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1997年《国际移民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报告中关于国际移民概念和分类的统一规定,国际移民指任何改变其常驻居住地的人,而其常驻居住地特指此人居住的地方,即此人在某一国有固定的居住场所并长时间居住生活的地方。临时的以出国旅行的方式休闲、度假、经商、医疗或宗教等目的改变居住场所不包括在移民的范畴内。[15]
联合国规定,根据移民改变其常驻居住地时间的长短,国际移民被分为常住居民、长期国际移民和短期国际移民三种类型。规定如表1-1所示。
各国对外国移民和常住人口身份的界定有不同的规定,但都与联合国移民组织的认定大同小异。
表1-1 常住居民和长短期国际移民定义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际移民统计建议》,1997年。
众所周知,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抑或可以说,大规模人口的跨国流动与经济全球化互为表里,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正如戴维·赫尔德(D.Held)所说:“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16]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国际移民规模不断扩大。移民的类型因移民的生存状况而随着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变化有所不同。处境较好的是被称为“智能型移民”的留学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处于中间状态的是劳务工人;处境最糟的是难民和失去家园的寻求避难者,通常被称作“经济难民”或“环境难民”。
关于国际移民理论的研究著述颇多,涉及人口构成、社会传统、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心理素质、价值取向等多重因素。20世纪西方关于国际移民的理论中,推拉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历史—结构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17]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导致了大规模的国际移民,特别是知识经济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下面将介绍主要几个理论,以为本研究之借鉴。
第一,推拉理论。在“推拉理论”中,“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它可以是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以是大量呈现的新机会,也可以是仅仅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纵观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表的诸多研究移民问题的著述,大多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强调移民被“推”往异国的排斥力和被“拉”往异国的吸引力。“推拉理论”认为“推”和“拉”双重因素决定国际移民的存在和发展,但对政治因素、移民本身的主观能动性等变量对移民的影响不够重视。因此随着“推拉理论”不断遭到质疑,更多的学者已经不再简单地去寻找、罗列不同的或特殊的“推拉因素”,而更多地着眼于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在什么情况下、在哪些区域作用于移民行为的“推力”或“拉力”,而相似的“推力”或“拉力”又如何在不同的对象身上发生不同的效应。(www.xing528.com)
第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其以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乔治·J.波亚斯(George J.Borjas)、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Todaro)、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等为主要代表。该理论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行为产生的动因。部分学者主要从宏观上比较移民输出国与移民输入国之间人均收入及就业机会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或具体对移民个体移出之前与移入之后的收入差距做出定量分析,进而指出: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于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如果移民后的预期所得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为就会发生。但这种理论显然不足以解释,与发达国家具有同样明显收入差距的发展中国家中,有些国家一向是移民输出国,而有些国家的民众则视移民为畏途。
第三,新经济移民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theory)。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奥德·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J.Edward Taylor)等。首先,该理论强调移民的动因不应仅仅着眼于分析迁移的个体,而必须以一家、一户甚至一个社区为单位进行剖析。其次,本地与国外的收入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移居国外的收入可能用于增加在原居地的投入,二者各有所图。在此情况下,移民行为并不会因为工资收入差距缩小而中止。再次,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可能不存在收入上的明显差异,甚至可能移入地的收入比移出地还低。可是,移入地由于生活质量高、社会环境优等因素而对潜在移民群体具有心理上的吸引力,因而足以抵消经济上的负效应而依然成为潜在移民群体的理想移居地。这种理论重视移民的群体效应和经济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可用于解释某些地域或某类群体的移民动机,但缺乏对普遍移民现象动机的宏观解释。
第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the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从分析发达国家经济体制内部对于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来探讨国际移民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国际劳动力迁移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发达国家的雇主们(或由政府代其出面)大量雇佣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而引发的。皮奥雷指出,现代发达国家也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动力不愿意进入下层市场,故而需要来自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工填补其空缺。在“双重市场理论”的基础上,阿莱安德罗·波特斯(Ale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进一步指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即再加上一个“族群聚集区”(ethnic enclaves)。他们认为,这一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圈对其原居地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该经济圈的运作需要引进新的廉价劳动力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族群经济圈的形成,移民企业家的地位更显突出,原居地人群往往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动力,从而推动新的移民行为。这个理论有针对性地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推力”因素,但不足以解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相互移民的现象。
第五,历史结构与世界体系理论(the historical-structural theory and world systems)。历史结构理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著名的“依附理论”(the dependency theory),进而达到其影响的顶峰。西尔索·弗塔多(Celso Furtado)、弗纳多·H.卡多索(Fernando H.Cardoso)、恩佐·福勒托(Enzo Faletto)、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们指出:资本主义强权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而迫使不发达国家依附于它们,形成世界范围内位于“核心”地位的工业化国家与被置于“边缘”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工。虽然“依附理论”并没有直接涉及国际移民问题,但是,进入20世纪80—90年代后,伴随着学界对于“全球化”问题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学者将人口的跨境迁移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形成相互结合进行考察。其主要观点是: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国际人口迁移,尽管后者可能呈现出与前者的反向流动,但毫无疑问,国际移民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这一理论实际上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更宏观的世界体系层面,论证处于“核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劳动力,尤其是人才的吸引力,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变动,论证发达国家对高端人才和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每一理论在不同的阶段和范畴内都具有其理论和现实的价值,也必然存在某种缺陷。如历史—结构主义理论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有诸多相同,都认为正是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压榨,才导致了跨国移民和地区形势的动荡。跨国移民现象的实质,正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渗透、扩张,使得边缘国家日益融入以核心国家为主导的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但历史—结构主义高估了资本的作用,而对移民的动机及其行为本身重视不够。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是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进行分割,专注于劳动力市场和劳工移民,但却忽略了网络移民(network migration)或者说移民链(migration chain)在当代国际移民中的重要作用。
本书认为移民系统理论是对当今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移民及定居现象最具说服力的解释。
在强调国际关系、政治经济、集体行为和制度因素等对国际移民影响的前提下,移民系统理论认为,移民系统往往由两个或多个相互交换移民的国家组成,特别强调对移民流两端的所有关系(比如国与国的关系、文化联系以及家庭与社会网络)进行整体性研究。在移民系统理论中对宏观与微观结构的双重结构分析,有助于理解当今移民的模式。宏观结构指的是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状况、国与国关系以及移入与移出国为控制移民与定居所制定的法律与各项制度,它对现代移民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微观结构主要指的是移民链,移民链使得移民过程较为安全、稳妥,有助于增进新移民对移居国的了解。在新移民到达目的地后尽快找到工作并适应环境等方面,移民链有着重要的影响。移民链一旦建立,便会生生不息地运作下去。[18]移民系统理论还认为,对亚裔移民的研究表明移民的决定通常是由家庭而非个人所做出的。家庭提供了经济与文化的支持,使得移民得以发生和继续。[19]此外,移民系统理论还从波恩(W.R.B¨ohning)对移民与定居的“四阶段说”中提炼出了移民—定居模式。从移民发生、定居到生存、发展等阶段详细定位了移民族群的模式和发展趋势。[20]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浪潮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互动,一方面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有技术专长的高素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劳工、难民和非法移民成为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满足了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而国际移民理论则为鲜活的国际人口大迁移以及国际移民新浪潮提供了最适时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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