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和印尼对海外移民的侨汇依存度较高,大量的海外劳工寄回的侨汇客观上为菲律宾和印尼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统计年鉴》对侨汇的统计数据大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移民劳工收入,包括在国外劳务不满12个月的劳工工资和其他收入;二是侨汇,即在国外居住一年以上的出国劳工汇回祖籍地的汇款;三是移民资产转移,即出国时移民带走的财产。[29]菲律宾和印尼都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华人企业对外投资,虽对母国有移民资产转移等负面影响,但也有带动母国出口贸易发展的正面影响。无论是印尼还是菲律宾,其海外移民的主力军是劳务人员,尤其是菲佣和印尼佣,他们的侨汇是这两个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这些海外劳工中华人的数量极少,非劳务输出的华人移民的侨汇也无从统计。因此,无法具体评估华人侨汇对菲律宾和印尼的直接影响。
1.华人海外移民对菲律宾的影响
探讨华人移民对菲律宾经济的影响,需要区分永久移民和劳务输出移民两种情况。因为华人大多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很少通过劳工方式移民。就菲律宾来说,华人海外移民主要是永久移民方面的影响。永久移民本身及所携带出境的资本对移出国而言,当然是资本的流出,但评估这种流失时,还需考虑到海外移民某种程度能缓解国内的失业率,而移民寄送回国的资金和礼物,有助于增加国内亲友的收入,同时,有些商务移民还能发挥国内资源,为其在接收国创业所用。
20世纪60—80年代,有相当规模的菲律宾华人移民前往美国,他们是专业和技术人才,对菲律宾而言,无疑是人才的流失。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华人的亲属移民开始增多,包括前一批移民的长辈和子女,这些移民是菲律宾社会成本的反向转移——这部分华人劳动力空出来的位置被未就业人员直接或间接填补。这批华人亲属移民的离境,其抚养、教育或养老费用由接收国承担,客观上减轻菲律宾经济的负担。海外菲律宾华人回国旅游或探亲所产生的消费,也成为菲律宾的收入。为了增加海外移民回国旅游探亲的收入,菲律宾政府特别策划了“回家”(balikbayan)项目,以招揽包括华人在内的移民回国旅游。该项目对永久移民回国探亲旅游的优惠有:享受到旗舰航空公司折扣票;便捷的入关手续;特别的住宿优待和在国内旅行的便利安排等。这个项目目前非常成功,永久移民回家度假成为当前菲律宾旅游业的主要支柱,菲律宾政府从其中获得了大量的外汇收入。
除此之外,随着菲律宾华人企业集团经济实力的发展,其跨国的投资经营活动也逐步增加。菲律宾华人企业集团跨国发展的原因主要有:躲避菲化政策的制约、寻求更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抵御金融危机的打击等。菲律宾华人企业集团通过国外进行投资,开拓东盟和其他国家的市场,以规避制约自身发展的限制,争取更加优越的环境。如陈永栽企业集团在亚洲各国和美洲、大洋洲建立起跨国经营网,从20世纪80年代起,其先后投资10亿美元在香港建立了福川贸易公司、新联财务公司和裕景房地产公司等;在联盟银行增设国外分行的同时,1981年又在美国收购了海洋银行;1993年在厦门独资开办了厦门商业银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购置300万平方米土地,开办了烟叶和薄荷种植园、畜牧场,接着又投资工业,开办炼铁厂和日产500吨的轧钢厂;在关岛购置了大量土地,兴建大型商场和休闲中心,并拥有当地最大的面包厂;在加拿大,也开设有地毡厂、炼钢厂、面包店和药房等。[30]
这些华人企业集团的对外投资带动了一批华商及其眷属和华资企业管理人员移居国外,成为华人海外移民。诚然,华人企业集团跨国投资及派出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对菲律宾社会而言,无疑是人才和资金的流出。但菲律宾华人企业集团对外投资,也带动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尤其是与利用国内资源、产业和劳动力直接相关的外贸行业、食品加工业、酒店服务业等,有利于提升国内资源利用率和产业及劳动力的竞争力。
2.华人海外移民对印尼的影响(www.xing528.com)
劳务输出是印尼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也是印尼获得外汇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出境的劳务人员中,华人所占比例很小。大量华人劳动力移民,主要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背景下出现的,如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和1998年的“98排华事件”。
大部分印尼华人属于印尼社会的中间阶层,如商贩、店主和中层商务管理人员等。有少部分华人以其特殊的商业才能和辛勤的劳动,在工商业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形成了一个华人工商业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较高的地位。从总体看,印尼华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人家庭的平均生活水平。有极小部分华人大企业家与印尼政府上层人物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利用这种密切关系通过官商合作、利益分享的方式成为举国瞩目的豪商。因此,所谓的“华人富有,华人控制了印尼的经济和财富,剥削当地民族,当地人的贫穷是由于华人的剥削造成的”,不但是殖民地时期荷兰殖民当局的渲染,而且成为印尼民众和社会对华人的相当普遍的看法,这也是为什么印尼的排华活动特别激烈和持续时间特别长的潜在原因。正如王赓武教授指出的,华人和本地人民之间的经济差距,至今仍是双方关系发展遭到阻扰和隐藏着冲突的主要根源。[31]
正是由于在国内遭受排斥和歧视,一部分有能力的华人选择离开印尼,前往欧美等国求生存谋发展。这对印尼而言是一种损失,这些华人海外移民不仅带走了知识和技能,也转移了自身资产。很多印尼的华人大企业主,虽选择在印尼发展事业,但本人拥有外国国籍。如促进中国与印尼在1990年恢复外交关系的印尼大华商唐裕,[32]他在1926年出生于印尼棉兰,祖籍福建安溪蓬莱镇温泉村,是印尼知名企业家,号称“东南亚船王”。他持新加坡护照,照管在印尼的庞大企业集团。又如印尼华人豪商林绍良,早年在中爪哇靠丁香生意起家,后经营面粉厂、水泥厂等生意,并涉足地产和金融业,多次在《福布斯财富》排名中名列印尼首富。其企业帝国的指挥枢纽设在新加坡,晚年也定居新加坡,2012年在新加坡去世。1998年印尼排华以后,印尼华人资本大量转移到新加坡,更是公开的秘密。
此外,印尼华人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其经营范围逐步从传统商业向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拓展,客观上为印尼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相当的积极作用。
总体来说,对东南亚华人海外移民的输出国来说,华人海外移民的影响大体上是消极的。对印尼、菲律宾、印度支那乃至泰国这些不同程度缺乏资本和人才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华人海外移民不但是人才的损失,而且带走数量不等的资金。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言,其出走的华人大多是专业人才和留学生移民,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损失,客观上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输出国政府不同程度上也认识到华人资本和人才流失的负面影响,都不同程度上采取吸引华人海外移民回国的措施,但这些措施似乎成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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