低，从35%永久降至21%；二是美国将全球征税体制转变为属地征税体制，对海外子公司股息所得税予以豁免，同时针对跨国公司新增了20%的“执行税”，以限制跨国公司通过与美国之外的分支机构内部交易进行避税；三是降低企业海外利润的一次性征税税率，从原来的35%降至15.5%，从而鼓励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汇回。[9]
尽管税收优惠并非驱动全球资本流向的唯一因素，但是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而言，其制度优势和环境优势明显，税收负担是薄弱环节，因此特朗普大规模的降税弥补了其营商环境的不足，将对国际资本流向美国产生较大吸引力，尤其是在短期内（2—3年）将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以及引导美国资本回流，相应资本的大量流入又将推动美元升值，美元升值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相比服务业，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对成本更加敏感，因此，美国大规模降税对引导包括中低端制造业的回归效果将更加突出。从现有国际价值链的分工体系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占据了制造业中的研发、营销等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生产加工中心，占据的是制造业的中低端环节。因此，美国大规模降税一方面将会对以德、英、法等为代表的与美国投资环境以及产业结构相近的发达国家产生冲击。另一方面，美国大规模降税通过引导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的回归将对现有的制造业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产生冲击，对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形成较大负面影响。(www.xing528.com)
此次税改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中国企业选择投资美国，尤其是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面向美国市场的制造业企业。但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越来越多地涉及先进制造、金融业或高科技产业，伴随着CFIUS安全审查的日趋严格，减税对于吸引中国资本的效果将逐渐递减。
从长期看，美国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税率的下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长期也很可能被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增加所产生的抑制作用抵消。税改对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美国国际收支状况因此而改善的可能性不大。税改的最大问题可能是美国公共债务状况的恶化。中国作为对美的最大贸易顺差国和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必须预先做好准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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