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海外移民：二战对英国和法国的影响

目前，外来移民无论在总体数量上，还是在欧盟各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而且，随着欧盟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新移民的进入和原有移民人口的高出生率将成为欧盟地区国家维持人口结构的最主要途径，这表明欧盟外来移民的总体数量和所占比重在未来还将有相当的增长。

习惯于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文化优越感的欧盟国家，在面对本土民族人口日益相对减少的现状时，愈来愈对外来移民产生“多数的恐惧”心理。很多欧盟国家的民众担心，逐步增多的外来移民会挤压自己的生存空间，使自己的国家失去民族特征。有些极端人士甚至认为：这样下去，外来移民将成为一种颠覆性力量，许多欧盟国家的主体民族将丧失对国家的主导权，造成用以支持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机器以及其他制度性资源控制权的削弱甚至是旁落，这是对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下面就以接收东南亚华人移民较多的英国和法国为例，简要分析移民对这两国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1.移民对英国的影响

1997年，英国颁布新的移民政策，放弃先前最小化移民定居的政策，肯定了大规模移民对英国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正面意义。自此，进入英国的移民迅速增加，每年流入的移民超过30万。^[49]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英国国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2007年10月16日，英国内政部、财政部和就业与退休金部联合发布《移民的经济和财政影响报告》，对这两种不同的声音给予了概要介绍。一派充分肯定了移民对英国经济的贡献，另一派则更多地强调移民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50]

（1）报告正面评价了移民对英国经济的积极贡献。相比英国工人来说，新移民在技能、诚信和工作的努力程度上均超过本地工人，并对英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2004—2005年，英国经济增长总额的17%是由移民创造的。此外，调查显示：1999—2000年，在英国的移民缴纳的税款为312亿英镑，花费的公共服务和补贴为288亿英镑，对英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来自移民的这一贡献还呈逐年上升趋势。

（2）教育程度不高的移民从事的均是社会地位相对较低、长期受本地人歧视的行业，因而部分缓解了这些行业长期存在的劳动力短缺的状况。对雇主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某些行业，相比英国本地人，移民更加诚信，更加勤奋，解雇成本相对较低，工资要求不高，且掌握英语或数学等基本技能，因此雇主更愿意雇用外来移民。

（3）移民进入英国后缴纳了88亿英镑税收，支持了英国公共服务，促进英国经济增长，缩减财政赤字并且减少本地税收。

（4）从成本与收益角度分析，移民所携带的子女、父母等都对教育、医疗、养老金等多种公共服务和补贴构成了纯粹的消耗。移民对社会的贡献大大低于其子女和父母消耗的公共服务和补贴。将这些都计算在内的话，移民带来的收益就无法弥补在公共服务资源上的消耗。

（5）移民给英国住房、医院、教育和交通等公共服务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住房严重紧缺，房价日高；英语培训需要激增，导致现有的英语培训学校严重不足；医疗部门服务难度增加，费用上涨；犯罪率上升和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抢劫、枪杀、谋杀等恶性案件明显上升；社区凝聚力下降等。

上述关于移民的负面影响，应当多少涉及印支华人难民。但相对于其他地区来的难民，印支难民是最勤奋、勇于自助且犯罪率较低的群体。此后，英国的东南亚地区华人海外移民主要是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技术移民和留学生。整体而言，包括东南亚华人海外移民的英国华人，他们的失业率、犯罪率低，受教育程度较高，多专注于学术和专业领域，其中约20%在法律、医药等行业就职。此外，从事金融投资、高级管理和专业领域的人数比重也比其他英国人高。^[51]

在严格控制移民总体政策框架下，英国政府明确表态英国的边境大门将会向高技术移民敞开大门，这一政策将会更加吸引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为英国增加劳动力的同时，推动英国经济保持增长态势。

2.印支华人难民对法国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因经济的发展，法国需要大批劳动力，开始陆续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南斯拉夫、土耳其等国签订引进外来劳动力的协议。20世纪60年代末，西班牙人成为主要的外来劳动力团体，其次是葡萄牙人，1975年已达75万。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有70万阿尔及利亚人和大批突尼斯、摩洛哥和非洲国家的移民来到法国，他们当中2/3都是矿工和工厂工人。1974年法国开始对移民潮实施控制，这是因为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得到缓解，同时，还因为经济危机导致当时的失业率上升。(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曾是法国殖民地的印支三国的华裔难民大量涌入法国。随着大规模华裔难民的涌入和归化，法国的移民问题开始引发关注，特别是公众认为难民对法国高福利社会保障政策造成了冲击。

法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在二战结束后研究并借鉴英国和德国的模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以行业为基础，多种制度并存，以‘总制度’为主，其他制度为辅的复杂结构”。1945年，法国政府通过《社会安全保障法》，开始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到1978年时，社会保障人口覆盖率基本达到100%。从保障项目来看，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内容，最重要的原则是：“法国所有公民，不分籍贯、人种和宗教，都一律平等。”因此，移民也理所当然的享有同法国人一样的社会保障权利。但是也就是1978年左右，印支难民日益增多，给法国社会保障制度造成了负担。

（1）印支华裔难民群体中有很多老人，这使得养老保险金覆盖范围扩大

法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直接和深刻的影响，使社会保障制度更加难以维持。法国早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法国60岁以上老人占20.5%，其中75岁以上占7.1%，85岁以上占2.1%，远高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认定60岁以上老人占10%的标准。^[52]印支难民多是携家带口而来，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不少，随着法国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剧，移民年龄结构与整个社会的年龄结构日益趋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性开支也随之增加。

（2）医疗保险中对移民的费用支出大幅增加

法国的医疗制度是中央集权式的，由社会事务部负责控制健康保险，提供资金，并决定医生的费用和医药的价格。1999年7月27日，法国出台“全民疾病保障法”，提出“人人都有健康权”的口号。1999年，法国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高达1327亿欧元，即人均2212欧元左右。为此，社会保险提供了75%的费用。印支华裔难民的医疗保险支出也在此统筹范围之内。特别是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医疗保险开支也随之增加，这对法国医疗保障带来了相当大的负担。^[53]

（3）印支华裔难民失业人员导致失业保险支出增加

1985年以来，法国的失业率就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左右。20世纪90年代，法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滞涨现象，失业人数高达30万，其中外国移民占16%。特别是印支华裔难民，他们主要是非技术性移民，较易受到失业潮的冲击。

国际劳工局的统计表明，1995年，20%的法国移民处于失业状态，而全国平均失业率是12%。这些移民的失业率是法国人失业率的2～3倍。在法国，失业者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即可享受失业保障：年龄在60岁以下。失业前需连续工作六个月以上、有证据证明其正在积极地寻找工作。此外，失业保障还规定：失业者失业前每月工资额小于6018法郎的，给予月工资额70%的补助；失业前每月工资额为6018～10050法郎的，给予月工资额40.4%的补助，同时每天另加56.4%的补助等。不能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则可以通过团结互助制度（名为民间组织，实为官方救济）获得不低于2500法郎的救助。失业率居高不下直接导致失业保险开支的增加，使原本就入不敷出的社会保障计划负债累累。印支华裔难民中的失业者或多或少都受到失业保险或团结互助制度的救济，甚至还有人利用福利国家制度的漏洞，成功地使自己失业并顺利地拿到救济。^[54]

针对法国移民对社会造成的压力，为了保持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与经济的有序发展，法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与调整其延续多年的宽松移民政策。法国颁布了新移民法，变被动的“接受性移民”为主动的“选择性移民”，对凡是能够为法国经济发展和巩固法国国际地位带来贡献的优质移民敞开大门，同时限制那些预期会带来社会公共资源负担的移民入境。为此，法国还专门设立了一种“能力与才干”居留制度——专门为经过法国政府挑选的“高等人才”颁发居留证。^[55]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接纳大量印支华裔难民的原因有三：一是人口因素，法国国内人口出生率低，老龄化严重，需要接纳大量的移民；二是经济因素，战后法国经济飞速发展，需要大量的移民参与经济建设。印支华裔难民同其他地区的移民一样，对法国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及社会文化等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三是印支难民是当时的国际问题，作为原宗主国的法国，接纳印支难民除政治利益权衡外，还有部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

虽然印支华人难民短期间内给法国福利制度造成很大负担，但他们勤勉节俭，善于自助，且有一部分华人难民是携带资产而来，因此，他们很快成为财富的创造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支华人难民集中的巴黎13区，已经成为全欧洲最繁荣的唐人街。1975年随父辈前往巴黎的柬埔寨华人难民陈文雄（Tan Buon Huong），曾在巴黎第一大学获得计算机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他在参与家族企业管理的同时，热心参与社会活动，长期担任法国潮州会馆的负责人。2008年参政，成为首位华人区议员兼13区副区长。他是300年来第一位成功登上巴黎政治舞台的华人。2014年，陈文雄成功当选巴黎历史上首位华人议员。^[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