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农历五月初五，春意盎然的时节。
这一天，在中国为端午节，在日本则是尚武节。天一亮，日本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在室内摆放甲胄、武士偶人，庭前高挂旗帜，以祈求本家的男儿成长为优秀的武士。
而在遥远的南洋新加坡，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元帅特意在这一天，召集下属的第7、第2方面军、缅甸方面军及直辖军的所有军以上司令官召开作战会议。一时间，太平洋战场上的日本陆军最高长官齐集新加坡。
寺内寿一出身伯爵，家世显赫，其父寺内正毅作为军阀头目，曾于“一战”期间任日本首相。在中国最劣迹昭彰的是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展开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寺内寿一借助家族势力，进入军界后也是一路青云，屡任要职。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寺内寿一作为陆军的新生代表，出任陆军大臣。上任之后，他积极扩军备战，建立总体战体制，使日本战车在奔向世界大战的路上迈出了疯狂的一步。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又出马首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男爵分庭抗礼。1941年，就任日军最为重要的战略集团南方军总司令官，经略整个东南亚地区。其后不久，就被授予陆军元帅的荣誉。当时的海外日军，共有3个总军，即南方军、中国派遣军、关东军。而日军的元帅，除闲院宫载仁亲王、伏见宫博恭王等几个皇室成员外，也仅有寺内寿一、畑俊六、永野修身等寥寥几人，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等日军名将虽然战功显赫，也只是在阵亡之后，才被追授元帅荣誉。从其履历中不难看出，日本废藩置县虽已超过半个世纪，但封建贵族的势力依然不可小觑。而正是包括皇族在内的老式贵族，全力支持并发动了这场战争。
在日本陆军中，寺内寿一是当之无愧的大佬。他的爱将山下奉文被东条英机排挤，下放到中国的东北担任军司令官，但不久就被寺内寿一要了回来，晋升为方面军司令官。东条英机虽然集首相、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军需大臣等要职于一身，但也只能影响一批愤青式的少壮军人，天皇一旦要遗弃他，他也只能乖乖交权，一点不敢忤逆。而寺内寿一则不然，从组建南方军到日军战败，寺内寿一一直稳坐南方军的头把交椅，其地位之稳无人能撼动。老实说，这才是真正的实力派。
新加坡装饰豪华的总司令部内，从东京专程赶来的大本营参谋次长秦彦三郎中将、第7方面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将、第2方面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缅甸方面军参谋次长一田次郎少将、第14军司令官黑田重德中将、泰国驻军司令官中村明人、印度支那驻军司令官町尻量机、第3航空军司令官木下敏、第4航空军司令官寺本熊市等高官云集。大家正襟危坐，一边老老实实地听着总司令官的训示，一边将思绪飞到了辽阔的西太平洋。
寺内寿一的话严厉得有些刺耳：“国家存亡之关键时刻，更应显现军人之本色，发扬军人之威德，彻底实现决战企图。”
总司令官一向信心十足，此刻却是“国家存亡”的悲壮词句，不能不让人产生过多的联想。日俄海战前，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曾喊出“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口号。而几个月前，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大将，也曾喊过同样的口号。结果，海军在失去山本五十六之后，一个多月前的3月31日，古贺峰一也机毁人亡，追随山本五十六而去。
太平洋战争是海军最先挑起的，结局也是海军最先倒下。
中途岛战败，瓜岛失守，马绍尔群岛丢失，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刻已挤满了美军，菲律宾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已经成为美军新的进攻目标。
不仅如此，随着战线的拉长、时间的持续，日军根基不稳的弱点便逐一暴露出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大力扩充军备，同时抓住日本战争潜力薄弱的致命弱点，在太平洋上四处散布潜艇，猛烈攻击日军的海上运输系统。
1943年12月，日军在太平洋上损失的舰船吨位只有30万吨，一个月后的1月，则高达46万吨。日本国内即便是竭尽全力填补缺口，也无济于事。1943年10月22日，日本大本营命令第52师团火速赶往中太平洋的特鲁克岛救急，但由于运输乏力，直到次年1月才有3个步兵大队赶到目的地。也就是说，日本现在就是使出浑身解数，在预定时间内，也只能将1/3的兵力送达战场。
毫无疑问，日本的战争潜力正在走向枯竭。
土肥原贤二、阿南惟几、町尻量机这几个昭和军阀的中坚分子，战争本由他们而起。战争刚开始时，他们是何等猖狂，何等的不可一世。如今江河日下，他们个个不仅黯然神伤，更是惶恐不安，满心苦涩。
寺内寿一五短身材，浑身透着强悍。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抓起一份文件念了起来，声音不乏威严，但让人听着总有些不切实际的感觉：
“南方军以太平洋正面、缅甸及孟加拉湾正面为主要作战的正面，以菲律宾地区为主要决战的正面。”
如果仅仅是这些，对于日军的各路指挥官来说倒也无可厚非。但听到寺内寿一接下来的话，在座的日军高级将领几乎无人认同：
“作战指导，经常立于主动地位，自主地积极地进行。尤其要采取先发制人、出奇制胜和临机应变的策略。
“迅速结束缅甸作战，然后先在本年内太平洋正面的反击决战（第一期），大致从年末以后指导东、西两个正面的反击决战（第二期）。”
弱者的心理，总是指望对手犯错误，以便自己有机可乘。日军嗜赌成性，山本五十六在珍珠港赌赢了一把，却在中途岛折了一半的本钱，不久又赔上了性命。冒险的代价得不偿失，可日本人总不长记性，明明有前车之鉴，却偏要往南墙上撞。
毛病的根子，当然在日军最高统帅部。
1943年末，日军大本营陆军部由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主持，举行了一次代号为“虎号”的图上模拟演习。演习判断，盟军将从五个方向对日军发起反攻：
（一）从阿留申指向千岛方面。
（二）从太平洋中部指向日本本土及中国台湾岛、菲律宾方面。
（三）从新几内亚方面经澳北指向菲律宾。
（五）从缅甸指向马来亚、泰国方面。
其中，日军最为看重的就是上述第二、五两个攻击方向。
美军从太平洋中部指向西北太平洋，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缅甸方面，怒江东岸集结的中国军队高达20万人，印缅边境也同样重兵屯集。
日军知道，缅甸作为盟军与日军的战略交际地带，既是中、美、英三国的利益交集点，被三国所看重，同时又是日军西进印度，北进中国，最终摧毁重庆政权，与德军在中亚会师的跳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美国方面，似乎将不管欧洲战场如何演变，一定要抢在苏联之前，成为对日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日军如芒刺在背，深知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
1944年1月7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指第1776号命令：“南方军总司令官为了防卫缅甸，得在适当时机，击溃敌军的防御，占据英帕尔附近印度东北部地区。”
这个命令，与日本南方军的想法一拍即合。
早在1942年5月，日军刚刚攻占缅甸，南方军就产生了一鼓作气攻占印度东部的设想。当年8月5日，在总司令官寺内寿一的授意下，南方军正式向日军大本营提出《关于向印度东北部扩大防御地区的意见》。
但是，担任作战任务的第15军却提出异议。第15军自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以下，很多人都认为进攻印度必经的缅西地带，地貌复杂，山河纵横，密林遍布，瘴疠蔓延，交通极为不便，有些地段只有在旱季才能勉强通过汽车。而进入雨季，阴雨连绵，河流暴涨，大树漂流，道路崩坍，汪洋一片，人马根本无法通行。1942年5月，英印军撤退时，在此丢弃的2000辆汽车，以及遗留此地的白花花的人畜骸骨，连一向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人也为之胆寒。凡此种种，根本不适合大兵团行军作战。
上下意见不合，南方军只好暂时收手，日军错失了进攻印度、制约英军的最佳时机，但好战的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并未因此死心。
1943年，南方军组建缅甸方面军，河边正三中将就任方面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被调走，第18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也继任第15军司令官。此时，从南方军到第15军，在3个不同级别的司令官中，除了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的态度尚不明朗外，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都是进攻印度的强硬派。
这套阵容，不能不让人想起6年前的卢沟桥事变。
那时，在北京挑起事变的是日本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第1联队。当时的旅团长正是河边正三，联队长则是牟田口廉也。后来战争扩大后，日军编成华北方面军，河边正三又调任方面军参谋次长，而其方面军司令官便是寺内寿一。
如今，挑起当年侵华战争的3个人又聚在了一起。这种安排，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战争由他们而起，由他们扩大，最后又由他们而失败。历史的诡异时常让人惊诧。
作为下级，牟田口廉也再次充当了急先锋，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演变成这次大东亚战争。假如今后依靠自己的力量进攻印度，能给大东亚战争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话，制造了这场大战的我，就会对国家有个交代，这作为男儿的生平志愿，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两年前，牟田口廉也率领第18师团，踏入缅甸土地的那一刻，就生出了进攻印度的野心。如今，太平洋诸岛相继失守，可以积极用兵的地方只能是缅甸。由缅甸进攻印度，一者可以切断最后一条援华路线，致使中国政府不战自溃；二者又可以打击盟国军民的信心，提振日本已经衰落的士气。
可实际上，牟田口廉也他们有着更疯狂的想法。就像日军在以往所表现的那样，实际想法总要比白纸黑字来得疯狂。他们嘴上说是积极防卫，实际上还是有攻占整个印度的野心。
事实上，进攻印度是日本朝野的夙愿。早在1922年2月，对抗萨长藩阀系的领袖宇都宫太郎病危之际，于病榻之前召集手下的小弟口述遗言。在病榻上，他面对着墙上悬挂已久的世界地图，命供职于参谋本部的土桥勇逸大尉说：“你用红色铅笔把东经60°和170°线圈起来。”尔后望着他的那些大惑不解的追随者说：“拜托诸位，把这些地方都变成日本的领土。”
多年前，为抗衡萨长藩阀系，宇都宫太郎组织了一个名叫“佐贺左肩党”的军阀组织。加入该组织的日本军人，从将官到佐官、尉官，几乎集中了后来昭和军阀的所有骨干人员。这些人中，有做过陆军大臣的陆军元帅上原勇作，有后来挑起热河事变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武力进驻印度支那的土桥勇逸，皇道派军人的核心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小畑敏四郎等，有转战远东各地攻陷新加坡的陆军名将山下奉文，另外还有村冈长太郎、秦真次、山冈重厚、福田雅太郎等未来日本陆军的重要将领。
就这样，攻占印度、瓜分世界成了日本军内一些人的共同目标。
如今，挑起战争的人，终于打算结束战争了。
牟田口廉也向部下扬言，只要3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踏破若开山脉，进入印度的曼尼普尔土邦和阿萨姆邦，攻占英帕尔和科希马，这一带是平原沃野，盛产粮食，只要携带行军所用的口粮，以后的粮食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他总结说：“一滴汽油就是一滴血，让士兵们步行吧。”
听了这句话，部下们立刻想起了他的另一句名言：“要培养勇敢的士兵，首先必须让他们精神异常。”
此时，有一个不愿意成为疯子的人站了出来，他是第15军的参谋长小畑敏四郎少将。之前，他就对牟田口廉也司令所谓“朝天空放三枪，英军就会投降”的话极度反感。战争不是儿戏，岂能对部下公开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呢？尤其兵站参谋的话更令他吃惊：“进攻英帕尔粮食不足，只能拿野草当粮食。这是军司令官的方针，毫无办法。”小畑决定起来反对司令官的疯狂决定。再提意见的时候，小畑长了个心眼，他本人并没有亲自现身，而是鼓动一个师团长出面说：“这次作战毫无道理！”
牟田口廉也闻言一愣，大喝一声：“住口！”(www.xing528.com)
牟田口廉也不傻，他看出是他的参谋长在拆他的台。
他对小畑敏四郎说：“作为参谋长，应该站在辅助军司令官的立场上。但是，你不直接对军司令官提出意见，却借属下之口呈报，实在令人遗憾。”
盛怒之下的牟田口廉也立即请示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要求撤换参谋长。河边正三碍于情面，批准了他的这一要求。
小畑敏四郎只好黯然离去，被发配到了中国的东北。离开缅甸前，他为阻止英帕尔之战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跑到仰光，拜见了河边正三，以恳求的语气说道：“我相信，现在能制止军司令官冒进的，除了方面军司令官阁下外，没有别人了。再三地拜托您了。”
小畑敏四郎虽有战略眼光，却无识人的眼光。此时的河边正三已暴露出战争狂人的本性，也是个十足的好战分子。小畑的期待，自然就成了泡影。
其实，眼下日军即便不从第一线的窘境考虑，也应该着眼于战争全局，进行战略收缩。
日军上下，此时如果有一位头脑足够清醒的战略家，就会看出攻势作战的危险。
同1937年的情势一样，日军本来把作战地域限定在冀北、晋北一带，后来逐步扩大到上海。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最高统帅部还没有表露出进攻南京的意向，前线部队就已攻到了南京城下。结果，战线一再扩大，终于陷入中国的战争泥潭。
缅甸的情况也惊人地相似。开战初期，日军的目标本来只是缅东南的毛淡棉一角。几十天后，又扩大到包括仰光在内的缅南地区。两个月后，又把作战目标扩大到整个缅甸。而缅甸还未完全占领，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印度。
毫无疑问，战线无限扩大到这种程度，早已超出了日本岛国的承受能力。作为常识，当前的日军，就应该停止一切攻势作战。
但令人可笑的是，数百万日军，除了那个被东条英机解除军职的石原莞尔中将外，竟无一人敢于承认现实。
这样一支军队，打胜仗越多，离败亡就越近，他们从一开始就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1944年3月8日，在通往印度英帕尔的羊肠小道上，混乱地挤满了出征的8万日军，以及数千匹军马、活牛、活羊、大象。这支人畜混杂、奇特搞笑的行军队伍，此刻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此战不仅招来了灭顶之灾，而且还捅了一个超级马蜂窝，招致盟军的全线反攻。
本来，盟军方面反攻缅甸早已过了计划的期限，但东南亚盟军的最高指挥官蒙巴顿勋爵，却秉承丘吉尔的暗中指示，以保护印度为一切准则，不肯在缅甸大规模用兵，因而对反攻一推再推。
但是，8万日军不请自来，目标还是印度，这一下，不用中、美两国催促，蒙巴顿就将重兵调了出来。
与缅甸相比，印度才是英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如果说缅甸是英王宝库中的一颗珍珠，那么印度就是英王王冠上那颗璀璨的钻石。
为了保卫印度，蒙巴顿出了血本。他征集16.5万重兵，并以英印军第4、第15、第33军团组成第14集团军，紧急调往以英帕尔为中心的印度东部。
不仅如此，蒙巴顿还纠集英国在东南亚的所有空军，以及战车、火炮。英军用战车将英帕尔团团围住，在英帕尔外围形成一道圆形的铁壁铜墙，而战车之间的空隙，则以自动武器与火焰喷射器封闭。空中，又有数不清的飞机对地面进行支援。
战争真是一场豪赌。日本人看傻了眼，他们哪里见到过这等规模的现代化武器？与英军的现代化武器相比，日军手中的那些三八大盖、少量山炮，简直成了烧火棍。
实力悬殊到这种程度，日军原本以为可以一战而捷的英帕尔之战，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拉锯战。5月之后，缅甸进入雨季，从缅中后方到英帕尔前线，1000多公里的运输线陷入瘫痪，日军给养断绝，弹药耗尽，战斗力下降到40%以下。第一线的日军官兵为了保命，抢掠土著人种在高地上的旱稻，简单脱粒，生吞稻米，勉强充饥。
在英印军步兵、炮兵、空军与坦克的立体打击下，日军只能潜伏在各个山谷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白天，他们不仅不敢生火做饭，甚至不能晾晒一件衬衣。日军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夜战上。但天一放亮，英印军炮火、空袭便铺天盖地地打来，日军的夜战成果立即化为乌有。
而早在战役刚刚拉开序幕之时，英军就在名将温格特的率领下，将三个旅9000多人空降在日军后方，日军的补给线及退路大有被切断之虞。
前线的惨况，断断续续传到了东京的日军大本营。
4月底，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秦彦三郎中将偕同几名高级幕僚，匆匆赶到南洋，探察英帕尔之战的真情。
4月28日，他们到达新加坡，南方军第一课高参堀场一雄大佐，以及南方军航空主任参谋大贺时雄中佐，信誓旦旦地保证，英帕尔作战至少有90%的胜算。
3天后，他们到达仰光，缅甸方面军高参青木一枝大佐声称，英帕尔作战的胜算在80%—85%之间。
秦彦三郎不相信这些参谋的判断，他把他的随员派到了眉谬的第15军司令部。他们回来后说，英帕尔作战没有希望了。
秦彦三郎单独约见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
秦彦三郎中将婉转地说：“以我之见，英帕尔作战还是停下来为妙，你意下如何？”
河边正三颓然答道：“也许不得不停下来，这一战已经失败了。”
大本营特使和作战部队指挥官达成了一致，但南方军司令部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战败的现实。5月5日的作战会议上，南方军统帅寺内寿一仍在嚎叫先发制人，比孤注一掷的赌徒还要疯狂。
令特使更绝望的是，寺内寿一的根基太牢固了。眼下明知仗不能再打了，却无人能叫停失控的战车。带着失望，秦彦三郎回到了东京。
在参谋本部的作战室里，他向内阁首相兼参谋总长东条英机报告：“英帕尔作战的前途极为困难。”
本来，他的随员杉田大佐向他进言：“可以断言英帕尔作战不能成功，请明确汇报这一意见。”但他担心东条英机听不进去，所以没有把话说死。
即便如此，秦彦三郎还是挨了骂。当着军部众多军官的面，东条英机大发雷霆：“战争不到最后是不知道结果的。这样懦弱怎么行！”
其实，缅甸的形势东条英机比谁都清楚。
5月11日，南方军曾致电日军大本营：“缅甸方面军至本年底的消耗估计为7.7万人，第7野战补充队的补充人员均已用尽，望优先考虑补充缅甸问题。”
缅甸方面军损失到这种程度，东条英机难道不明白他们输掉了战争？
但肩挑半个内阁和军部的东条英机缺乏承认失败的勇气，更不敢去面对。他的头脑里面，除了对天皇的愚忠外，便是自欺欺人且失去理性的疯狂念头。作为战争一方的最高负责人，战争还未开始，就应该知道它的结局，没有清醒的头脑，单凭意气用事，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从骨子里来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多是一些懦弱、自卑的小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也不敢承担战败的责任，尽是些管杀不管埋的家伙。惹祸时个个奋勇争先，负责任时却一个个避之不及。英帕尔之战早已失败，他们还是继续增兵，作无谓的挣扎。
7月3日，在连续投入十几万兵力都无法阻止溃败时，日军大本营终于无奈地下令终止英帕尔作战。东条英机此刻也不得不厚着脸皮承认：“事情不好办啦！”
其实，命令还未下达，前线的日军就已开始溃退。此时正值缅甸的雨季，两年前中国第5军所遭受的苦难，如今又悉数奉还给了日军。暴雨连绵，浊流滚滚，道路崩坍，人为鱼鳖，日军数以万计的伤病员不是自杀，就是困厄而死。从英帕尔到钦敦江东岸，沿途1000余公里，到处都是日军的死尸。这些死尸浑身泥泞，一二十个挤作一团，三两个压在一处，千里道路竟成了千里坟场。
而在死尸的身上与身旁，触目可见沾满泥水的三八式步枪，条条块块的破烂军装，更有那些随风飞舞的破烂帽垂。日军效仿法军，在军帽两侧及后面缀上四块黄布，本意是要防晒防风，不料却成了日本兵丑陋的象征。行军途中，帽垂左右忽闪，好似中国儿童遮盖屁股的屁帘子，中国军民痛恨日军的暴虐，便毫不客气地给日军的帽垂送了一个雅号“屁帘子”。如今，浊流烂泥之中，这些“屁帘子”再也没了往日的骄横，同它们的主人一道，化作了缅甸丛林的尘埃。
参战的10万日军，回来的只有5万多人，而这5万多人中一半以上都是病人。至于武器损失，则更为严重。第15师团的一个大队，带回的武器只有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两个掷弹筒，还有一些轻武器，仅仅相当于一个小队的装备水平。检点整个师团的步枪，仅剩600多支，不及战前的1/10。
日军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恼羞成怒，将责任推卸给部下，借口部下不战而退，罢黜了第31、第33两个师团师团长的职务，第15师师团团长内山正文中将也因病亡被罢免。这样，日军一次战败，竟罢免所有的师团长，这在日军战史上也是前所未有之举。
事情还没有完结。从9月到10月，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及其参谋长，一齐被免除职务，改由木村兵太郎中将担任方面军司令官，田中新一中将担任方面军参谋长。而对第15军的整肃，则更为严厉。第15军自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以下，参谋长和主要参谋一概免职，各师团参谋长也被悉数黜退。爱面子的日本人，只因他们让“皇军”蒙羞，便将失败者一一罢黜。
罪魁祸首牟田口廉也更惨。尽管被贬回国，但阵亡者家属与战争幸存者并未善罢甘休，他们将牟田口廉也骂作“鬼畜”，要求东京军部追究他的责任。而牟田口廉也自知理亏，不得不放下身段，四处活动关系，向阵亡者家属百般解释，乞求他们的原谅。
因果轮回，这个挑起卢沟桥事变，以侵略战争登上个人荣誉巅峰的人，最终又在英帕尔之战后大败而归，走进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坟墓。其后半生潦倒失意，在丧失尊严甚至可称为厚颜无耻中度过。
英帕尔之战，日军为他们的邪恶与愚蠢付出了沉重代价，其代价之惨痛是他们无法想到也无法承受的，眼下的悲剧还仅仅是开始。
英帕尔之战结束4天后的1944年7月7日，恰巧是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7周年之日，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最后一道战略屏障塞班岛，在经历了惨烈的“玉碎”战之后，落入美军手中。激战数月，日军自马里亚纳群岛至新几内亚岛的防御壁垒一个个被美军突破，日本东面的战略防御纵深丧失殆尽。
印缅方面，日军的战略态势也在急剧恶化。从3月8日到7月3日，由于日军缅甸方面军的主力被牵制在英帕尔一带，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互为犄角，趁机全面反攻，滇西缅北日军被分割包围。不到4个月的时间，日军已从主动全面转入被动，部分地区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
1944年的上半年，在整个西北太平洋地区，从战线的最东端到最西端，日军的防线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日本本土、东南亚群岛、台湾岛成了盟军进攻的第一线，东京已能嗅到太平洋战场上飘来的硝烟。
太阳旗还未“照耀”到东经60度，就呼啦啦地燃烧着掉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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